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源头卡日曲的冬季风光。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世界级大河，从青海的三江源出发向着不同方向奔流，滋养亿万生灵。这片土地是生命之源，亦是文明之脉

约6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开始迅猛向北运动，并在约5000万年前与欧亚板块发生剧烈碰撞。这场持续至今的造山运动，不仅使古老的特提斯海（Tethys）逐渐闭合消亡，更引发地壳剧烈挤压、褶皱、断裂与大规模隆升，最终形成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面积逾250万平方千米的青藏高原。随着高原持续抬升，其庞大的地形屏障和强烈的热力效应，深刻重塑了全球大气环流格局，推动亚洲季风系统的形成与演变。

高原的不断攀升使区域气候逐步变冷，高海拔地区降雪终年不化，积雪层层累积，最终孕育出广袤的冰川。作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是全球中低纬度地区冰川最发育的区域，分布着超过4.6万条冰川，总面积近6万平方千米，冰储量高达5600立方千米，相当于约5万亿立方米的淡水资源，是亚洲最重要的水塔。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世界级大河均发源于此，从冰川与积雪融化的涓涓细流起步，最终奔涌成滋养亿万生灵的万里江河。

江河是地球淡水资源的主要来源，文明总是依河而生。长江与黄河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因此，这片土地不仅是江河的源头，更是中华文化记忆的起点。三江源不仅涌动着自然之水，也是滋养民族精神的源泉。

对“源”的追寻，本质上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寻根。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王朝更迭，但对河源的探索从未停歇——这不仅是地理的探索，更是文明对自身源头的永恒追寻。

河出昆仑：

黄河之水天上来

正如对“源”的执着追寻深植于民族精神之中，“河出昆仑”的传说，便是这场文化寻根最早的诗意表达。这里的“河”特指黄河，而早期文献中的“昆仑”，并非今日地理意义上的山脉，而是被想象为“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的宇宙中心，是连接天地的神山。司马光注扬雄《太玄经》称：“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更言：“天下之山脉起于昆仑。”在这种宇宙观下，“河出昆仑”不仅是地理想象，更是将江河之源与天地秩序相连的哲学表达，正如李白所咏“黄河之水天上来”，便是对自然与神圣合一的礼赞。

随着文明的发展，古人开始尝试将神话地理转化为现实坐标。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虽语焉不详，却使“积石山”（位于今甘肃临夏与青海海东交界处）成为后世探寻河源的重要地理标志。《山海经·海内西经》亦载：“河水出东北隅……入禹所导积石山”，将神话中的昆仑之河与现实中的积石山联系起来，反映出从神话语境向地理认知的过渡。

然而，积石山距黄河正源卡日曲仍有数百千米，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条件有限，古人能抵达积石山地区，并知晓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已属地理认知的极限。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定论。

“石刻明确记载五大夫翳（人名）抵达了‘河源头’，也就是今天的扎陵湖区域，这说明早在2200多年前，秦朝就已组织官方队伍，深入到黄河源核心区。”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认为，在古人的认知体系里，“昆仑”与“黄河源”紧密相连，找到黄河源，便等同于找到传说中的昆仑。这意味着，早在秦代，青海黄河源地区就已不是隔绝于中原的“蛮荒之地”，而与中原文明产生了深度联结。

尕日塘秦刻石所载秦人抵达黄河源的史实，并未见于传世文献，而有明确史籍记载的首次官方河源探索，发生在汉武帝时期。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奉命“穷河源”，即探寻黄河的源头。张骞在西域见一条大河（今塔里木河）发源于一座高山之东北隅，蜿蜒北流，最终注入一个广袤的湖泊——张骞称之为“盐泽”，即今罗布泊。他观察到此湖水“冬夏不增减”，水量稳定，遂推断此水“潜行地下”，向东南潜流千余里，至积石山复出，化为黄河之水。因此，张骞认为黄河发源于西域，其源头应在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是他向汉武帝奏报：“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对此，班固《汉书·西域传》进一步论述为：“其河有两原（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就是所谓黄河的“重源伏流”说。此说被《水经注》等后世地理著作沿袭，成为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关于河源的主流认知，甚至到民国时期仍在流传。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里著名的“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一句其实用的就是“黄河重源说”的典故。

