大航海时代缔造的日本“马甲”
1598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61岁的丰臣秀吉病死。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至今为世人瞩目。即便不提其由一介小民成长为诸侯霸主的经历,但凭丰臣秀吉驱逐传教士、出动十余万军队入侵朝鲜并引发万历援朝战争的种种行为,也注定了他是研究16世纪东亚历史所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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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商旅与中国织物

大航海时代缔造的日本“马甲”

首阳      2025-07-25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7月上,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1598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61岁的丰臣秀吉病死。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至今为世人瞩目。即便不提其由一介小民成长为诸侯霸主的经历,但凭丰臣秀吉驱逐传教士、出动十余万军队入侵朝鲜并引发万历援朝战争的种种行为,也注定了他是研究16世纪东亚历史所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现在的日本京都,仍然留存着许多与丰臣秀吉相关的古迹。例如坐落于京都东山区的高台寺,这里是秀吉的夫人“北政所”宁宁为了给丈夫祈冥福所建的寺院,故而寺内藏有大量珍奇文物,包括一件今年在京都国立博物馆特展上大放异彩的鸟兽纹阵羽织。

日本化的欧洲斗篷?

什么是“阵羽织”?它兴于16世纪,即军阀混战的日本战国时代前后。当时在两军对阵之际,将领们往往会把颜色绚丽的羽织穿在甲胄之外,既彰显自身的威武不凡,也能起到一定的御寒和防雨作用。保存下的阵羽织大多数都是无袖的,看上去很像是一款造型时尚的马甲。出自高台寺的那件鸟兽纹阵羽织之所以声名大噪,除了被丰臣秀吉使用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制作它的材料并非日本原产或引自中国,而是来自万里之外的波斯、如今的伊朗一带。一针一线之中,凝结着跨越时空的神奇互动。

鸟兽纹阵羽织,16 世纪,传丰臣秀吉用,出自京都高台寺,其原料来自当时统治波斯故地的萨法维王朝。遥远中亚的波斯织物经由欧洲商船被带来东方,最终成为日本第一人的华服

波斯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绝不是什么陌生国度,我国古代的金银器与织锦也深受波斯风格影响。16世纪统治波斯故地的萨法维王朝,更是中亚纺织艺术的集大成者,其织锦多使用金银线,以此绣成动物搏斗与花卉图案。不论放在哪个国家的宫廷,这样宝贵的衣料都足以打动天潢贵胄们的心。名扬世界的波斯地毯,在萨法维王朝时就已是伊朗知名外销品,欧洲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贵族均是它的俘虏,目前仅各国博物馆中收藏的萨法维地毯便有数千件之多,足见其风靡。

只是,说东海中的岛国日本能和萨法维王朝产生多么紧密的联系,明显是天方夜谭。丰臣秀吉又是从何处得来波斯织物,用以裁成自己的阵羽织呢?如果我们把视角从日本放到世界,答案便呼之欲出。15世纪以来,恰好是葡萄牙与西班牙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与殖民者此时纷至沓来驶向东方,寻找《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宝藏国度,亚洲各国无一例外卷入这一变局。伴随着战国时代的纷纷扰扰,一批又一批外国商船与传教士驾临日本国土。由于他们是从南方海域而来,日本便按照中国称呼四夷的习惯,将这些欧洲来客呼为“南蛮人”。

按禅僧南浦文之编撰的《铁炮记》,后奈良天皇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载有葡萄牙人的帆船漂流到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所幸船上有一个自称“儒生五峯”的明朝人,他用汉字和日本人交谈,称船上那些长相奇异的乘客是“西南蛮种之贾胡”。这位“五峯”先生就是一度纵横海上的明朝海上走私集团首领汪直。当时种子岛的领主时尧见识到葡萄牙人手里火枪(日本称为铁炮)的威力后,求得两件作为家中珍宝,这是火绳枪传入日本之始。后来,西班牙人也于天正十二年(1584)来到日本平户。

对于战国时代的日本诸侯们来说,想要安身立命,先进的火器与充足的财富都是不可或缺的。刚好,欧洲商人们完全能满足这两项需求。接纳这些外国商船,不止能从他们手中购入火绳枪,还可以征收一笔丰厚的税款,何乐而不为?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以描绘葡萄牙、西班牙商船为主题的“南蛮屏风”在日本流行,不外乎是繁荣的跨国贸易吸引了工匠们的目光。丰臣秀吉的波斯织物,必然也是靠这些欧洲商人的中转才进入日本的。

