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寺。塔尔寺坐落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相传,宗喀巴出生时,脐带血所滴落之处长出了一棵旃檀树，后来宗喀巴便嘱咐母亲以此树为心建造佛塔。塔尔寺正是先有塔而再有寺

“东北方向的那个地方，会有显密教法的主宰、怙主上师宗喀巴大师降生。未来，此清净圣地将成为这位大师教化的刹土，如来狮子吼会在那里现证正等觉菩提。”据说，这是文殊菩萨所下的授记。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即应此预言降生在青海。他的诞生地，正是今天西宁湟中塔尔寺的大金瓦殿之所在。

建寺源自一缕头发

宗喀巴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佛缘。他3岁受居士戒，7岁受出家戒和沙弥戒，16岁起前往卫藏地区各大寺院游学辩经，30岁受比丘戒。因其学问精深，很快便折服了无数信众。明永乐七年（1409），宗喀巴创建了拉萨甘丹寺，标志着格鲁派正式形成。明永乐十七年（1419），宗喀巴在甘丹寺圆寂，世寿62岁。

对出家人来说，最难斩断的无非是与俗世中亲友的感情。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22岁的宗喀巴收到母亲的家书：“我已年迈体衰，希望你一定要回到家乡来。”随信送来的还有一缕白发。人非草木，但路途遥远难测，兼之要中断修行，宗喀巴思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回乡。取而代之的是他派人将用自己鼻血绘制的自画像、狮子吼佛像印版等宝物送到母亲跟姐姐手中。在回信里，宗喀巴解释道：“请在我出生的地方以旃檀树为塔心建造一座佛塔，如此和我回乡也没有什么差别。”原来，传说宗喀巴出生并剪脐带时，血滴落在地，随后这里就长出了一株旃檀树，具有十万枝叶，每片树叶上的纹路仿佛画师绘制的佛像。

宗喀巴的母亲固然悲伤，但还是按照儿子的意愿以此旃檀树为中心柱，修起一座聚莲宝塔。此后百余年里，该塔经历多次重修，形制屡有改变。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高僧仁钦宗哲坚赞组织在塔旁建起一座有7名僧侣的小寺院。万历五年（1577），新佛殿建成，殿内供奉十二岁身的弥勒佛佛像。之后，寺院便被称为“强巴林”（弥勒州）。六年后，在活动于湟中的藏族部落邀请下，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前往蒙古途中来到寺里说法。在索南嘉措的建议下，仁钦宗哲坚赞与当地各部族首领共同准备起了新的建寺工程，索南嘉措还亲自主持了净地法事。这时，纪念宗喀巴的塔被用白银包裹起来，改为大菩提塔之制。而后，四世达赖也于往来蒙古和西藏之际前来拜访，他见寺院略有破败，便委任俄色嘉措为“法台”。俄色嘉措随后在天启七年（1627）在此建设“参尼扎仓”（显宗学院）。经过万历、天启时代多次营建，塔尔寺终于初具规模。

明清更替之后，塔尔寺迎来更辉煌的发展期。顺治六年（1649），“居多扎仓”创立，这是研究因明学（逻辑学）的学院；次年，又建大拉章，即“吉祥行宫”，为寺中法台住所。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进京觐见顺治皇帝，就曾留宿于吉祥行宫。此后遂成惯例，历代达赖、班禅入朝时都会以此为居所。

也是在清初，塔尔寺进入了汉族文人的视野。生活在顺治、康熙时期的著名旅行家、江西人梁份，曾三次亲自到过西北考察，撰有《西陲今略》（后称《秦边纪略》）。梁份在书中就将今人所谓的塔尔寺呼为“银塔寺”：

银塔寺，一名塔尔寺。寺有树，叶形如人，谓之千佛树。又谓之宝贝佛，其实即菩提树也，广东亦有之。其叶经洴澼，则如绢如纱，其纹有如人如云者。海夷达赖将银裹树。每岁六月，不分番夷，尽集于寺礼拜，寺无隙地，霍英所谓以拜佛为名者也。至此者，北由北川暗门，西北由镇海、多巴，西由西石峡，西纳川口，癿迭沟口，东南由南川口。寺北至镇海四十里。东北至西宁三十余里。

