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郡故城遗址的夯土城墙,位干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县城西。汉元始四年(4)十月，王莽在海晏县三角城设置西海郡，辖修远、监羌、兴武。军虏、顺砾五县，并分设驿站和烽火台。西海郡的设置是中原王朝首次在青海湖区域正式设立郡级行政单位、推行郡县制体系的重要实践

后人审视汉朝疆域图，目光往往聚焦于张骞开拓丝路的壮举或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而容易忽略一个关键的战略角落——青海。这片位于王朝西陲的高原，是汉廷实现“四海归一”政治理想的重要实践场。最直接的见证，是青海湖旁的西海郡故城遗址。汉朝对青海的经营，始于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大背景。匈奴势力曾通过控制河西走廊和羌中地区（含青海东部），对汉朝形成夹击之势。为打破封锁，彻底贯通通往西域的道路，汉武帝时便有“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从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北击匈奴之战，到元始四年（4）建立西海郡，其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西海郡故城遗址的夯土残垣，无声诉说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国家统一、边疆开发与民族融合的宏大历史故事。

虎符石匮

西海郡故城遗址俗称“三角城”，位于青海省海晏县三角城镇西南的金银滩草原上。遗址最初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关于它的故事，可以从一件文物的命运说起。

1942年，考古人员在金银滩草原发现一枚由花岗岩雕成的虎符石匮（上部），这件文物造型为虎尾搭背，雕刻风格浑厚古朴，纹路清晰。一经发现，马步芳的幕僚冯国瑞就意识到这个物件非常有价值，准备将它转移到西宁研究。专家推测，虎符石匮是用来盛放五威将颁布于天下的“符命四十二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当时发现的仅为上部，它全长1.5米，高0.5米，背宽0.6米，的确显得有些笨重。彼时青海交通不便，冯国瑞试图用马车进行运输，不承想途中因石虎过重导致车轴断裂，无法继续前行，只得暂时将文物搁置在东大滩。

这尊石虎在东大滩经历了十余年风雨，直到1956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其正式搬运至海晏县文化馆进行保护和研究，至此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但这只是故事开始，两年后的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西海郡故城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汉代和王莽时期的钱币及钱范，首次科学确认遗址的汉代属性与经济活动的实物证据。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又对遗址进行多次勘查，1986年遗址区域内又发掘出一件刻有铭文的石匮，长1.39米，宽1.7米，高0.92米。次年，在准备搬运这件大型石刻时，研究人员发现其底部铭文与1956年发现的石虎铭文竟然可以连贯拼接，拼合起来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22字篆书铭文，确定为王莽为设置西海郡所制的象征性器物。经近半个世纪的辗转，始建国元年虎符石匮上下部终于完整拼合，现藏海晏县西海郡博物馆。

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西海郡故城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考古人员多次实地探查，对城墙的形制、规模等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勘测和记录，确认了其基本布局——故城平面略呈方形或梯形，南宽北窄。城墙为夯土筑成，基底宽度约8米，顶部残存宽度约2米。遗址内散布有大量砖、瓦等建筑残件，相继出土了钱范、五铢、半两、货布、货泉、大泉五十等货币，为研究汉代青海地区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以及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西海安定”瓦当，汉，现藏青海省博物馆

实际上，夯土城墙与破碎瓦砾的价值远不止于标定一座古城的方位与规模。这些遗迹与遗物的发现，为《汉书》《后汉书》中相对简略的记载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将文献中“设郡县”“屯田”等距今已经很遥远的政策，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图景。更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出土的瓦当上，有“西海安定”“长乐未央”等字样，为史书上汉代在青海地区的边疆治理、郡县制度实施以及“四海归一”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实物证据。

青海羌人首次内迁

汉王朝经营青海的历史，绕不开一个庞大的族群——河湟羌人。所谓“河湟”，指黄河与湟水流域的青海东部及甘肃部分区域。河湟自古为多民族交融之地，也是中原与边疆文化的交会带，在秦始皇一统六国前后，河湟羌人的情况，《后汉书·西羌传》这样记载：

