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湟水穿西宁市而过。湟水流域孕育出灿烂的马家窑、齐家、卡约文化,养育了青海省约 60% 的人口，被称为“青海的母亲河

（唃）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

      ——《宋史·吐蕃唃厮啰传》

玉石之路

所谓“鄯州”，其地所在就是今天青海省省会西宁，而高昌则在今天新疆吐鲁番一带。从《宋史》的这段描述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早在10个世纪之前，已经存在着一条从青海通往西域的繁荣商路。

其实，这条商路或许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古老。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诺木洪文化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过商周时期的木制车毂，残车毂用松木制成，中间有一个穿轴的圆孔，孔径6.5厘米。毂的外形凸起，长26厘米，复原后可以安装16根辐条，辐条用较细密的木材制成。车毂的出土，当然也就说明当时已经有车辆。车辆的发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重大技术进步。人类制造出车辆以后，便可以承载重物，远行千里。但是，车辆通常需要路面开阔、平坦才可以顺利行走。从这个角度而言，塔里他里哈遗址中木制车毂的出土，也就意味着当时的青海地区已经开辟出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可以车行无阻。

可能有人要问，这些3000年前往来青海的车辆所载乃是何物呢？答案很可能是“玉”。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对玉——“石之美者”——情有独钟。北方的红山文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相隔万水千山，却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便是一个例证。新疆和田一带，正以出产色泽洁白的软玉著称。早在上古时期，玉便已经通过古老的商路输往天南地北。譬如，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长达66厘米，厚度仅有3至4毫米，其工整程度实属罕见。据专家考证，这些玉材均带有西部玉料的特征。经初步观察鉴定，认为属于广义的昆仑山玉，很可能玉料来源于昆仑山东麓的格尔木，也就是广义的和田玉。

至于先秦文献里，也有大量以昆仑（和田）玉为媒介、联络西王母与内地关系的传说记载。如《瑞应图》载：“黄帝时，西王母使使乘白鹿来献白环。”《世本》载：“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环及珮。”由于《西游记》等通俗小说广泛传播的关系，如今一看到“西王母”三个字，人们大抵会想起玉皇大帝身边的“王母娘娘”。但这其实已是相当晚近的形象。在早期记载神话的小说类书籍《山海经》里，西王母就与一位美丽妇人的形象相去甚远：“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至于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单语言词典《尔雅》，更是在《释地》篇明确记载西王母是个国名，所谓“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后来晋代的郭璞做注时补充：“孤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有观点认为，古代有一个名叫“母”，或者同音通假的“幕”“姆”的部族，从中原西迁，故而称为“西母”或“西幕”，待到这支部落的首领建号称王，加“王”字后称“王幕”或“王母”，因为地处中原西方，故而就成了“西王母”。

西晋时汲县战国墓出土的古籍《穆天子传》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相遇的经过。周穆王是西周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代君主，他率七萃之士，幸驾八骏，出于宗周（镐京），西巡至昆仑之丘举行了祭祀黄帝的大朝、大享两次盛大典礼，并“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次日，“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两人饮宴对歌，甚为亲密。临行时，周穆王又“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返回中原。

虽然这个故事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不能全作信史，但如果将“西王母”视为前面所说的那位部族首领的话，《穆天子传》的记载就不啻是由中原取道青海进而通达西域的道路在战国之前已被开通的证明。这个看法的另一个佐证是《穆天子传》提道：“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八骏之乘，以饮于枝诗之中，积石之南河。”这里提到的“乐都”“积石”，都是今青海境内地名。以此看来，周穆王有可能就从宗周（镐京）启程，进入今青海境内后，沿湟水河逆行至青海湖，然后继续西行，沿途处处收获奇珍异闻。尤其是《穆天子传》中取回大量玉器的记载，实际反映出当时已经存在一条经由青海的玉器传播路线。秦汉以后，随着中原丝织业的兴旺发达，丝绸逐渐代替玉器，成了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商品。但丝绸贸易流通的路线，仍然部分沿用古时的“玉石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玉石之路”开启了后世“丝绸之路”的先声。

丝路往来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自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中国》一书中首创后便广为传播，用来指古代中国与中亚、印度乃至更远方之间贸易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其实并不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个庞大交通网络。仅就联系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干线而言，历史上逐渐形成三条主要线路。其一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漠南阴山山脉至居延海绿洲（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向天山南北麓至西域之路，即所谓的“居延路”；其二是从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河西路”；第三条则是从关中过陇山，经由今天青海地区的“青海路”。