塔尔寺如来八塔，始建于清乾降四十一年( 1776),用以纪念佛祖一生中发生的八件大事。因此八塔各有名称，例如象征“步步生莲花”故事的即是莲聚塔

虽然梁份并没有记述塔尔寺当时建筑的样貌，但从他笔下每年六月塔尔寺佛会热闹到“寺无隙地”这点来看，显然塔尔寺此时在藏传佛教中已有了不俗的地位。这也是难免的，格鲁派在明末借重于蒙古的支持，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执牛耳者。康熙五十年（1711），生活在青海的蒙古首领们甚至捐出了黄金1300两、白银12000多两的巨款，把塔尔寺大金瓦殿扩建成拥有15根柱子以及铜瓦鎏金殿顶的塔殿。

乾隆十三年（1748）编纂的《西宁府新志》中，也存有对塔尔寺的一段专述：

喇嘛有红教、黄教之分，此为黄教祖亭。倡黄教者名宗喀巴，产时胞衣埋此地，上生菩提树一株……万历二十四年……创筑新垣，周其南入塞内矣。有银塔一，殿瓦皆流金，宏敞壮丽，兹寺为特。

塔尔寺历来得到格鲁派领袖、多位达赖的支持，声名大噪。事实上，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被认定后，也曾按照康熙帝的要求，在正式入藏前暂居塔尔寺弘法。他在此生活了4年之久，期间塔尔寺还建成了祝其长寿的祈寿殿。有趣的是，后来受康熙派遣前来主持格桑嘉措进藏的，正是被认为是储君强有力人选的十四阿哥“大将军王”胤禵。换言之，在康熙朝末年，塔尔寺一度是格鲁派首领的驻地，这自然极大地提升了寺院的声望。塔尔寺为纪念七世达赖入藏，此后每年正月、四月、六月、九月都举行观经大法会。

另一位曾长期停留于塔尔寺的达赖，即清末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光绪三十年（1904），英军入侵西藏并攻占拉萨，土登嘉措被迫出奔避难。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返藏前路过塔尔寺，并按朝廷之意在这留居一年。清末民初的青海官员康敷镕在《青海记》里形容当时的塔尔寺：“寺内喇嘛虽定额三千三百人，而食客常逾万人，僧舍千余间，附寺而居之藏民数千户。”

此外，格鲁派中与达赖比肩的领袖班禅额尔德尼，也早早与塔尔寺结缘。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禅赴京为皇帝祝寿，到访塔尔寺，前后停留了半年。1935年，九世班禅也曾在塔尔寺驻锡一年多，并于此举办了第八次时轮金刚法会，参会各族僧俗首领和信众超过8万人，可谓一时盛事。1937年，九世班禅在返藏途中经过青海玉树时圆寂。而他的转世灵童，即十世班禅大师也是在1949年8月10日被迎至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的。当年10月9日，西宁解放，塔尔寺第98任法台率领僧众，向青海省军政委员会献上锦旗。不难看出，从清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塔尔寺都是中央政府处理西藏事务一个相当重要的支点。

塔尔寺酥油花展。酥油花是以酥油所塑艺术品的通称，被称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

今天的塔尔寺，历经近600年的营建与保护，建筑规模依旧恢宏，中心区域有大经堂、大金瓦殿、弥勒佛殿、文殊菩萨殿、宗喀巴依怙殿等壮丽的佛殿。寺院还有20座活佛府邸。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塔尔寺的重点建筑曾开启过全面的维修工程。这之外还设立了酥油花展览馆等新展区。塔尔寺有“三绝”的美誉，指的是寺中的壁画、堆绣与酥油花。因为青藏高原气候偏寒，酥油经久不化，所以将它混合颜料后可以塑出各类造型，统称为酥油花。如果再配以金箔点缀，就更加耀眼夺目。至于堆绣，首先要根据想描绘的主体在画布上布好轮廓，接着用布剪裁成形，在背面垫上羊毛或棉花，用丝线缝制于画布上，这样各个图案就能呈现出好似浮雕般的立体效果。

