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入海处，水流舒展，泥沙渐次沉落。一粒泥沙的行程，可能关系着黄土高原的一场降雨，也贯通着中游水库的一次调度、下游河槽的一轮冲刷。亿万粒泥沙经年累月，足以抬高河床、改变河道，甚至在河口处塑造新的土地。水能挟沙入海，沙亦可淤河成灾，黄河水沙关系从无定势，总在冲刷与淤积的反复中动态消长。

黄河之难，正藏在水与沙之间。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

水如何行？沙向何处去？人怎样在水沙涨落间求得长久安澜？循沙问水，串起了中国人四千年的求索，也映照着人民治黄八十年的历史跨越。

黄河入海口的潮汐“树”。摄/渤海湾，来源/图虫创意

水从哪里走：“宽河滞沙”的早期智慧

水无定形，却有其势；河无常道，终究受山川地势约束。中国早期的治水记忆，是从察看地势、疏通水路开始的。

《尚书·禹贡》记述大禹治水，用了一个凝结着早期治水智慧的“导”字：“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此后经过华阴、厎柱、孟津、大伾、大陆，直至“北播为九河……入于海”。一连串山川地名，勾勒出黄河从高山峡谷奔向平原、最后归入大海的漫长路径。治水者察看地势高下，疏通壅塞之处，使洪水沿着可以通行的道路向下游行进。大禹治水由“导”而生的因势利导，成为中国治水传统中最早也最持久的智慧之一。

夏禹题跋像，弘治十一年重刻本《历代古人像赞》

河流需要疏导，决口也必须及时封堵。西汉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洪水向东南涌入巨野，进而使淮、泗，梁、楚一带受害二十余年。汉武帝后来征发数万人堵口，群臣从官“负薪填决”。面对滔滔洪水，汉武帝在《瓠子歌》中写下：“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汉书·沟洫志》记载，瓠子堵合以后，治河者又引导河水回归北行故道。堵住缺口，是解除眼前之急；引导河道，是为洪水寻找长久出路。一塞、一导，共同构成治河的基本办法。

到了西汉末年，贾让把这一认识推进到更广阔的空间。面对黄河频繁溃决，他提出治河上、中、下三策，并说：“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在他看来，一味修补旧堤，把低处填高、薄处加厚，乃是下策。河流如同人需要呼吸，也要有足够的空间。他的上策主张迁移水冲要地的居民，让河水顺势入海；中策则设想开渠、设置水门，平时用于灌溉，洪水到来时分泄水势。

不与水争地，由此进入中国治河智慧。给河流让路，要为洪水保留通道，为滩地和洼地保留蓄滞空间，也要相应调整村落、耕地和人口布局。这种“不争”体现着主动谋划，在土地利用与防洪安全之间作出长远安排。河道受到过度挤占，水患便会在决口和改道中重新寻找出路；河流拥有一定的空间，洪水才有舒展和减缓的余地。

到了东汉，王景将前人治河理念进一步落实为一套工程安排。《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他“商度地势”，凿山破砥，疏决壅积，修渠筑堤，并“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工程自荥阳向东延伸到千乘海口，河道导水，水门分引水势，堤防守护两岸，使洪流有主道可行，其水势有处分泄。早期治河由此又向前迈出一步，人们开始在山川形势之上，用工程设施安排水的流向。

王景河示意图。来源/央视《地理中国》截图

现代学者将大禹、贾让以及王景相关实践所体现的思想概括为“宽河滞沙”四个字：利用较宽河道、滩地和低洼地分散水势，并为泥沙沉积保留空间。古代治河者留下的经验朴素而清楚：导河，重在因势疏水；不与水争地，重在留地容沙。疏水以导势，宽河以容沙，共同构成中国早期治河智慧的底色。

沙向哪里去：从“河本泥沙”到“束水攻沙”