胡人牵驼模印砖，南北朝，长17厘米,宽17厘米,湟中县徐家寨出土,现藏青海省博物馆。两晋十六国时期,“五凉”逐鹿河西走廊，立国于青海湖周边的吐谷浑政权却显得比较安定，为“青海路”上的贸易繁荣提供了保障

其实，“青海路”同样不只是一条路线。大体而言，“青海路”从关中抵达今乐都后，再沿湟水西行，至今西宁。而由今天的青海省会开始，道路一分为三。一是由西宁北行至张掖，与“河西道”相接。二是由西宁西行，出日月山口，沿青海湖北岸西行，穿过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与西域南道相接。三是过日月山南端山口，走青海湖南岸西行，进入柴达木盆地，后与第二条同。为什么这几条路线都在西宁交汇（分叉）呢？这与地形有着很大关系。青海北有祁连山脉，南有大、小积石山，拉脊山等山脉，这就使河湟谷地成为青海境内沟通东西南北的天然通道，坐落其中的西宁恰处“四川一水”的狭长河谷冲积平原之上，是青海省内最为宽延平坦的地区。无论是西出边关，东进关陇，还是北上河西诸郡，南下巴楚，都不能不经过西宁。凭借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西宁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青海路”的交通枢纽。实际上，古代青海的陆上交通就是以西宁为中心呈放射状散开的。

自从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并拓地河西走廊而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后，“河西路”畅通无阻，成为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主要干线。而“居延路”和“青海路”则相对冷落下来，但仍不失为一条重要辅道。当河西通道受阻时，“青海路”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

譬如，两晋十六国时期，“五凉”逐鹿河西走廊，战祸频仍，“河西路”因此不时壅塞。相比之下，立国于青海湖周边的吐谷浑政权却显得比较安定。这就为“青海路”上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保障。湟中县徐家寨出土的南北朝时期“胡人牵驼画像砖”可说是当年“青海路”贸易繁荣的缩影。此砖上描绘了一位身穿窄袖长袍的胡人牵着一匹骆驼，骆驼正昂首前行，身上驮着丝绸，远处是高大山脉。不难想见，这正是“丝绸之路”上的常见一幕：一位西域商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东方，取得丝绸后正走在返回西域的途中。

或许有人要问，这些西域商人是用什么来交换中原丝绸的呢？以物易物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更方便的做法或许是通过钱币交易——毕竟，从定义来说，货币本身就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这并不是凭空猜测。1956年，在青海西宁市内城隍庙街（今解放路）出土盛储货币的陶罐一件，其内盛有银币百枚以上，当中有76枚银币经鉴定属于萨珊王朝卑路斯（456—484）在位时所铸。这批波斯萨珊朝银币可分为A、B两式，区别在于正面卑路斯王冠装饰不同，A式王冠象征“天”和祆神奥马兹德，B式冠以鹰鸟之翼代表太阳。

历史上的萨珊王朝雄踞今天的伊朗高原长达4个世纪，其间同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之间为争夺商路进行了长期战争，最终掌控了中国通往地中海的陆路商队往来要道。因此，萨珊王朝的钱币当时通用于中亚和西亚地区，称得上是一种国际性的货币。不仅如此，2002年，在青海省都兰县发现的古墓中，又出土了1枚拜占庭帝国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在位时期的金币。从这些外国古代金银钱币的身上，也可以想见吐谷浑时期“青海路”商道的活跃实况及其在东西贸易上所处的重要位置。

峨堡古城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峨堡镇，古代为丝绸南路重要节点，曾是汉唐至元代连接青海与河西走廊的交通要塞。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后，“河西路”成为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主要干线，但“青海路”仍不失为一条重要辅道

另一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得到较快传播的时代，僧人西行求法逐渐成为潮流。“青海路”同样也是求法的“捷径”。北魏晚期，胡太后选派宋云等人前往天竺取经。这时，凉州发生战乱，“河西道”断绝。于是宋云改走“青海道”，“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至吐谷浑王都，住了几日，然后西行到鄯善，再到于阗。除了史籍上的记载外，在西宁市湟中县也出土了一件胡僧骑马铁俑。只见这位西域胡僧深目、高鼻、大眼，颈戴佛珠、两手合十、端坐马上，一件类似斗笠（袈裟）的东西披盖在其两臂及肩部。可以说，这件珍贵的文物恰似当年众多高僧大德在“青海路”往来传法的生动写照。