实际上，在西宁论起法脉传承的历史，即便是塔尔寺之辉煌也不能夺得魁首。盖因如俗语所说那般：“先有宏觉寺，后有青唐城。”位于西宁城中区的宗喀大慈宏觉寺，才是真正的第一。

千年法脉的传续

宏觉寺的创寺可以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传说公主从大唐带去吐蕃的嫁妆里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当她在湟水河边留驻准备进藏事宜时，为供奉此像特地兴建了一座土坛。因此渊源，后来宏觉寺即选址于该地。吐蕃佛教的火种在盛唐燃起后迅速走向巅峰，然而日渐膨胀的僧团令末代赞普朗达玛颇为忌惮。他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致使自己遇刺身亡，国家随之分崩离析。在吐蕃王室争权夺利而兵戎相见的乱世中，桑耶寺的住持藏绕赛和尧格迥、玛释迦（合称“三贤哲”）带着一驮经典逃亡到阿里，并辗转经过河西走廊，最终去往人迹罕至的丹斗水晶山（今青海循化境内）石窟继续修行。出身于循化的佛弟子喇钦·贡巴饶赛听闻三位高僧隐居于水晶山石窟，当即前往接受他们的教诲，并请剃度受戒。不过，按照戒规，授比丘戒需要有5名持戒僧人在场。于是，两位汉人高僧果望和静闻大师很快受邀，共同为贡巴饶赛受戒。

满心虔诚的贡巴饶赛为弘扬佛法，选定了文成公主遗留下的供佛土坛，在此兴建佛寺。这一年是941年，也是宗喀大慈宏觉寺历史的起点。听说青唐有贡巴饶赛在传扬佛法，来自卫藏的鲁梅·慈诚喜饶等十名青年不远千里拜于贡巴饶赛座下，潜心修习。这十人果然不负众望，学成返藏后于各地弘法，使得佛光再现于雪域高原，这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复兴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故而，说贡巴饶赛再次点燃了西藏佛学的明灯，也无不可。大约也是因为这般缘由，宋代的青唐城据宋人李远所撰《青唐录》，有佛祠“广五六里”“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一派梵音绕梁的景象。

如今我们见到的宏觉寺建筑基本是明代以后留存的。无巧不成书，陕西西安名胜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中留有一块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的明英宗圣旨碑。根据碑文，来自“西宁卫弘觉寺”的蕃僧勺思吉坚参上奏，说他自宣德元年（1426）“蒙钦赐度牒”，到西安府荐福寺住坐，接着便从宣德七年（1432）起筹备重修荐福寺，故而希望明英宗敕赐寺名。这说明宏觉寺很早就与明皇室产生了联系。《明英宗实录》里留下了多条宏觉寺的国师与僧人遣使进贡的记录，比如同样是在正统十四年，当年正月“弘觉等寺番僧……贡马及貂鼠皮、佛像、舍利”。今天的学者还在宏觉寺旧殿的修缮工程中，于殿内主梁上发现了两条永乐、宣德年间的题记：

永乐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建修差太监刘建修灌顶净慈普应国师托思巴监参。

宣德二年三月十三日敕赐弘觉寺金佛一堂灌顶净慈普应国师托思巴尖讃。

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宣德二年是1427年。这两条题记的内容，意味着宏觉寺大殿在明初重修时，明成祖朱棣曾专门派太监前来监工。明宣宗更是曾赐给宏觉寺一座金佛像。从这位“灌顶净慈普应国师”托思巴监参开始，终明之世宏觉寺共有8名高僧被授予国师头衔。这样的荣耀一直延续至清代。上文提到，六世班禅曾进京觐见乾隆皇帝，那时除了塔尔寺，班禅也曾在宏觉寺停留。因为正值隆冬时节，寺中为建造班禅行宫，特意以黄酒调和泥巴，致使宏觉寺后来竟有了“黄酒寺”的别名。六世班禅也将自己的弟子二世嘉木样·晋美旺波任命为宏觉寺住持。