有人猜想,日本阵羽织的造型借鉴了欧洲人穿着的西式斗篷。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依据。在日本名古屋市秀吉清正纪念馆中,收藏了另一件传说属于丰臣秀吉的花叶纹阵羽织。它由红色天鹅绒制成,遍布用金色和绀色线绣成的花纹,格外抢眼。

天鹅绒花叶纹阵羽织,16 世纪,传为丰臣秀 吉所用,现藏日本名古屋秀吉清正纪念馆。它的形制与花卉纹饰仿照自欧洲斗篷,但实际上可能是由明朝工匠所制

相信不论是谁,只要看上它一眼,马上就能领略到浓厚的欧洲气息,说这是哪个欧洲王室成员衣柜里的珍品也不奇怪。然而,学者们通过对天鹅绒质地以及刺绣技法的分析,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首先,这件阵羽织上的花叶纹饰以及突出的领子,毫无疑问是来自西洋的风格,可能是根据当时某款欧洲斗篷翻刻的,但它使用的天鹅绒却和中国产的特征相符。另外,部分刺绣技法还跟印度制作并出口葡萄牙的产品有共通之处。

如此种种,都证明了这件华服绝非成于单独的某一国,而是在大航海时代东西世界的复杂往来中诞生的产品。当年应该有批中国工匠接到了欧洲商人的订单,而他们按甲方需求织成的布料,则在国际贸易的下一环被贩售去了日本。丰臣秀吉曾经使用过“木下”的姓氏,他的正妻宁宁的娘家兄弟也改姓“木下”。秀吉的大舅子木下家定一族,后来一直世袭“足守藩”藩主(封地25000石)的职务,直到19世纪70年代明治天皇“废藩置县”为止。这件天鹅绒阵羽织是秀吉之物的传说,正是由木下家族口耳相传下来的。

绯地罗纱违镰纹阵羽织,16 世纪,传为小早川秀秋所用。其正面用西洋式的红色纽扣,使之形成鸟居之形,内里绣衣巨大的“永”字,背后是交叉状的两把镰刀,刀柄饰以爱心状的猪目

16世纪的日本,武将之间或为结盟或为自保,常常采用收“养子”的方式联络感情。木下家定的第五子就被丰臣秀吉收为养子,后来这个孩子又被秀吉的宠臣、“丰臣五大老”之一的小早川隆景定为嗣子,改名为小早川秀秋。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老”中的德川家康与丰臣家重臣石田三成之间矛盾激化,引发了1600年的“关原合战”。原本在石田三成一方的小早川秀秋临战倒戈,使得德川家康取得胜利,奠定了德川幕府的根基。可是,不过两年后,小早川秀秋就在没有后嗣的情况下病死了,小早川家自此断绝,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尴尬结果。昔日养在秀吉膝下的孩童,最终断送了丰臣氏的社稷。

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中藏有一套据说是小早川秀秋所有的绯地罗纱违镰纹阵羽织。它由欧洲商人送来的鲜红色罗纱制成,这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布料。这件阵羽织的背面有黑白两色组成的交叉状镰刀图案。特别之处在于,这两把镰刀刀柄上还各绣有一个红色的爱心,仿佛是现代才会出现的俏皮风格。但只要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日本的很多神社建筑上都有类似的心型装饰,其在日本被称作“猪目”(いのめ),使用历史已有千年之久。再看阵羽织的正面,实际上还有更多细节上的巧思。比如一旦把扣子扣上,再配合前襟的菊花斜纹,就能呈现出一座鸟居的造型,这或许是为了向神明祈求在战场上的平安而做出的安排。至于红色小纽扣,则跟西洋服饰如出一辙。更加醒目的设计,位于贴着背部的阵羽织内衬上,此处用青绿色的绢丝绣出一个巨大的“永”字,大概也意味着长生吧。

耶稣会的东方时代

“南蛮”的审美,这么顺畅地进入自视甚高的日本贵族生活里,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16世纪的日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梳理这段历史的话,天主教随着欧洲商船进入日本是不可忽略的一段往事。当时欧洲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令天主教势力大受打击,内部涌现了不少要求革新的团体。1534年,西班牙人沙勿略创立的“耶稣会”就是其一。耶稣会致力于传教事业,沙勿略受葡萄牙国王的委托,远行至印度布教,接着到了马六甲海峡,并在这里遇到来自日本萨摩地方的武士弥次郎。在沙勿略的感召下,弥次郎后来受洗成了日本最早的天主教信徒。