雪域“天路”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到的青海省都兰县可谓一个文物“宝藏”。其热水墓群里还出土了一方典型的吐蕃风格印章，印文由一峰骆驼图像和藏文组成，藏文可译为“外甥阿柴王之印”。其中的“阿柴”正是吐蕃统治时期对吐谷浑的称呼，“外甥”则表明彼时的吐谷浑王已自居赞普之下，沦为吐蕃王朝的附庸。

实际上，吐蕃对吐谷浑的兼并并非一帆风顺。《新唐书·高宗本纪》就记载：龙朔三年（663）六月，“吐蕃攻吐谷浑，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救之”，这大概也是典籍里关于“青海道”最有名的一处记载。到了中晚唐诗人李贺笔下，《塞下曲》中的“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一句，更将“青海道”升华成唐诗中象征边塞交通的文化意象。

不过，“青海道”的价值并非仅见于史册诗篇，更有着出土文物的作证。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青海道”亦不例外。1982年至1995年间，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在都兰县吐蕃墓群累计发掘墓60座，出土丝绸残片350件，其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有一件8世纪金锦，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仅有的波斯文字锦。锦为红地，显藏青、灰绿、黄花。正面中部织一排横向连续的桃形图案，边缘为青、黄彩条，并排列黄色的小联珠纹。背面在红地之上，织有两行黄色的巴列维文（波斯人在阿拉伯人征服前使用的文字），内容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正是萨珊王朝君主的称谓。另外还发现有粟特金银器、玛瑙珠、红色蚀花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等。这些物品表明，唐代“青海道”作为东西方商业中转站和重要干线，其重要地位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河西走廊。

(左)南北朝东罗马金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日德出土;(右)波斯银币，西宁市城隍庙街出土

在唐代，经由青海的还有一条“唐蕃古道”，它从唐都长安通往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从长安到鄯州的东段，是唐朝驿道的一部分，也就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鄯州往西的线路，在《新唐书·地理志》中也有翔实记载。从鄯州向西，过日月山（赤岭），入吐蕃后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和大非川南渡黄河至众龙驿，又相继渡过西月河、牦牛河（约为今金沙江上游）、大月河（约为今杂曲河）到达悉诺罗驿（约在金沙江上游）。接下来又经鹘莽峡十余里，“两山相崟，上有小桥，三瀑水注如泻缶，其下如烟雾”，再百里至野马驿。继续前行时还要经过柳谷莽布支庄，此处地有温汤（温泉），“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 “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从此往东南方向二百里，便是古道的终点逻些。

红地宝相花刺绣靴袜，唐,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青海道”亦不例外。仅1982年至1995年间,都兰热水墓群就出土丝绸残片350件,其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 130 余种

由于1300多年来的政治沿革、军事冲突、民族迁徙、宗教传播、环境变化等众多因素，唐蕃古道的具体走向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从关中经过河湟谷地与青海腹地通往拉萨的大体路线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条古道在交通发达的今天看来也许并不漫长险恶，但如果考虑到自然环境以及交通手段与物质装备，古人所遭遇的困难和险阻也绝非今人所能想象。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乾隆年间，福康安从西宁赶赴拉萨时，刚出发数日，由海拔较低的河湟谷地进入青藏高原时，就感觉“地势渐高……并有川岚瘴气（即高原反应）。早晚行走，每致头晕气喘”，过青海中南部的巴颜喀拉山时更是“地势极高，瘴气最大……人行寸步即喘，头目眩晕，肌肤浮肿”。福康安其人久经沙场，并非养尊处优之辈，入藏时其年尚不满五十，尚且遭遇如此，对于体弱之辈，唐蕃古道恐怕就更是畏途了。

在唐代，经由青海的还有一条“唐蕃古道”从唐都长安通往吐蕃都城逻些( 今拉萨 )。虽然其具体走向至今仍未确定，但从关中经过河湟谷地与青海腹地通往拉萨的大体路线却是确凿无疑的，是唐朝和吐蕃政治、文化交往的重要纽带

尽管如此，吐蕃王朝勃兴以后，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始终非常频繁。唐蕃古道仍然是双方政治、文化交往的重要纽带。《全唐文•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有句话说，唐蕃“申之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此话毫不夸张。自从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入唐，直到吐蕃王朝崩溃的200多年里，唐蕃双方使者往来共191次，涉及朝贡、议盟、盟会、修好、和亲、告丧、吊祭、封赠、求请、报聘、慰问、约和等事项。其中唐入蕃66次，蕃入唐 125次，平均一年零一月有往来一次，其中有好些年份甚至有往来二三次乃至三四次的，普通商业往来还不算在内，真可说是“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唐蕃双方还在日月山互市。由中原输入青海牧区的商品有丝织品、茶叶、布匹、粮食和手工业制品等，由吐蕃输往汉地的商品有马、牛、羊、沙金、麝香、牦牛尾、毡、褐及其他畜产品、土特产等。鄯州也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边贸中心。1985年，民和县古鄯乡华林村唐龙支县故城一次出土古代钱币60余斤，其中光是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就超过7000枚，这便是当时青海东部商业繁荣的物证。