宗喀大慈宏觉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建寺缘起可追溯至文成公主入藏在此地建造供奉释迦牟尼等身像的土坛。据寺院维修发现的梁架题记，永乐十一年( 1413)曾有太监受命监工，足见宏觉寺与明皇室的联系

更难能可贵的是，宏觉寺还见证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友情。1951年4月，十世班禅受邀从宏觉寺启程前往北京，途经西安之际，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年轻的班禅与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谈甚欢。当年12月15日，习仲勋又代表党中央来到宏觉寺，为将要首次入藏的十世班禅送行。

此后，习仲勋受中央委托，一直负责与十世班禅的联络。十世班禅之侄、宏觉寺住持噶尔哇·阿旺桑波在《宗喀大慈宏觉寺》中写道：“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的十年间，每逢十世班禅进京或离京返藏时，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会拨冗亲往机场或车站迎送。”

宏觉寺中的班禅行宫。从六世班禅朝见乾降帝开始，宏觉寺便屡屡与列位班禅大师结缘，十世班禅也曾自述对党和国家所作的贡献正是从宏觉寺开始的

这段缘起宏觉寺的友谊越过了种种曲折坎坷的岁月。1989年1月28日凌晨，十世班禅大师因主持典礼时操劳过度，致使心脏病发而与世长辞。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习仲勋传》：“噩耗传来，习仲勋十分震惊和悲痛。就在不久前十世班禅五十寿辰时，习仲勋还为之作‘知天命之年’的祝贺，祝愿他为祖国为民族作出更辉煌的贡献。”当年2月20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著文，深切悼念十世班禅：

四十年来，我和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前，还在百忙中来向我告别并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对他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他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谁知大师一走，竟成永诀。我捧着他临行前赠我的洁白的哈达，遥望西天，悲恸万分。

一字一句，都凝结着深情厚谊。其实，十世班禅也因这段珍贵的缘分，而对宏觉寺始终抱有特殊的感情。1987年10月15日，十世班禅大师说道：

我十三岁首次进藏之际，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从西安专程到青海西宁宗喀大慈宏觉寺送行。从此，习仲勋同志和我俩人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四十年深厚友情。还有我有幸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也是从宗喀大慈宏觉寺开始的。

2014年，宏觉寺大殿和班禅行宫前后长达10年的整修全面竣工。这座庄严肃穆的寺院，未来还将继续与我们长久相伴。事实上，就在不久前的2025年8月18日，青海乐都一座与宏觉寺同样在明代煊赫一时的古寺初步完成了修缮，重新向世人打开大门。它就是西北罕见的建筑瑰宝——瞿昙寺。

“高原小故宫”诞生记

瞿昙寺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城南21公里山谷之中。它的创始源自明太祖朱元璋对西北元朝残余势力的整合。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初猛将蓝玉率军西征至罕东地方（嘉峪关西南），使得当地各部族首领闻风逃散。正在西宁一带修行的高僧三罗喇嘛（又称三剌）遂为明朝写信“招降罕东诸部”。元朝历代皇帝均尊藏传佛教高僧为“帝师”，权威极重。故而在三罗的号召下，西北迅速安定下来。次年，三罗喇嘛便主动向明廷进贡，并为自己在碾伯南川新建的寺院求取敕额。朱元璋自然没有理由拒绝，《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赐名曰“瞿昙寺”，敕曰：“……今番僧三剌生居西土，踵佛之道，广结人缘，辑金帛以剏佛刹。比者来朝京师，朕嘉其向善慕义之诚……”

来到瞿昙寺的游人，大抵都会为其严整的格局所惊叹，其纵深达到了225米。走进山门，便可见到前院内分列着左右两座御碑亭。往里是中轴线上的金刚殿，作用相当于二山门。其后即是“瞿昙殿”，周遭有东西配殿及四座藏式菩提塔。再然后是同样有两座配殿的宝光殿。宝光殿身后是另一处宽广的庭院，这里坐落着瞿昙寺最宏大的建筑“隆国殿”。值得一提的是，从瞿昙殿开始的区域，四面均建有回廊，回廊中依次排布三世殿、小鼓楼、大黑天殿、护法殿、小钟楼、藏经殿，直至隆国殿左右的大钟楼和大鼓楼。而寺内前后三进院落的高度差足有7.6米。这样逐渐抬高的做法，无疑使隆国殿的气势更上层楼。

