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我没有一分钟白白度过
白求恩是怎样的人?许多人会脱口而出那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的确,但白求恩本人,远比意义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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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我没有一分钟白白度过

樵棂    2021-02-25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
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因伤口感染,牺牲在抗日前线。
白求恩是怎样的人?
许多人会脱口而出那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的确,白求恩曾是一个时代的英雄符号,是跨越国界、无私奉献的先进榜样,是出现在教科书里那个佝偻在手术台前的身影。
但白求恩本人,远比意义更生动。
1
白求恩出生时,祖父是多伦多市的一名著名外科医生,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则是一名传教士。

白求恩父母

在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的精心调教下,作为家中长子的白求恩,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的白求恩多才多艺,尤以音乐和美术才能见长,同时,他也对生物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在祖父的影响下,白求恩也立志学医。初中毕业后,他进入安大略省欧文桑德高级中学学医。

在安大略省欧文桑德高级中学读书期间的白求恩

当时的医学教育并不能满足白求恩的全部好奇心,因此他一面上课,一面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为了存够高等学府的学费,他当过伐木工、小学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侍应生和记者,直到毕业后第三年,他才攒够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的学费。而这所学校,白求恩的爷爷老诺尔曼·白求恩也曾参与创建。
当白求恩进入大学读书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毕业后,白求恩加入英国海军成为一名军医。
1918年,白求恩从军队退役,并在英国伦敦大奥蒙街儿童医院谋到一份实习医生的工作。
1923年秋,33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并在此邂逅22岁的英国姑娘弗朗西丝。白求恩对弗朗西丝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次年春天便结为夫妇。
一年后,夫妻俩来到美国底特律市,租了一所小公寓挂牌行医。在那时,白求恩就已经展现出医者仁心,他常说:“富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谁来照顾穷人呢?”
他热情地为穷人诊治,却积劳成疾,染上了肺结核。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得了肺结核,就等于接到了死亡判决书。

1923年8月13日,白求恩与弗朗西丝结婚

身为医生的白求恩深知肺结核的传染性,他平静地向妻子提出离婚。弗朗西丝几次拒绝,最后,白求恩坚持,如果不离婚,他便不去疗养院治疗。弗朗西斯只得咬牙同意离婚。
离婚后,白求恩陷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也激活了他的求生意志。凭借自己多年的医学经验,白求恩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直接在自己身上做临床试验。一年后,他真的痊愈出院了。
病愈后的白求恩,接受了加拿大蒙特利尔乐麦吉尔大学的邀请,前往当地任教。他明白自己当初是坚持离婚的,但时过境迁,他发现自己还怀恋着前妻。在火车上,他向妻子写信求和,不久,弗朗西丝也来到了蒙特利尔,两人复婚。
这段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婚姻,却被白求恩的工作热情打败了。他时常沉迷在医学研究中,不仅无暇顾及生活,还会将一些人体器官带往家中。或许,这并不是弗朗西丝想要的生活,两人最终还是离婚了。
此后,白求恩一直独身,终身没有子女。
2
家庭生活的不顺没有让白求恩消沉太久,他继续全身心的投入在医学研究中。
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论文,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此时,北美正陷入经济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反而越来越严重。
1934年,他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体系。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在苏联,他看到了当地免费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深受震撼。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发表宣传。 
白求恩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并全免费用。
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份系统性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此时,白求恩已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不仅关注国内医疗民生,更注意到了国际局势。彼时,全球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已在欧洲蠢蠢欲动。事实上,此后余生中,白求恩的医疗事业又多了一层反法西斯的意义。
1936年冬,西班牙内战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选为队长。在西班牙期间,他不仅为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与中国结缘埋下伏笔。
3
1937年7月30日,中国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白求恩也在这次的宴会上。
通过陶行知,白求恩了解到中国抗战的艰苦,也被陶行知所流露出的民族尊严感所打动,他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援华委员会就已经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通过这一渠道,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支援抗战。