汉武帝听信了张骞的这个“重大发现”，其时昆仑山尚无确指，而“河出昆仑”说又根深蒂固。汉武帝遂将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

汉代以后，张骞“穷河源”的历史事件逐渐脱离史实，被《博物志》《荆楚岁时记》《蜀中广记》等典籍演绎为张骞“乘槎泛海”至天河而遇织女的传说。这一故事将地理探索神化为一场穿越星河的浪漫之旅，而唐代诗人对此典故情有独钟。胡曾《咏史诗·黄河》就有：“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杜甫在《有感五首》中也写道：“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而刘禹锡的《浪淘沙》更将这一意象推向极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然而，黄河之源终究不在银河，而在高原雪岭之间。当唐代诗人们仰望星空之时，另一些人已踏上高原去找寻真实世界中的黄河源头。

河源出星宿：

否定“伏流重源”说

今天，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腹地，一片广袤的河湖湿地静静铺展，名为星宿海。藏语称“错岔”，意为“花海子”，位于青海玛多县境内，东与扎陵湖、鄂陵湖相望。从高空俯瞰，无数泉眼、湖泊与沼泽星罗棋布，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宛如繁星洒落高原，故得此浪漫之名。相传西晋张华《博物志》有“河源出星宿”的记载，但此书早佚，后世辑本也未见此条。

星宿海，黄河源头地区的重要湿地，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星宿海藏语称“错岔”，意为“花海子”，东与扎陵湖、鄂陵湖相望。从高空俯瞰，无数泉眼、湖泊与沼泽星罗棋布,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宛如繁星酒落高原

隋唐以降，随着中原与青藏高原的深度互动，对黄河源头的认知逐渐从西域转向青藏高原。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命将领刘权经曼头（今青海共和县西南）、赤水（今青海兴海县），于今青海果洛与海南一带设立河源郡，并置积石镇，推行屯田。尽管其辖区尚未涵盖真正的河源区，但“河源”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出现，标志着官方地理认知已明确将黄河源头指向青藏高原腹地，而非西域。

唐代与吐蕃交往频繁，河源地区成为唐蕃古道要冲，亲历者记载渐多。唐贞观九年（635），吐谷浑犯境，唐军击败吐谷浑，唐将侯君集、李道宗等率军追至柏海。《旧唐书·侯君集传》记载：“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即星宿海），至于柏海（扎陵湖、鄂陵湖），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玉山，观河源之所出焉。”这是史籍上首次留下对河源地貌的实地描述。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亲迎文成公主于河源地区。据学者考证，迎亲路线亦经星宿海一带，表明该地已是唐蕃交通的重要节点。而这次护送文成公主的，正是李道宗。之所以派遣他送使，除了其李氏宗亲的尊贵身份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就是他对入蕃路线的熟悉。

长庆二年（821），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途经河源，在其所著《使吐蕃经见纪略》中，其记录更为翔实：“河源有三山，中曰紫山（今巴颜喀拉山），吐蕃谓之‘闷摩黎山’，而河源在其间。”其所指，正是星宿海周边水网密布的高原盆地。唐代频繁的人员往来，使河源地理信息得以传播。杜佑在《通典》中明确指出：“蒲昌海（罗布泊）乃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与积石河通。”这一判断，从根本上否定了“黄河潜行地下”的谬说。

元代是最早专门探勘河源的朝代。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派遣女真人都实为招讨使，和其弟阔阔出一起率队前往青海地区探求河源。这次考察，不仅第一次明确黄河河源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而且彻底否定了汉代以来盛行的黄河“伏流重源”说。特别是在指出星宿海是河源的同时，还提到一条由西南往“东北流百余里”，汇为火敦脑儿的支流。当时他们很可能是将其作为黄河正源来记述的，如果这一源流即是现在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那么，当时的认识与现代科学调查结果完全吻合。从保存至今的元代陶宗仪《黄河源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河源的认识已相当清楚。根据阔阔出所述河源考察记录整理而成的《河源志》还细致记载了源区自然景观和动植物情况：“昆仑以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这是当时对黄河源地理位置最接近现代地理学的记载，也是源区环境的最为细致的记载。