其实，从《明太祖实录》里不难看出，三剌在向朱元璋请敕额前，已经集资建起了部分殿宇，也就是所谓“辑金帛以剏佛刹”。这说的应该就是寺中主要建筑里最古老的瞿昙殿，朱元璋御赐的敕额就悬挂于此。它面阔15.5米、进深10.9米，1985年维修时在其明间脊枋上找到了“大明洪武二十四年岁次辛未季秋乙酉朔越六日庚寅”的题记，此时三剌招降罕东诸部的事尚未发生，足以说明瞿昙殿营建尚无来自朝廷的支持。这点从瞿昙殿的建筑本身也能找到痕迹，它是一座重檐歇山顶建筑，但在梁架顶端还使用了在明代基本被抛弃的叉手结构（指建筑最上层短梁到脊槫间的斜柱），且建材规格较低，符合民间工程的特点。根据乐都当地谢氏家族收藏的古书《耕琐余录》记载的瞿昙寺相关文书可以推测，瞿昙殿的早期工程大约持续了三年左右。不过，瞿昙殿周围的四座塔是1944年地震后重修的，它们在明代并非如今的形制。

瞿昙寺全景航拍。这一明代皇家寺院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于洪武二十六年( 1393)得到明太祖朱元璋敕额，随后明成祖、明宣宗均对瞿昙寺颇为宠眷，派遣内监至此模仿皇宫规格修建大殿，瞿昙寺因此号称“高原小故宫

三剌的归顺，不只是为瞿昙寺要来了敕额，更使他自己被朝廷授予了“西宁僧纲司都纲”的官职，成了当地佛教的掌门人。双喜临门，瞿昙寺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时间很快来到明成祖朱棣执政的永乐年间。永乐五年（1407）十月，三剌的侄子班丹藏卜入朝，朱棣本就对藏传佛教饶有兴致，自是欢迎。现在瞿昙寺金刚殿右侧回廊里还立有一块永乐六年的御碑，碑文里朱棣盛赞三剌的亲属班丹藏卜和端约藏卜“演如来之教法”“嗣承其叔三罗之宗教”，很快这两人分别得到了大国师与国师的头衔。之后一直到清朝初年，瞿昙寺中都有两个系统的国师传续，可谓殊荣。

既然皇帝对寺主青眼有加，瞿昙寺的扩建自然也有朝廷工匠代办了。《耕琐余录》中的《亲供底册》记载：“永乐年间，节奉钦差孟太监、指挥田选等，奉圣旨，建立宝光、隆国二殿，立有碑记。”朱棣直接任命内监来当监工，足见对瞿昙寺的重视。按照瞿昙寺山门内的御碑所记，永乐十六年（1418），朱棣为宝光殿赐名，并送来了一尊金佛。宝光殿面阔20.9米，进深19.25米，远胜瞿昙殿。同时期开工的还有山门、金刚殿以及回廊。非常独特的是，金刚殿的地面存有用瓦石拼接而成的“金钱铺地”图样，这一装饰多见于江南建筑，看来昔日在此劳作的工匠来源十分广泛。

到了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在位的宣德二年（1427），隆国殿宣告建成。它在我国古建筑爱好者群体中可谓声名显赫。原因相当简单，如今除了北京及湖北武当山之外，再没有哪里能找到像隆国殿这般经典的明初官式建筑。正是因为隆国殿的存在，瞿昙寺才荣获了一个响亮的“小故宫”之称。

那么，什么是官式建筑？直白地说，就是指由工部主持或派员督造的官方建筑。这个定义其实十分严格，那些经由藩王或者朝廷高官之手营造的古建，甚至都无法享有官式建筑的头衔，至多被称作具有官式风格。因为如果没有工部等朝廷部门统管的话，地方上能使用的工匠大概都会掺杂他们带有自身特点的做法，成品当然会变味。