沿着被疏通、被保留的水路，泥沙也随河水一路东行。

黄河进入下游，坡降减小，水势放缓，泥沙便逐渐沉落。河床越淤越高，行水越来越慢，决溢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人们旷日持久为水打开的道路，又一次次被泥沙改写。

北宋时期，黄河水患频仍，河道淤积成为治河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欧阳修在《论修河第二状》中直言：“臣闻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他进一步指出：“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处决，此其常势也。”下游泥沙沉积，河床逐渐抬高，水流受到阻滞，决口风险便会向上游传递。

“河本泥沙”，说出了黄河治理无法回避的事实。决口可以堵合，河道可以疏浚，泥沙却仍会随水而来，遇缓而沉积。治河既要看眼前能否挡住洪水，还要看多年之后河床如何变化，泥沙又将在何处停下。

到了明代，黄河泥沙问题与淮河出路、运河漕运交织在一起。黄河夺淮入海后，黄、淮、运三条水道在清口一带彼此牵制。黄河挟沙而下，淮水入海受阻，大运河又承担着南北漕运。黄河的淤塞甚至决口，牵动的不只是沿岸州县，也关系国家的粮赋调运。治黄、治淮、治运，必须统筹谋划。

（明）陈洪绶绘《黄流巨津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正是在这样的水道格局中四次受命治河，前后历时二十七年。他主持编绘的《河防一览图》，把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铺陈在一幅长卷之上。长期治河中，他注意到黄河泥沙多，水势稍缓便容易淤积：“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致停滞。”古人的数量估计虽然难以等同于今天的科学测量，但其中所把握的规律却十分清楚——沙能否前行，取决于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

《河防一览》书影

由此，潘季驯总结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紧邻河道修筑的缕堤，用来收束常态水流；缕堤之外再筑遥堤，以承受大洪水漫溢和近堤失守的风险；特别险要处，还可增筑月堤层层防护。潘季驯还提出“蓄清刷黄”，希望“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利用淮河清水冲刷清口以下的淤沙，推动泥沙向入海口输送。

在历代治河的成败反复中，水在中国的大地上获得了新的意义：它既是需要约束的洪流，也是可以借用的力量。人筑堤，不是替水规定道路，而是把散漫的水重新聚拢。正如潘季驯所总结，“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水势一旦集中，流速便随之加快，河床泥沙重新起动、随流而下，河槽也因冲刷而加深，行洪能力随之增大，其中揭示的，正是以水之性解水之困的智慧。于是，治河不再是把水与沙分开处置、把患与利截然对立的工程，而是承认水沙同源同流、相激相成的辩证关系。筑堤束水，是为了集中水势；借水攻沙，是让河流释放力量、恢复自身的秩序。

大河何以安澜：人民治黄的水沙答卷

古代治河者已经懂得借水攻沙，但水何时来、来多少、持续多久，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天时。黄河长久安澜，需要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调度，让一河之水与一河之沙变得可知、可算、可调。

1946年，人民治黄事业在战火中启航，尤其花园口决堤让中原人民饱受黄泛灾情之苦。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对黄河故道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组织人员进行故道复堤，成立了专门的治河机构。在中共中央指示下，1946年2月22日，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在菏泽成立。5月，改为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黄进入国家综合规划。王化云等老一代治黄工作者提出“宽河固堤”“上拦下排”“调水调沙”等治河思想，把下游河道的宽与束、上中游的拦与下游的排联系起来。

20世纪后期，水沙失调成为新的难题：一边是来水减少，1972年至1999年的28年间，黄河有22年发生断流，1997年断流时长达226天；一边是河槽淤积萎缩，行洪能力下降，“小水大灾”频频发生。1999年，黄河实施水量统一调度；2002年-2004年，黄委连续开展了3次调水调沙试验，涵盖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干支流水库群，水库群按统一调令蓄泄，塑造可控洪水。数字孪生小浪底集控中心调度工程师李宪栋曾把这股人工洪水比作“刷子”：大水反复冲刷下游河道主槽，卷起沉积在河床中的泥沙，库区形成的高含沙水流经排沙孔洞出库，再由三门峡等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所提供的后续动力，将泥沙一路输送入渤海。这条调水调沙的“接力链”送走的是沙，留下的却是维持河道生命的水。