青唐繁华

到9世纪中叶，吐蕃中央政权瓦解，青海地区各部之间为争夺人口、牲畜和草山时常发生冲突。直到唃厮啰（“佛子”）自称吐蕃王朝赞普的后裔，在1032年建立了存续近百年唃厮啰政权，才算结束了这一乱局。到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唃厮啰政权终结，河湟地区又纳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宋廷改鄯州为西宁州，这也是“西宁”见于历史之始。

唃厮啰政权的统治中心，就设在河湟地区的青唐城（今西宁）。“青唐”之名，是个藏语音译。“唐”意为塘，是平川之意，“青唐”即是美好的平川之意。至今，在西宁市城中区还残存着一段东西长约400米的残墙，夯土筑，基宽8米，高7米，是为当年青唐城的遗迹。而在北宋时期，官员李远曾经到过青唐城，还写过一本《青唐录》，记载了这座城池“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的格局。从《青唐录》的记述看，唃厮啰将青唐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也考虑到这里相对周遭地方，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口集中等有利因素。其部民们正是在水丰地美河湟谷地上，种植青稞、小麦、豆类等农作物，还利用湟水的激流，推动水轮，发动从中原引进的碾磨，碾磨青稞和小麦，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史书上说：“自元昊拒命以来，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说明唃厮啰政权实力颇强，对西夏有相当大的牵制作用。

不唯如此，青唐城在交通上的优势也很明显。由于唃厮啰政权以青唐为都，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青海路”也被称为“青唐道”。当时，自青唐城，向西四十里为西部门户历精城，自历精城向西马程三日到青海湖，自青海湖西行两月余进入回纥、于阗境内；向北五十余里为北部门户牦牛城，自牦牛城向北过祁连山，可联通河西走廊契丹界；向东入宋，则可从河州至熙和，亦可沿湟水至兰州；向南，过河州可通今四川阿坝地区，亦可通玉树、果洛等地。

所谓时也，势也。公元11世纪上半叶，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前后，以咄咄逼人之势相继攻灭甘州回鹘与瓜州归义军，全据河西走廊。按理说，政治上分裂割据局面的消除应当有利于“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偏偏西夏政权自以为商贩“往来必由夏界”，有恃无恐地对过境的商人课以重税，“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更有甚者，西夏人还经常劫掠往来商旅，令其苦不堪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唃厮啰政权对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凡过境的商旅、贡使等都予以友好相待，提供吃住与方便，各国商人到此，一般“货到每十橐驼税一”。两相对比，不难抉择。考虑到安全与生活上的保障，商人往往弃西夏而改道，“青唐道”遂上升为宋与西域各地进行政治、经济往来的主要干道。宋神宗曾经询问前来进贡的于阗使者：到于阗大概需要多久？于阗使者回答说：“去国四年，道途居其半，历黄头回鹘、青唐。”西域贡使大致是从今新疆若羌及且末一带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即黄头回纥和草头鞑靼游牧区域，再经过环青海湖一带，过日月山，经林檎城到达青唐。从于阗使者的这番话中也可以看出，青唐城已然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继站。

西宁青唐城遗址公园。1032年,自称吐蕃后裔的厮啰建立了存续近百年确厮啰政权,其政权的统治中心，就设在河湟地区的青唐城(今西宁)

“重商”的唃厮啰政权当然也从中获得了极大好处。《宋史》言道：“厮哆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青唐录》也说，青唐分为东西两城，西城是唃厮啰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是青唐城的重心所在，“城中之屋，佛舍居半”体现了对佛教的信仰。东城是平民居住区与商贸区，住着“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以及“回纥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这里所说的“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是指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俘和流散在青唐城的各族人及其子孙。而“回纥往来贾贩之人”，指的就是从于阗、回纥、高昌等地来的商人。