宋庆龄在中国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中国香港,3月到达延安,随即又转赴华北抗日最前线——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
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疾,白求恩把手术台设在了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克服医疗设备不足的困难,他还自制了不少医疗器具——
铁制“助理医生”:正常情况下,做一次胸腔手术,需要3到4名助理医生。战争时期人力有限,白求恩发明了这种铁制装置,外形像一个架子,可以固定在手术台上,利用机械扳手的原理,把人的肋骨辅助翻开,从而节省人力。
肋骨剪:这是白求恩修鞋时产生的灵感。有一次白求恩去修鞋,鞋匠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时,不把鞋翻开而是把剪子直接伸进去将里面的线剪断。白求恩想,要是能把这把剪子用在手术中,就不需要把胸腔翻开,再剪缝合线或是肋骨,只要用手摸到了,用剪刀就能剪断。于是,肋骨剪诞生了。
“卢沟桥”药驮子:游击战的特点是忽东忽西,但医院的药械装备不方便搬动,不能很好地适应战争需要。1939年,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冀中,时值春耕时节,河北农民用毛驴向耕地送粪的粪驮子引起了白求恩的兴趣,他马上联想到可以用粪驮子的原理,做一只箱子,放在驴背上搬运药械。白求恩发明的这副药驮子正好可以放下一套手术器械,取下后放在地上,上面放一块门板就是手术台,非常方便。至于这项工具名字的来历,源自一天清晨白求恩听到民兵们在唱“卢沟桥”小曲,翻译后他感到很有意义,于是给他的药驮子也取名叫“卢沟桥”。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学校讲授了《野战外科示范课》。上课开始后,白求恩先对护士赵冲说,把“卢沟桥”打开。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摆放好。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也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接着,白求恩从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到手术室的撤收,把整个流程展现得井然有序。
白求恩说,一名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他在特殊时期的这些发明,正是他为随时前往一线救死扶伤所做的准备。
4
白求恩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远不止救治伤员和创造工具。
比如,在战争时期,大量伤员都面临着失血过多的问题。白求恩有意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志愿献血中,但是要将现代献血观念普及到群众中,没那么容易。
1938年6月,白求恩在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他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说:“现在,我来操作,你们谁第一个献血?” 
“我来献。”32岁的卫生部部长叶青山挽起袖子。
验过血型后,白求恩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拿出简易输血器,用带着针头的皮管连接在他们紧靠的左右两臂静脉上,皮管中间一个三通阀门,阀门上连着注射器。白求恩把阀门通向叶部长,抽拉针栓,殷红的鲜血便流入注射器,再转动阀门,血液便流入患者体内。
第二个病人推来了,白求恩主动躺在了他的身旁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 
消息传开后,边区的农会、武委会、妇救会纷纷响应,一时间有上千人报名献血,很快组成了初具规模的“群众血库”。
他在播撒先进技术观念的同时,也传递着友善。
1939年春天,晋察冀边区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一天,负责白求恩日常起居的管理员好不容易买回了几斤鲜肉,一心想着要给白求恩改善一下伙食。
白求恩看见肉也非常高兴,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再有一只鸡就好了。”管理员听后,又匆忙到集市上买回一只鸡。
白求恩见状,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如数付给了管理员。
白求恩平时一向艰苦朴素,大家不免有些纳闷:“白大夫,您今天是不是有客人?” 
白求恩点点头,微笑着说:“对啊!是很重要的客人,我要亲自下厨。”
说着,他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而且还不要任何人来插手。
不一会儿,白求恩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来。他笑呵呵地招呼工作人员坐下,说:“我今天要请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哪!你们才是最高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大夫,没有伙夫为我做饭,我就吃不上饭;没有马夫为我养马,我哪儿也去不了;勤务员细致入微地照顾我的生活,翻译帮助我同你们交流……没有你们,我什么也做不了,今天就请你们尝尝我亲手烧煮的饭菜,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一点心意吧!”
5
古道热肠之余,白求恩也是个“暴脾气”。
一次,聂荣臻得到报告,听说白求恩只要有伤员抬进来,就昼夜不息地做手术,已经有四十个小时没睡觉,气色很不好。聂荣臻就请白求恩到他的司令部去。
白求恩有些纳闷:“难道这个会议不能等一等吗?”他问聂荣臻:“现在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员。”
“你有多久没睡觉了”聂荣臻问。
“你就为这事把我从医疗队里叫走吗?”白求恩大为生气,说罢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白求恩在检查病房时看到一个伤员的腿伤因处理不当造成严重感染,愤怒地挺直了身子,对旁边的一名医务人员冷冷地说:“这伤员是你负责的吗?你要受到处分的。他这条腿得切掉,这得由你负责任,你瞧瞧,这根骨头从肉里露了出来,像一只犬牙似的!你怎么会让他的伤恶化到这种地步?你当初为什么不上夹板?”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当得知这名医生是因为没有夹板才导致目前的情况时,白求恩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能成为理由吗?难道说我们就得等着现成的夹板吗?……战士总有现成的武器吗?他们没有武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打仗呢!他们是说好了,我们别打了,等有了武器再说吧!还是挺身上前,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呢?如果没有夹板,就应该想办法做几副夹板,哪怕亲自动手。一个真正的医生就应该这样做工作,我们在松岩口就是这样做工作的。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对待伤员这样漫不经心,还管自己叫做医生。” 
白求恩的不留情面,当然是出于对病人的负责,每位被他批评过的同事都深知这点。 
6
因为同各类疾病打交道,医生本就是危险的职业。而白求恩又是在枪林弹雨中行医,风险自然更大。
1939年10月31日,白求恩跟随医务人员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前线战地救护所。在检查伤员时,他发现一个叫吴明的战士因颈部受伤严重感染,已生命垂危,错过了抢救机会。但白求恩本着医者仁心,还是立即给这位战士动手术。
此时,跟在白求恩身边的李英武大夫见吴明已奄奄一息,无法救治,劝白求恩放弃。不料白求恩一听,大动肝火,“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无论什么时候对待伤病员,哪怕是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们也决不能放弃。” 
因为手术器材和医疗用品极端匮乏,白求恩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裸手为吴明做手术,在取受伤部位弹片时,中指不幸被碎骨刺破,受到了致命的颈部丹毒病菌感染。手术后,白求恩顾不上伤口疼痛,又指示医生高金山,在村西头找了一处安静的看果园小草屋,对吴明实行特殊护理。 
做完手术的第三天,白求恩的中指开始肿胀发炎。为消炎止疼,他将手指放在盐水里浸泡,可不见效果,后又切开中指放脓,依然如故。此时。大家都为他的病情着急,可他却毫不在意地劝慰大家说:“请不要为我担心,就是切掉个指头,我还可以照样工作”。
1939年11月初,华北日军对晋察冀军区发动的冬季大扫荡进入高潮。
从11月2日到11月6日,黄土岭战役前夕,他为伤员做手术13例,还抽空写完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但是,白求恩的手指感染持续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还发着高烧,但他仍然坚持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
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时,白求恩的病情已日趋严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到了战地后,他在两名护士的搀扶下,坚持为伤员做初步疗伤。
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地,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这时,他的体温升高到39.6℃,但他仍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交代助手说:“凡是头部、胸部的伤员要首先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来。”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再次加重。
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可到下午,一阵剧烈地头痛袭来,白求恩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办法,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下午3点,护送白求恩的担架到达唐县境内黄石口村。白求恩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坚决要求担架停住。村长陈同勋安排一行人下榻在村口邸俊星家。
这时,白求恩脸色蜡黄,左臂已变成黑色。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白求恩已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
7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觉得精神略有好转,便挣扎着坐起来,口述下一封遗书,交给聂荣臻: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8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15种。打字机和松紧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写完信后,白求恩把翻译叫到身旁,拿出他的夜光表,交给翻译说:“表,是送给你做纪念的,信,转交聂司令员,并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白求恩说完,便昏迷过去。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与世长辞,时年49岁。
11月17日,聂荣臻率晋察冀军民在唐县于家寨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殡殓典礼。
12月1日下午,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沉痛悼念白求恩大夫。主席台前,毛泽东的挽词写着:“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938年4月,毛主席会见白求恩。白求恩后来回忆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能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
后来,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领导决定,八路军军政杂志要编辑出版《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几天后,毛泽东接到请他撰写纪念白求恩文章的报告,并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完成了影响深远的纪念文章《纪念白求恩》。朱德总司令的纪念文章《追悼白求恩同志》,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明的纪念文章《纪念白求恩同志》也一并发表。纪念册还刊登了白求恩写给毛泽东、聂荣臻的书信及工作报告,写给美共、加共领导人白劳德、巴克的书信共14封。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政府将白求恩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并在1973年时买下白求恩在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的故居,改为白求恩纪念馆。纪念馆于1976年8月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
即便在今天,白求恩对于每一位国人都不陌生,“白求恩精神”代表着“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而“白求恩式的人物”是对一个人人格光芒的最高评价。
1938年8月21日,白求恩曾在日记中写下:

今天动手术,我的确累了,一共做了十个。其中五个是重伤……尽管我的确是很累了,但我从来没有像这样高兴过,我十分满足,我尽了我的一份力量,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特别是看见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充实,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钟,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白白度过,这里需要我。

还说什么不懂情感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1939年10月,为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募集经费和购买药品,预定10月20日启程回加拿大。军区卫生部曾举行欢送会

是的,我们也爱你,白求恩医生。
图源:北京宋庆龄故居与加拿大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的《白求恩生平展》,详见文章“宋庆龄: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参考资料:

《陶行知与白求恩》,载《百年潮》,2017年第1期。
马国庆:《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发表始末》,载《新民周刊》,2019年第49期。
斯图尔特,张军峰,吕伟利:《白求恩:中国人熟悉的“陌生人”》,载《百年潮》,2018年第8期。
张承志:《五十年再读白求恩》,载《天涯》,2017年第2期。
陶短房:《你未必知道的白求恩》,载《华声》,2015年第9期。
薛立永:《揭秘白求恩鲜为人知的火暴脾气》,载《民风•上半月》,2010年第2期。
孟红:《白求恩鲜为人知的故事》,载《党史纵览》,2009年第11期。
王伟:《走近白求恩》,载《读者》,2009年第1期。
金姬,胡慧婷:《还原白求恩》,载《新民周刊》,2006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