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如巨龙飞泄，黄河之水天上来。摄/李培献，来源/图虫创意

进入新时代，黄河治理被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全局中重新审视。2013年3月，国务院批复《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把水沙调控、防洪减淤、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保护、流域综合管理体系纳入一张蓝图，形成面向2030年的新一轮治黄部署。从规划蓝图到责任落实，黄河治理继而织起一张覆盖全流域的责任网。2016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把河湖保护责任压实到各级党政领导。如今，全面推行河长制即将迎来十周年。十年来，黄河流域省（区）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河湖长3.2万人，依托流域省际河湖长联席会议等机制，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由分段管理走向联防联控。截至目前，黄河流域共建成311条（段）省级幸福河湖。

全流域治理由规划统筹进一步落实为责任到人的制度安排，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目标也更加鲜明。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成为全流域共同遵循；2021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印发；202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2024年，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再次强调“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从战略、规划到法律，黄河治理逐步形成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制度框架，也走出了一条人水和谐的治河新路。

全流域治理走深走细，靠的是对黄河越来越精细的感知。水文站和水文测报员记录水和沙、收集关键数据，遥感卫星、无人机、在线光电测沙仪等先进设备监测感知，调水调沙提前在“微缩黄河”里预演。2001年，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提出“三条黄河”建设构想，构建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三位一体的现代科技治黄体系，核心目标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依靠原型观测、实体物理模型、计算机数字模拟三者相互印证、联合推演，实现从经验治河向科学治河的转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观察真实河流，在实验室复现水沙运动，再用计算机推演河道变化。如今，这一体系正向“原真黄河”发展，通过人工智能与实测数据相互印证，推动治理从物理仿真走向智能认知，为黄河建立一部实时更新、能够预见未来的“健康档案”。

八十年治黄成效，流淌于大河上下。今天的水沙治理，已经贯通坡面、沟道、水库、河槽和河口——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干支流水库蓄泄调沙，在下游冲刷河道主槽、恢复行洪能力。80年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建成淤地坝6.02万座。自2002年以来，黄河累计开展调水调沙33次，输沙入海37.4亿吨，下游河道主槽平均下切3.1米，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至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调水调沙与生态补水协同，让“不断流”从底线成为常态。如今，黄河已连续27年不断流。

曾经“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经过八十年接续治理，已走向伏秋大汛岁岁安澜。人民治黄所改变的，既是一条大河的水沙关系，也是亿万沿河群众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安的命运。安澜，也由此有了更丰富的含义——洪水有出路，泥沙有去处，河流有生机，人民有保障。

中国陕北黄土高原上蜿蜒的黄河航拍图。摄/仙人板板，来源/图虫创意

历史辗转，堤坝毁了再修，河道改了又改，中国人对水沙规律的认识，却在一代代治河人与洪沙的反复周旋中，慢慢积累起来。千年治河智慧沿着同一条大河不断深入，从疏导筑堤的河工之术，走向审势行水的治水之学，又在八十年人民治黄实践中，保护治理范围从下游拓展至全流域，治理手段从传统走向现代，工作任务从单一防洪，拓展为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等多元协同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兼顾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强化全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推动黄河保护治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黄河从患到治的转变，凝结着认识自然的智慧，也映照着一个国家组织社会、守护人民的能力。

大河安澜，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黄河以母亲一般的水土哺育生民，也以洪流、泥沙和改道一次次考验文明的韧性。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正是在这座“颠簸的摇篮”中读懂水与沙的辩证法，也在一次次抗争与重建中凝聚起守望相助、共护家国的力量。尊重水的规律，让水有其道；顺应沙的行止，让沙有其所；统筹当下与长远，久久为功，方能让黄河在造福人民的道路上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