在千余年前青唐城的市集上，“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毯、马牛以代钱帛”。其中五谷是农业区的产品，马、牛是牧区的产品，罽毯（毛毯）是手工业品，乳香、硇砂均可入药。可见农牧民用各自的多余产品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以取得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最值得注意的是乳香，这是一种产自阿拉伯半岛一带的香味树脂，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里记载：“出大食……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概类榕，以斧砍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因为它的产地与青唐相距实在太过遥远，只可能通过商路由各地商人辗转带来。至于唃厮啰向北宋朝贡方物中的珍珠、乳香、象牙、玉石之类，当然也非青唐本地所产，而是通过往来贸易得来的。“青唐路”上的商贸繁忙景象，以此可见一斑。

民族交融

在唃厮啰政权的商贸活动里，与北宋的茶马互市同样不能不提。一方面，青藏高原牧区人民日常生活饮乳食肉，缺少蔬菜，不仅不易消化，且易积热。而茶之功用，能释滞消壅，利喉止渴。宋人程之邵就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可是，从地理环境来看，青藏高原的酷寒气候根本不适宜茶树的生长，所以其茶叶消费只能依靠中原供给。另一方面，骑兵所需马匹，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冀北之野。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但前者已是契丹（辽）的大本营，后者也被西夏所占。北宋政权失去了马匹产地，急需从出产好马的藏地补充。两方既然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神宗时期，宋廷规定“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元符三年（1100），宋朝下令把熙河兰会路各处存茶集中到湟州，专供易换吐蕃（主要是唃厮啰）马匹之用，这就是延续了很长时间的“茶马互市”。直到清代依然如此，“旧例应于洮、河、西宁等处各茶马司通贸易者，准照旧贸易”，这时的茶马比价，每篦茶重10斤，上马给茶12篦，中马9篦，下马6篦。

“茶马互市”的出现与延续，大大加强了青海与中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即便在“兴之北方”的元代，因为统治者并不缺乏马匹的关系，“茶马互市”一时衰弱，但元朝实现了大一统局面，驿传系统也四通八达，故而东西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内外贸易发达。1955年，青海柴达木盆地格尔木农场第一作业站平土造田时，发现元代纸币一包，计400余张，纸币外部用毛毡包裹，因当地气候干燥，保存完好。这些纸币是用桑皮纸印制而成，面值有“壹贯” “贰贯”及“伍佰文”三种，也有中统、至元、至正时期的多种印版。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时青海地区商路繁忙、货币广为流通的景象。

至元通行宝钞贰贯纸币，元，长24.5厘米宽18.5厘米，都兰县诺木洪农场出土，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元朝实现了大一统局面，驿传系统也四通八达，纸市的出土反映了当时青海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频繁和兴盛

贸易同样带来了人口的流动。从元代开始，便有一些来自西域及中亚的商民沿着包括“青唐道”在内的丝绸之路东进，最后定居于今青海境内。明初，随着明军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和继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作为当代青海一个重要族群的“回族”，就这样在与当地汉人、蒙古人、藏族人等长期互动中，在新的地缘环境下逐渐融合而成。而撒拉族的形成则与蒙古军远征中亚的政治背景有关。蒙古军所到之处，往往签发当地居民从军。撒拉族先民正是被蒙古贵族强力签发，成部落地集体东迁到河湟地区。他们初到循化地区，首先要与周围的藏族通婚，吸收了藏族成分；从元代末年到明代中叶，周围有大批回族迁来，撒拉族先民又与回族通婚。在与周围的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撒拉族。

到清代，西宁府城已成为一个多民族杂处的区域贸易中心。《秦边纪略》记载：“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有黄衣僧，而番回特众……城之中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羽毛齿革、珠玉布帛，茗烟麦豆之属，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一幅商贸繁荣的景象。

诸多民族在此比邻而居，交往融合。就拿唃厮啰家族来说，其中先后有21人被北宋朝廷赐姓赵或以“赵”姓命名。唃厮啰之兄扎实庸咙的玄孙就获赐名“赵怀恩”，其子嗣颇多，皆是赵姓，自然融入汉族。而青海藏人有些部族至今仍名“甲科”（藏语“甲”，即指汉人），表明他们是藏化了的汉人；而“苏乎日麻”等部族则是藏化的蒙古人。另外，循化等一些地方说“藏民是回民的阿舅”，说明两族常有姻亲关系。至于土族过去的姓是双姓，以后改为与汉人相同的单姓：如“何”姓原来是“藏林”，“刁姓”原来是“群沙”，“董”姓原来是“朵娃”，“牛”姓原来是“拉西”等。以此可见，青海的各民族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范例。

（参考资料：崔永红等《青海通史》；芈一之《西宁历史与文化》；霍巍《文物考古所见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