1549年,沙勿略一行抵达萨摩,并从当地统治者岛津贵久那里得到了传教许可。这之后,他又说动大内义隆、大友宗麟接纳自己,从此燃起了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火种。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策略非常实用而明智。传教士们竭力包装自己,尽量不和日本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打个比方,他们选择将“天主”翻译为“大日如来”,仿佛自己只是来自西洋的某个佛教宗派。对于视人命如草芥的战国时代来说,传教士们提倡遵守基本道德,如孝敬父母、禁止奸淫,还屡屡自掏腰包赈济灾民,开办医院治疗疑难杂症,简直是不可多得的救世英雄。

数十年间,皈依天主的日本百姓一跃至数十万人之巨。大村纯忠之类的许多地方领主,也都受洗成了天主教徒,他们还将大片领地奉献给了教会,包括长崎、茂木、浦上等处。尤其是长崎,本身就是天然良港,正好可以作为商船停泊之所。从1570年开始,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便频频出入长崎,使得这里发展成日本首屈一指的繁荣商港。所以,欧洲的商人与传教士,实际上互相成就了彼此在日本的全盛时代,大村纯忠献出长崎的条件就是来此的外国商船必须纳税。日本各地首领,希望通过讨好传教士,吸引欧洲商贩,获得武器与经济收益。而跟欧洲贸易得到的利益,又反向成了传教士们不断接触日本实权者们的依仗。甚至于1582年时,大村纯忠、有马晴信、大友宗麟还派出了联合使团西行觐见罗马教皇,即大名鼎鼎的“天正遣欧使节团”。

丰臣秀吉之前称霸日本的织田信长,也对天主教投去了橄榄枝。他组织传教士们在京都建起“南蛮寺”,令京都的天主教信徒数量飞涨。上杉神社里还保存着据称是织田信长赐给上杉谦信的一件红色天鹅绒斗篷,足见织田信长对西洋文化的喜爱。与此同时,由西洋此时流行的板甲改制而成的“南蛮胴”盔甲亦被日本将领们视若珍宝。葡萄牙的印度果阿总督在1588年就将一套西洋甲作为礼物送给丰臣秀吉。“南蛮胴”盔甲的躯干部分和头盔呈欧洲样貌,可以抵御火绳枪的攻击,而手脚部分则覆以日本甲。在秀吉麾下,连被赐姓“丰臣”的日本名将小西行长,也是一位忠实的天主教徒。此时的日本,可以说上至王孙公子,下至贩夫走卒,皆以“南蛮”人带来的器物和信仰为时尚。那么多阵羽织的设计都有西洋元素,也并不意外了。

实力如滚雪球般愈来愈盛的天主教,引发了丰臣秀吉的强烈不满,他在1587年突然发难,勒令传教士们必须在20天内离开日本回国。虽然这道法令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但秀吉突兀行动的原因却值得研究。那时日本许多百姓都团结在强大的佛教宗派“一向宗”周围,并向不满的诸侯发起战争,即所谓的“一向一揆”。丰臣秀吉害怕天主教会成为第二个一向宗。于是这位“洋装穿在身”的日本之王,亲手制造了“庆长大殉教”的惨案。这时,喜欢欧洲的商品,与厌憎天主教,又成了一个矛盾共同体。

明朝丝绸的东渡

纵然西洋来客对彼时日本贵族的服装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不妨碍中国的丝绸始终占据舶来品中的翘楚地位。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一件黄地牡丹唐草模样缎子阵羽织,传说它是丰臣秀吉赐予安浓津城之主富田一白的赏赐品。富田一白的这件阵羽织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但其所用的黄色面料明显是从明朝输入日本的高级织物。                 

此外,名列“德川四天王”之一的大将榊原康政留下的黑鸟毛“太白”文字模样阵羽织,也一并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件颇具个性的阵羽织正面装饰着一层黑色的鸟羽,背面又用白色鸟羽拼成“太白”两字,而其衣领处使用的同样是来自明朝的“金襴”。

左图为黑鸟毛“太白”文字阵羽织,右图为黄地牡丹唐草模样缎子阵羽织,两者都使用了明朝丝绸

刚刚提及的上杉神社,还保存了一件相当亮眼的服装,即据传属于上杉谦信的“金银襴缎子等缝合胴服”。它在《谦信公御召类长持入记目录》中被称作“缝合せ里白茶御阵羽织”。上杉谦信的缝合胴服可谓名副其实,是用近20种类别和纹样各异的丝缎拼接而成。从其构成图来看,正反两面都有约10条竖条纹,它们将阵羽织的宽度几乎等分,形成一个个近似长方形的模块,模块内部填充以裁剪成各类形状的绸缎,外层大多布料之下还衬有结实的纸张。将明朝传入的华丽丝绸用日本的裁剪方法制成这样一件前卫的战衣,奢华之气不言而喻。