阿勒坦郭勒：

“真黄河之上源也”

此后，明清两代也都对河源有过考察，进一步明确、丰富了黄河源的地理认知。如明洪武十五年（1382），奉命入藏的宗泐和尚返回途中经过河源，在《望河源》诗后记道：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

“抹必力”应该就是唐人刘元鼎提到的“闷摩黎”，即今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通天河（长江上游），说明当地藏人了解巴颜喀拉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东北，也说明当时已将黄河称“抹处”（今译玛曲，是藏语黄河的意思）。

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帝派遣内阁侍读舒兰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舒兰、拉锡一行于当年农历四月从京师出发，于六月抵达星宿海一带，发现“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这一次，他们从星宿海又往上走了两天，发现星宿海之上有三山，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三河东流入扎陵湖。他们将结果绘成《星宿河源图》，中间一支河流最长，倾向为黄河正源。

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帝又派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往河源地区测绘地图。在次年绘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中，绘有黄河源的三条支流，中间一条注为阿尔坦必拉，这证明从1704年开始，中国的河源考察已经取得了正确的结果。河源的三支河，北支是扎曲，西南支是卡日曲，西支是约古宗列曲。这些与现代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

黄河源头卡日曲。依据“河源唯远”原则,兼顾流量、流域面积、地质构造及历史习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被确定为黄河正源

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当时认为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进行祭祀的缘故，于是乾隆接受章嘉呼图克图的建议，专门派遣大学士阿桂的儿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告祭河神，并进一步勘察河源。七月，阿弥达返回复命，上奏称：

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崖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阿弥达提到的这条“阿勒坦郭勒”就是卡日曲，这说明阿弥达的调查重新肯定了卡日曲是黄河正源。

面对勘察黄河源头取得的进展，乾隆十分高兴。为此，他不仅专门撰写《御制河源诗》，还命令编撰《河源纪略》并收入即将完工的《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河源纪略》中的“提要”记载：“星宿海西南三百余里，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独黄；又西有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流泉百道，入阿勒坦郭勒，是为黄河真源。为自古探索所未及。”可见，乾隆肯定了阿弥达等人勘察黄河源头的结果。

民国时期，对河源也曾进行过勘察，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37年，四川陆地测量局在测量后绘制的1∶10万地形草图上将扎陵湖错标成鄂陵湖，结果使“西扎东鄂”变成了“东扎西鄂”。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黄河河源查勘队对河源地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行程5000千米的考察。1978年，青海省组织综合考察，确认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并恢复扎陵湖、鄂陵湖的传统命名。2008年9月至10月，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三江源科考活动，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等15家单位的46名队员，历时41天，对长江、黄河、澜沧江19个源头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科考队依据“河源唯远”原则，兼顾流量、流域面积、地质构造及历史习惯，最终确定：黄河正源为卡日曲，其上源为那扎陇查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各姿各雅山，地理坐标为东经96°20′24″，北纬34°29′32″，海拔4868米，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扎朵镇。

长江正源：

突破“岷山导江”的千年误读​

黄河与长江这两条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河流，共同见证了无数沧海桑田的变迁。但相较于黄河自先秦便被赋予“河出昆仑”的神圣地位并引发持续探寻，长江源头的认知长期囿于文献误读与地理隔阂，《尚书·禹贡》所言“岷山导江”遂成为千年主流观点。“岷山导江”意为大禹疏导长江来到了岷山。值得注意的是，此岷山并非今日四川省内的岷山，而是指甘肃天水西南的嶓冢山。而这里确有一条大江——嘉陵江发源于此。其后的《山海经》《水经注》都沿用这一说法，使“岷山导江”的说法更加深入人心。《孔子家语·三恕》记述孔子对子路所言：“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把嘉陵江当作长江正源，尤其是在汉武帝确立《尚书》五经之首的地位后，“岷山导江”的说法更深入人心。

在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处的囊极巴陇拍摄的辫状河道。长江源伸入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有大大小小十几条河流。在200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三江源头科考活动中，确定当曲为长江正源