瞿昙寺“隆国殿”。它是瞿昙寺中轴线上最壮观的大殿，其两侧的抄手斜廊模仿自明朝皇宫正殿“奉天殿”的形制，故而隆国殿是研究明初宫廷样貌不可多得的古建筑奇珍

讲到隆国殿的官式特征，最先为人瞩目的便是它两侧的斜廊。中国的古代宫殿很早就采用了以廊庑围合的做法，明代也不例外。朱棣倾力建造的北京皇宫就是以廊庑串起外朝最重要的三大殿。然而，木结构建筑极易发生火灾，届时火苗会顺着回廊延烧至相接的各个宫殿，造成惨重损失。所以，等到清朝康熙年间最后一次重修太和殿时，就取消了太和殿两侧的斜廊，改成有防火功能的砖墙。

这等于，即便今天前去故宫博物院，我们也无法再在太和殿身上窥见其前身、明初“奉天殿”的遗影了。然而，隆国殿却能满足世人的这一夙愿，它保留了明初最早版本的奉天殿两侧斜廊的做法。众所周知，北京皇宫奉天殿在朱棣迁都后不久就失火烧毁，再次重建时规模就大为缩水了。原本占满宽阔台基的奉天殿，斜廊可直接与之相接。规模缩水后，斜廊则需在到达台基顶端后，再作一段水平延伸，方能与殿身连接。而隆国殿具有占满其底部台基的规模，它两侧斜廊跟殿身相接的模式完全可以照搬奉天殿，这是最有价值的看点。

面宽约33米、进深约20米的隆国殿坐落在2.3米高的须弥座台基上，台基前是呈“凸”字形的月台，这点和明代宫廷的情况如出一辙。特别之处在于隆国殿月台只于左右两侧各设九级台阶，但正面竟不见，原因尚不明确。而它两侧廊庑中还有增建的一层楼阁，即大钟楼和大鼓楼。这一格局同样与皇宫相同，太和殿前不是就有弘义阁跟体仁阁吗？明代时这俩阁楼被称作文楼和武楼。其被移植到瞿昙寺后，工匠干脆把功能改成寺庙里常见的钟鼓楼。

倘若再着眼于隆国殿装潢的细节，我们还能得到更多惊喜。不管是明间还是次间的槅扇以及梢间的窗上均雕刻有“簇六雪花纹”，形状与宫内常见的“三交六椀菱花”相似。此外，隆国殿的须弥座束腰部分雕刻“椀花结带”，并在椀花中加入了方胜纹样，跟南北二京宫殿的风格有明显区别。照这样看，隆国殿在遵循官式做法的同时，工匠也仍有一定的创新精神。

进入隆国殿内，金碧辉煌的壁画摄人心魄，殿里还供奉着一块楠木制成的金字牌，中书“皇帝万万岁”，两边写着与汉字对应的梵文和藏文。木牌背面有“大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日御用监太监孟继、尚义、陈亨、袁琦建立”字样。这几位御用太监里事迹最多的当数尚义，他曾跟郑和、王景弘一起筹办南京大报恩寺的七昼夜斋会。2000年5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调查组于隆国殿修缮之际，在梁架上找到了49处明前期工匠所写的题记，涉及各个建筑构件的名称，这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术语的演变进程有填补史料空白的非凡价值。

瞿昙寺金刚殿中的金钱铺地、欢门及门后的瞿昙殿。瞿昙殿是寺中最古老的建筑,朱元璋御赐的瞿昙寺匾额就悬挂于此

或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难以理解朝廷为何要大兴土木在此建造如此庞大的皇家寺庙。久而久之，乐都当地遂衍生出建文皇帝逃难至此的传说，称隆国殿是朱棣及后人为隐居于此的建文帝特意营建的，作为对夺取他皇位的一点补偿。但真相，大略如寺中御碑所载，自从瞿昙寺创立，“中国之人往使西域，及西域之人入朝中国者”，到此都能拥有归依之所，“四达往来，瞻仰欢悦”。其实，不论塔尔寺、宏觉寺，还是瞿昙寺，最为光荣的历史都是曾经作为中央与地方以及汉藏文化之间连结的桥梁。属于它们的未来，也将从这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