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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秋风烈马，江南春雨杏花。不知从何时起，江南地区总被贴上一种只善琴棋书画的标签，在战场上似乎总是逊于北方地区的勇猛悍将。那么，真实历史中的江南人群武力值究竟怎样？

力拔山兮气盖世 江东豪杰的黄金时代

江南地区以独立政治势力登上中原战场，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末年。当时雄踞东南的吴国称王，并一度深入中原参与诸侯会盟。当时来自江南一带的吴越两国军队显然不是中原诸侯可以轻视的军事力量，史载早期吴人“断发文身”，尤其善于在丘陵低山之中灵活作战。《吴越春秋》记载：“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吴人不仅有着更高防御水平的长盾，还有与之配套的适合近距离作战的锋利短剑（考古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且拥有类似方阵作战的成熟军队编制体系，而成语如火如荼便源出于此，《国语》记载：

 “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

“吴王夫差”青铜剑，春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时以精锐步兵为主的吴国在水网密集且丘陵纵横的南方无往不利，对使用传统兵车与徒兵配合作战的春秋大国发起挑战。吴国先是在柏举之战中以三万步兵摧毁楚人近二十万大军，又在艾陵之战中大败十万齐军，最后于黄池会盟中与晋军争夺盟主地位。这一系列强势的军事行动彰显了当时江南吴人的好战之风与军事素养。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浪潮中六国后裔相继崛起，意图在秦末战火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其中，战力最强的莫过于崛起于东南的楚人军队，而其中战力睥睨天下的莫过于项羽率领的所谓“八千江东子弟”。这八千江东子弟在正史中有明确属地来源，即项羽的叔父项梁在会稽郡“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属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这支会稽郡（今江苏南部及浙江大部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是项家军的基本班底。巨鹿之战中，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震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可见当时江南兵卒的武力值之高。这支军队随后随项羽歼灭秦军主力，又入关进咸阳，在覆灭秦朝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后，在楚汉战争中，他们又与刘邦集团鏖战鸿沟一线，堪称秦汉之交的战力担当。

两汉时期，汉朝在与北方匈奴的战争中，虽然主要依赖北方骑兵作战，但来自江南的精锐步兵也屡建奇功，其中尤以“丹阳兵”最为著名。这支强悍的江南武装，其战斗力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吴末年。《三国志》记载丹阳“民多果劲……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下辖今天安徽省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江苏南京以及浙江西北部的丹阳郡（也称丹杨郡）承袭了秦末项羽江东子弟的豪气，继续以轻锐善战闻名天下。

汉代名将李陵便是“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在后来著名的李陵出塞之战中，他带领的这五千丹阳射士步兵自居延出塞，北行千里深入匈奴腹地，并与匈奴单于的主力八万人相遇激战。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李陵率领的丹阳兵在纯步兵的状态下，凭借强悍的军事素养连战八日之久，充分利用战车、戟盾兵与弓弩的协同作战，在戈壁、山谷与树林之间与匈奴骑兵缠斗，最终杀伤匈奴万余人，直至矢尽粮绝方才败散。

电视剧中李陵形象。来源/电视剧《司马迁》（1997）截图

东汉末年，丹阳兵依旧是各方势力争抢的优质兵源，如黄巾起义后，大将军何进曾派都尉毌丘毅专程前往丹阳募兵。而后三分天下的孙曹刘三家也曾与丹阳兵有着密切联系。曹操在初平元年（190）被董卓大将徐荣击败后，主力损失惨重，迫切需要补充兵力，“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这是史籍所载的曹操唯一一次下江南，便是为招募丹阳兵而来。与曹操俱为乱世豪杰的刘备，更是以丹阳兵作为发家根基之一。史载当年曹操攻陶谦（徐州刺史，丹阳人，以丹阳兵为根本），刘备领兵来援，其兵力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外加几千灾民，而陶谦为表感谢直接“以丹阳兵四千益先主（刘备）”，从而让刘备第一次实现军事力量的指数级提升，丹阳兵也成为后来刘备得荆州之前的核心战力所在。