唐代，唐蕃古道形成后，青海玉树地区成为重要的驿站和通道，使得人们对金沙江上游通天河有了相当了解，对江源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在安南（今越南河内）做幕僚的樊绰在《云南志》中写道：“江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牦牛石下，故谓之牦牛河。”此处的“江”指金沙江，他虽已经知道金沙江“流入了长江”，但囿于“岷山导江”的认识，仍以嘉陵江为主流，而以金沙江为支流。

汉唐以来，人们虽对金沙江有了更多了解，但并没有发现它为长江的真正源头。宋代传为巨然的《长江万里图》、传为李公麟的《蜀川胜概图》等都将岷江作为长江正源来绘制。

明崇祯十一年（1638），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前人笔记，发现金沙江在流程上长于岷江。若仅以流程为依据，将较近的岷江视为长江本源，显然是逻辑上的错误。因此，他得出结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为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徐霞客决定沿金沙江继续逆流而上。他到了云南丽江的石鼓，因身体原因而未继续溯江西上。尽管如此，徐霞客对传统的“岷山导江”说提出了质疑，同时明确提出“江源唯远”的原则，这对后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清初开始，清廷便多次派遣使臣深入青藏高原，系统开展对长江源头的实地探察。康熙五十六年（1717），为绘制全国性舆图《皇舆全览图》，康熙帝派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三人赴青海西部江源地区进行地理勘测。他们“逾河源，涉万里，如履阶闼，一山一水，悉入图志”，当时实地勘查绘制的地图中已绘出通天河、木鲁乌苏河等河流，这表明清初已大体摸索出了长江源区的水流脉络，对长江上源的山系有了大致认知。但楚尔沁藏布一行对江源的认识还是不清楚，他们抵达巴颜喀拉山东麓，但见河流众多，密如蛛网，却无法肯定哪一条河流是长江正源，只好以“江源如帚，分散甚阔”而笼统记述，未能确立长江正源。

乾隆年间，礼部侍郎齐召南在《水道提纲》中述及金沙江的上源木鲁乌苏河（即通天河）是长江的上源，还兼及木鲁乌苏河的上源托克托奈乌鲁木伦河（即沱沱河）的情况，不过对于长江最上游众多水流的细节仍模糊不清。清末民国时期，仍有科考人员深入江源地区，但受限于复杂地理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又缺乏更先进有效的测量手段，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并无真正突破。

长江正源究竟在何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组织能力的提升与现代科考技术的应用，这一千年追问才迎来科学解答的契机。1976年和197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先后两次组织江源调查队，深入江源地区，进行了详尽考察和研究，发现长江源伸入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这里有大大小小十几条河流，其中较大的有三条，即楚玛尔河、沱沱河和当曲，根据当时的测量数据，沱沱河最长，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确定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然而，随着测绘技术的进步和地理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发展，当曲与沱沱河的源头数据也在不断刷新。在200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三江源头科考活动中，测得沱沱河的最长支流长度为348.63 千米，当曲则为360.34 千米，比沱沱河长出11.71千米，从而确定长江正源为当曲。当曲上源为且曲，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北支5054米无名台地东北处，海拔高度5039米，地理坐标为东经94°35′55″，北纬32°43′54″，行政隶属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结多乡。

澜沧探秘：

“众水之母”源头的科学界定​

在这片被称为“中华水塔”的青藏高原腹地，还有一条大河自雪域奔涌而出，向南穿越峡谷，流经六国，最终以“湄公河”之名注入南海——这便是澜沧江。“湄公”出自泰语，直译为母亲河，引申为“众水之母”，她的地位不言而喻。无论是茶马古道还是吴哥文化，都离不开澜沧江（湄公河）的泽润。

“澜沧江”之名始见于唐代中后期樊绰《云南志》，该书对其源头只模糊记载为“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这一认知后来被宋代程大昌绘于《禹贡山川地理图》中，即《樊绰黑水图》。从唐至清初历代有关澜沧江源头的认知都不甚清晰，诸多历史文献在谈及澜沧江的源头时都只言其“源出吐蕃”，并无明确源头标识。

