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7月上，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福建云霄陈政墓前的石刻具装铠马，据推测很可能是宋代的“轲马”。轲马又称“诞马”，是宋明时期帝王卤簿中的一种，这种马配备全副鞍具马饰，只在仪阵中充当仪仗车队的陈设品

“马甲”，《辞海》注解为：一指马的护身甲；二曰吴语称背心，引清末俞樾《茶香室三钞·罩甲》：“今吴中犹有马甲之称，当即由罩甲而得。”将这两条解释关联起来，不禁引发一场饶有趣味的文化联想：“马甲”一词是如何从战场走向了时尚圈？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一古代战术的金科玉律，也传递出保护战马在战场上的重要性。顾名思义，马甲，即最初用于保护马匹的用具，用今天的话来讲，相当于给马穿上了“防弹衣”。这一配置的出现，与马何时开始参战有重要关系。从《左传》对齐顷公“不介马而驰之”的记载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给负责拉战车的马披上护具的行为，彼时的“甲”称“介”。考古发现的马甲，时间最早的在战国，出自曾侯乙墓，由身甲、颈甲和甲胄组成，着重保护马的头部、颈部和身体。秦汉之际，“介马”这一行为作为传统车战的产物，随着战车退出历史舞台、骑兵兴起，也经历了转型。

在汉末至魏晋战争史的记录中，关于马之护具的文字也频频出现。如《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记载，王昶往江陵击孙吴，“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所谓的“马铠”与“马甲”一样，充当着为马装备的角色。区别在于，“甲”一般指皮革制作，“铠”则为铁制，但日久天长人们也不作细分，常常混用。只不过随着马镫的发明、骑兵攻击力的提升，两晋南北朝时或许只有装备铁制铠甲的战马才能拼搏出头。

在铁制马铠盛行约300多年后，隋唐之际，全副武装的“甲骑具装”在轻骑兵兴起的战场上成为负分项，却摇身一变成了唐代仪仗彰显排场威风的新宠。至宋，马甲具装除了作为骑兵战的基础装备，又衍生出名为“马珂”的华丽分支，负责彰显皇家排场和美学。相比之下，辽、金、夏三朝，战场上的“马甲”文化各有千秋；在蒙古军队的欧亚征战中，战马作为重要资源获得不断升级的防护，让世人见到骑兵的巅峰。然而，火器时代的到来无奈地宣告甲胄与马铠的无用。但很快，“马甲”一词，便在清代八旗制度中重新找到存在感。

作为清朝特有的一项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就已开始筹备建立，设黄、白、红、蓝四旗，统辖所属人丁。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后陆续增设牛录，并另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连以前的满洲八旗，通称八旗。1644年，清军入关后，八旗制度进一步扩大和明确。雍正一再强调：“八旗兵丁，乃国家之根本。”清代八旗皆设有骁骑营，由各旗都统直接统辖，骁骑营中高级兵种满文叫“拨什库”，汉文为“领催”；普通兵丁满文为“乌克甲”，汉文为“马甲”。“满洲、蒙古每佐领下马甲二十人，汉军每佐领下马甲四十二人。” 除作为骑兵参与战争之外，骁骑营的主要任务是守卫北京城，特别是守卫皇城之外的城区以及官方仓库和城门。八旗各旗分别按照满洲、蒙古和汉军设立骁骑营，八旗合起来一共24营。在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中，相当多的士兵私下经商。清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就记载：“有马甲文英阿在汉城开设歇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清朝马甲兵丁，日常应穿行服，与常服一样，有着鲜明的满洲特点，更便于出行，狩猎也更为精短干练。也正是在清代，“马甲”一词与日常服饰产生关联，被正式用于称呼一种已经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多年的无袖上衣。

清代卤簿仪仗骑兵铠甲，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人物铠甲精致华贵，马面帘以铆钉装饰布面，露出眼部和鼻部

让我们顺着服饰史的线索从清代“马甲”向前梳理，在其发展成一种无领无袖的短衣之前，明代也有类似服饰，但略长，男子所穿称“罩甲”“齐肩”，女子所穿称“比甲”。《元史》记载，比甲“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去领袖，缀以两襻”“以便弓马，时皆仿之”。再向前追溯，同类形制的服饰皆有迹可循，如宋元之“褡护”、唐朝之“半臂”，都是一时风尚。若再向前寻迹，便可发现“裲裆”的存在。

东汉刘熙《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南北朝时为“衫”，后来演变为人们熟知的“背心”；秦汉时则称为“铠”，在肩上用皮革扣结起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作为防护。所以也不难得出结论，“裲裆”的剪裁中蕴含着丰富的军事基因。至此，从“马甲”到“人甲”，我们对于历史线索的梳理形成了完整闭环。

由此可见，“马甲”这一看似普通的词汇，实则在中华文明的不断演进中完成了几重身份转变：是战争装备的刚性需求，也曾是制度建构中的身份编码，最终定格为服饰文化的专门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