江南地区的丹阳兵更是江东孙氏兄弟的心头好。孙策创业初期，就曾从任丹阳太守的舅舅吴景（吴国太的哥哥）处取得丹阳兵数百作为第一批精锐军事骨干，从而在后来庐江之战中击败太守陆康，一战成名。孙策平定江东后，丹阳郡这一精兵之地成为孙吴政权的核心，而丹阳郡的首府秣陵也改名为建业（南京），成为东吴的政治中心。三国政权创立者都曾青睐于丹阳兵，可见彼时战力强劲。当然，孙氏家族本身也是江东豪族的战力担当，孙坚一家出自吴郡富春县（今杭州富阳区），是当年项羽麾下八千江东子弟的故乡，孙坚与孙策更是早年便以勇猛尚武显名当世。江南（江东）地区在当时的战力之强，也印证了班固在《汉书》之中的记载：
“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影视剧中孙策率兵的场景。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截图

六朝金粉以降 江南勇力的沉寂时期

公元280年，西晋大军兵入东吴建业，三国时代落下帷幕，孙吴引以为傲的江东武力在中原王朝的攻击下分崩离析，江南人的武力值进入沉寂时期。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在西晋王朝统一不过十余年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接踵而至，曾经横扫江东的司马家族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背景下仓皇渡江。 

退保东吴江东故地，在东吴的国都建邺（西晋统一后改“建业”为“建邺”，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名讳又改名“建康”）重建晋室，大量北方士族与平民衣冠南渡，史称“永嘉南渡”。这些来自北方的侨民在江东落脚，与江东吴越土著错落而居，构成了新的江南人群。

建康地理位置。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永嘉之乱前后，吴兴郡（今浙江湖州一带）武力强宗家族作为江南土著也曾为江东武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

“吴兴及从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等族则为地方武力强宗，最为豪霸。”

这里提及周、沈与钱三家便是西晋末年至东晋时代江东土著中以武力著称的豪族，其中如义兴周氏的著名人物周处就曾担任西晋御史中丞，以“除三害”的故事闻名后世，并在西晋末年的平叛中殉国，其子周玘则在西晋末年“三定江南”（三次平定东吴故地的叛乱），为司马睿开创东晋奠定基础。吴兴沈氏一族则以参与王敦之乱的宿将沈充、孤军守卫洛阳的忠臣沈劲为代表，吴兴钱家则以江南名臣钱广与参与王敦之乱的钱凤为代表。

在两晋之交载入史册的吴兴三家可谓江南武人家族的最后辉煌。东晋朝廷在江南站稳脚跟后，便开始对江南土著武力强宗进行严密管控，南渡士族与江南文化豪族的联合，在政治上把持官员选拔，在文化上推崇士族清流，逐渐弱化了江南武人的武力属性。义兴周氏在王敦之乱后基本覆灭，而吴兴沈氏则逐渐转变为文化世家，到南朝宋时的“沈演之”已“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至南梁时还诞生了沈约（《宋书》作者）这样的史学家。钱氏则逐渐销声匿迹。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局部，南朝。来源/南京博物院

东晋后期，长江以南的武力依存基本依靠北方诸州流寓江淮的流民组成的“京口楚子集团”，和其所组成的“北府兵”等军事集团，而混合了南渡移民与江东土著的新江南人则逐渐适应了南朝偏安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繁荣局面，尤其是江南的全面开发与商业城市的出现，更让他们逐渐忘却了北方国土沦丧的忧患。到南梁末年时，江南人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安稳生活后，早已失去了曾经江东武人的善战之风：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此时的江南世家，在长期浸染老庄玄风、沉溺于清谈空疏之学的风气中，早已丧失了对抗北方铁骑的实战能力。不仅骑不了马，甚至出入都需要抬架车舆，身体素质羸弱得让人惊讶。以至于当侯景作为叛将渡江之时，整个江南竟无人可挡，从而造成了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的惨状，而梁元帝也只能依靠王僧辩等北方降将平定侯景之乱，可见江南地区的尚武风气已然所剩无几。