金银襴缎子等缝合胴服,16 世纪,原属上杉谦信,出自上杉神社。此阵羽织使用了十多种布料拼凑而成,风格独特,能使用华美的明朝丝绸是日本贵族的荣耀

除了利用自明朝进口的材料,某些阵羽织身上也能找到源于中国信仰的独特设计。日本战国时代著名武将前田利家和丰臣秀吉在年轻时一同侍奉织田信长,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即便后来两人分属不同阵营兵戎相见,仍能在最后达成和解。天正十二年(1584),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雄的联军跟秀吉对战之际,站在德川家一方的佐佐成政也进攻前田利家以为策应。身在金泽的前田利家听说佐佐成政欲侵犯末森城,便率军潜行至其背后痛击,取得了末森之战的胜利。

日本东京目黑区的前田育德会保存着一件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刺绣菊钟馗图阵羽织”,据说这就是前田利家在末森之战里所服者,由他的妻子“芳春院”夫人制成。芳春院和丰臣秀吉之妻“北政所”宁宁同样交情匪浅,芳春院的四女豪姬被秀吉收为养女不说,她自己后来也成为秀吉唯一的儿子丰臣秀赖的乳母。前田利家的这件阵羽织最醒目之处便是背部被一钟馗像占满。钟馗右手执剑,头上两根帽翅向斜上方高高伸展,显得极具动感。

刺绣菊钟馗图阵羽织,16 世纪,传为前田利家所用,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据说这是前田利家的妻子亲手缝制而成,背部硕大的钟馗像格外引人注目

钟馗信仰大概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的12世纪《辟邪图》中就有钟馗像。时至今日,钟馗依然是日本民间相当流行的神。日本学者池田进在2018年发表《京都市中心域に見出される小鍾馗像全探索—調査》一文,据他统计,仅京都中京区东部和下京区北部这么一小块地方,就有401尊瓦钟馗,密度之高令人咋舌。芳春院想借钟馗之威,为丈夫趋吉避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自唐朝末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中日两国朝廷间的直接往来便显得断断续续,可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商贸的停滞。事实恰恰相反,宋元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可谓一浪强过一浪。元朝时,日本因内战导致大量武士沦为倭寇进犯中国沿海,成了朝廷的一大困扰。明朝建立后,为督促日本严厉禁止倭寇,故而重新和日本官方产生了外交联系。当时入明的日本文人听闻宋濂才名,不惜献上百金,只为求宋濂提笔撰文,留下许多佳话。经典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那位自大又可爱的将军,其原型正是明初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足利义满因积极响应明朝取缔倭寇的要求,从而得到和大明进行贸易的资格。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明成祖朱棣闻知,还特赐谥号“恭献”。

大量明朝皇室赐予的高级丝绸,在朝贡活动中涌入日本。《明实录》记载,永乐三年(1405)日本使者来朝,朱棣下令赐足利义满“九章冕服”一套,另外还有织金文绮、纱、罗、绢一共378匹。次年,因为足利义满剿灭倭寇有功,朱棣再送去包含200匹织金及诸色彩币和60件华服的大礼包。随着日本对明朝丝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不管是官方还是走私贸易的规模都已经超乎想象。像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日本正使一次就购买500匹丝缎带回日本。中国丝绸的工艺高超,日本望尘莫及,这些进入日本的宝贵丝织品自然受到上流社会的热捧。许多日本茶人会将明朝丝绸制成袋子(名叫“仕覆”)用来包装茶具,或装裱悬挂在茶室里的书画作品。这种与茶道颇具渊源、传承有序的丝绸,后来在日本有一个专称,叫做“名物裂”。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就收藏有一批以明朝丝织品制作的“仕覆”,如绀地二重蔓牡丹唐草文金地金襴仕覆、白地云纹金襴仕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品中的明朝织金缎子更是琳琅满目。

金襴仕覆,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日本茶人们会将宝贵的明朝丝织物制作成包裹珍贵茶具的袋子

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后,因为国内战争的结束,阵羽织也完全变为武士礼服的一种,其背部图案往往饰以家纹,威严依旧。不过,终究还是16世纪那些融合了东西世界不同气息的独特阵羽织们,拥有着长盛不衰的魅力。这些日本“马甲”,至今仍在吸引着观众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