对澜沧江源头的认知转变发生在清康熙年间。为绘制《皇舆全览图》，康熙派人进行全国测绘，其结果集中表现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上谕中，其中包括对澜沧江源头的认知：“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噶尔几杂噶尔山，名杂楮河。一源于喀木之济鲁肯他拉，名敖木楮河。二水会于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为九龙江，流入缅国。”杂楮河即今杂曲，敖木楮河即今鄂穆曲，察木多即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青藏铁路跨过沱沱河的辫状河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组织能力的提升与现代科考技术的应用，黄河、长江、澜沧江正源才得到科学确认

1914年，周希武作为勘察边界大员周务学的随员，与牛载坤合作赴玉树考察。周氏“访问长老，参考图志”，深入考察玉树地区的山川风俗、形势要隘，并参考旧时档案，写出《玉树调查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澜沧江的源头及周围水流情况：“澜沧江上流有二源：北曰杂曲河，南曰鄂穆曲河。”这是周希武对澜沧江上游水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后，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对澜沧江源头的考察逐步走向科学化与系统化。1999年6月27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刘少创率队抵达澜沧江源区，考察队通过现代技术，认定扎阿曲为澜沧江正源。2002年9月，刘少创测量结果最先发表在武汉大学出版的《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并提交国际湄公河委员会。

2008年，在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三江源综合科学考察中，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科考队运用遥感、GPS定位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对澜沧江源头进行了系统比对。最终确定澜沧江正源为扎阿曲，其上源为谷涌曲，发源于唐古拉山北麓采莫赛东部，地理坐标为东经94°40′51″，北纬33°45′46″，海拔5177米，行政隶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

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正源的逐一确认，标志着这一被誉为“中华水塔”“亚洲命脉”的生态高地，完成了从传说走向科学、从模糊走向精确的认知跨越。

生生不息：

守护中华水塔的时代使命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再找出三条同样的大河，其源头竟是如此之近，血脉相连。三条世界级大河，从这里向着不同方向奔流，滋养亿万生灵。溯源而上，我们追寻的不仅是江河的起点，更是中华文明与自然共生的原点——这片土地，是生命之源，亦是文明之脉。

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直接关系数亿人的饮水安全的生态环境。其水源涵养能力、气候调节功能与生物多样性价值，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然而，20世纪后期，受全球气候变暖与过度放牧等因素影响，三江源生态一度严重退化，湖泊大量消失，野生动物锐减，水源涵养能力减退，生态“警报”频频拉响。

守护“中华水塔”刻不容缓。2003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系统性保护；2016年，中央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从试点的12.31万平方千米到扩大到19.07万平方千米，成为全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高寒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同时，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管理保护原则，针对体制试点范围内10多个保护地人为分割、各自为政、条块管理、互不融通的“旧疾”，国家公园进行了功能重组、优化组合，完成“一块牌子管到底”的历史性变革。

2022年，扎陵湖、鄂陵湖湖泊面积较2015年分别增长74.6平方千米和117.4平方千米。同时，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湖泊数量由原来的4077个增加到5849个，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千米。“千湖之景”再现黄河源头。

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从试点的12.31万平方千米到扩大到19.07万平方千米成为全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高寒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公园

黄河源头之变是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向好的缩影。监测数据显示，三江源水资源总量明显增加，每年向中下游稳定输送近千亿立方米Ⅱ类以上的优质淡水；湿地得到原真性保护，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强，藏羚羊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现在的7万多只，难得一见的雪豹、金钱豹频频亮相，白唇鹿、野牦牛、藏野驴在源头大地自由奔跑，猎隼、黑颈鹤、金雕等猛禽在蓝天翱翔，兔狲、藏狐等网红精灵在草原繁衍生息……三江源头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在此翻开新的篇章。

（参考资料：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任晓刚《寻源记》；杨勇《发现三江源》；《黄河故事·治理篇》；李后强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100问》；黄兴能《徐霞客溯江纪源的科考意义》；王雯静、万玛加《三江源：江河势起万物生长》；宋明慧《“中华水塔”的生态蝶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