隋唐以后，以关陇政治军事集团为代表的中枢核心主导了整个隋唐两朝的发展，而南北朝以后，骑兵装备的全面升级与骑兵战术的跃进让以步兵战术为主的江南武人更难在北方取得立足之地。纵观整个唐朝军事将领的出身，来自南方的寥寥无几，整个江南基本上全面转入以经济文化发展为主线的阶段。经历五代十国后，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基本南移至江南一带，“苏湖熟，天下足”谚语的出现，反映江南已经成为我们眼中熟知的鱼米之乡。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中，浙江路（江苏南部与浙江）、江南西路（江西）、江南东路（安徽南部）与福建路几乎拿走了北宋全国二十四路中70%以上的进士名额，同样表示整个江南地区的民风已经全面转向诗书传家的文化风气，曾经的江南尚武之风此刻已不见踪影。

瓯窑青瓷莲花碗，南朝。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到南宋时期，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更加依赖南方士大夫的文治，所谓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是今河南汤阴人，韩世忠、张俊与刘光世则清一色是甘陕一带的西北大汉，我们熟知的抗金名将辛弃疾则是山东义军出身，可见南宋立国之初就基本将国防重任交到了北方人手中。直到南宋最后的灭国之战中，指挥宋军最后一击的总大将也是从北方逃难而来的河北降将张世杰。

大明的辉煌 东南崛起的将星荣光

元朝末年，朱元璋以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家一统南方，随后挥军北上直抵大都（北京），最终定都南京，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卫所制以巩固各省国防与治安稳定，而来自北方边患与东南沿海的倭患也迫使明朝军事国防局势吃紧，故而在武举方面大量选拔优质人才，明朝文官也多有投身兵戎的壮举。因此，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又出现了一批颇具能力的将官与著名部队。

当时的江南地区虽然整体延续了唐宋以来的文弱风气，但伴随着南方地方宗族社会的兴起，如义乌一带的农民和矿徒就在大范围械斗之中逐渐产生了较强的军事素养，明朝武举出身的戚继光便以此组练新军，配以精良战船、兵械；又创造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灵活作战，每战对东南沿海的倭寇多得报捷。除此之外，以福建籍将领俞大猷、张经以及后来的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为代表的福建将领颇擅长水战，他们在长期海上作战中积累了较强的水战军事素养，在抗倭与对荷兰作战的过程中取得了重要胜利。

装备水军进行水上作战使用的碗口铳，明。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明末江南人战力的巅峰同样也来自热兵器时代的加持。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时期创立鸳鸯阵等战法，培养出一支战无不利的戚家军；后在镇守蓟镇时，招募浙江兵戍守蓟镇，并对战法进行改革，创新发明车与火器结合的近代阵法，根据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的特点，作战时携战车组成车阵防御，装备以三眼铳、鸟铳、虎蹲炮等各型火器为主力，另装备镗钯、长枪等武器进行近战，在北方边疆有力压制了蒙古人的袭扰，并在万历援朝战争中对倭寇作战大放异彩。在明朝与后金军队的浑河之战中，陈策、童仲揆所率领的来自南方的三千浙兵（蓟镇兵变后重新组编，其中有副将为戚继光侄子戚金）在浑河南岸殊死奋战，用车营抗拒后金重兵，同时远程施放火器还击，杀伤后金军数千人，直至火药告罄，短兵相接，最终力战而败。陈策、童仲揆与副将戚金，以及浙军将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张大斗等大小将校共120多人全部阵亡，书写了明朝末年江南武人为国尽忠的忠贞长歌。

从吴人如火如荼的短剑长盾，到西楚霸王项羽的勇猛豪迈，再到丹阳兵好武习战的高尚气力，展现出古早江南人的粗野质朴与英勇气概，而从南朝大族清流玄风的迂腐之气到唐宋之际文脉传承的书卷流金，则展现出江南之人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气质转变。然而，当家国危难来临之际，江南人同样能重新奋起千钧之重，在为国纾难的高山原野之中泼洒热血。那娓娓道来的吴侬软语中，藏着的不仅仅是富饶的稻米香，也不仅仅是经史子集的书生气，更有藏在江南春雨中蓄势待发的雄浑义气。

参考文献：

1. [春秋]左丘明：《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晋] 陈寿撰/ [宋] 裴松之 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