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持续军事扩张，势力不断向西延伸，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国西部疆域最终达到“西至临洮、羌中”。“临洮”指今天的甘肃省岷县，而“羌中”则大致涵盖了黄河与湟水流域，也就是说，河湟地区已经与秦国的西部边境直接接壤。但战国后期，秦王嬴政致力于吞并六国，以中原诸侯为事务重心，军队不向西调动，因此秦国与青海东部的羌人并没有过多交集。待到秦始皇兼并天下，派大将蒙恬率军攻取土地，向西驱逐诸戎，向北击退众狄，修筑长城作为边界，河湟羌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不能任意向东南发展了。司马迁所记述的临洮、羌中一带，亦是秦长城西段起点，构成秦与西羌的边界。而洮西则包括河湟流域的广大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草场广阔，牧草丰美，成为羌人理想的游牧之地。这段时间总体相安无事，史籍中也没有发现羌人侵扰秦朝边地的记载。

河湟羌人并非统一整体，而是种落繁杂，人口众多，到南北朝时期刘宋范晔编撰《后汉书》时，大多已无法考证其“种别名号”，现可知的有先零羌、烧当羌、卑湳羌、彡姐羌、封养羌、卑禾羌、发羌等数支。进入汉代后，文献中开始出现汉朝边疆遭到羌人袭扰的记录。这种情况与北方匈奴崛起有关，早在秦末汉初，北方匈奴乘中原内乱之际，南下河套地区。尤其在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后，匈奴势力空前强大，东征攻破东胡王，西进击败月氏，南并楼烦、白羊，频繁袭扰汉王朝边境，即史上“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的鼎盛时期。此时生活于河湟地区的羌人亦处于匈奴控制之下。

西汉立国之初，羌人东进侵扰汉王朝边疆，很大程度是受到匈奴贵族的挑唆。汉高祖刘邦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战败后，汉朝进入对内休养生息，对外以和亲政策谋求和平的战略防御时期。匈奴为对汉王朝形成夹击之势，南下联络和怂恿羌人酋豪，从西边对汉疆形成威胁，作为匈奴进攻汉朝的“右臂”。在汉初几十年里，匈奴与羌人豪强时常发动以劫掠为目的的战争，其中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数十次，成为西汉时期边疆的最大祸患。

始建国元年虎符石匮,新朝，现藏西海郡博物馆。该文物由花岗岩雕成,分石虎与基座两部分。铭文中“始建国”为王莽年号,“河南”指青海湟水南部地区,“郭戎”为工匠名

但羌人与匈奴之间同样存在矛盾。匈奴贵族对羌人采取野蛮的奴役政策，苛重剥削令羌人百姓苦不堪言，故而西汉前期也发生过数次羌人内附事件。据《汉书·冯奉世传》记载，汉景帝时期，原居河湟地区的羌豪留何率领其部落（彡姐羌）请求内附汉廷，入守陇西塞举族内迁，于是汉朝安排其部居住于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市）、安故（今甘肃临洮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北）。这也是文献记载青海东部的羌人首次东迁。

“汉归义羌长”青铜印（左），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右），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河湟归汉土

从河湟内迁的羌人很快在今甘肃南部的岷县、临洮一带安居乐业，与当地的汉族、氐族居民友好相处，成为汉朝属民。另一方面，汉王朝经过几代休养生息，实行寓富于民、积谷于边的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帝至景帝时期，先后建立马苑36处，养官马数十万匹，同时还鼓励民间养马，为发展骑兵奠定基础。同时还实行“募民实边”政策，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到汉武帝时，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国力强盛，具备了解除边境威胁的军事能力。于是武帝决定展开“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行动。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汉朝开始对匈奴发动马邑之役，但因军机泄露而未能竟其功。换来的是匈奴变本加厉地攻掠汉朝边郡，甚至于元光六年（前129）入侵上谷，杀掠边民。汉廷派遣车骑将军卫青等率军北击匈奴，展开大规模对匈反击战，其中影响最大、收功最著者为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率军进击河西匈奴的战役。是役，汉军大胜，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众归降汉朝。此后，金城河西（今甘肃兰州以西一带）沿南山（今祁连山）西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而汉廷也陆续向这些地方迁徙居民，设置郡县。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沟通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另一方面则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为西汉统一河湟地区奠定了基础。

元鼎五年（前112），西北局势再度严峻起来。在匈奴贵族的运作下，居住于河湟地区的先零羌、封养羌、勒姐羌等诸部解仇结盟，同时与匈奴勾连，合兵10万人，对汉朝的令居、安故等地发起进攻。作为策应，匈奴还派兵“入五原（今河套一带），杀太守”，一时声势浩大，对汉朝西北边境构成巨大压力。面对局势突变，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前111）秋季，派遣将军李息为主帅，同时任命郎中令徐自为为副手，率领一支规模达10万人的军队前往征讨。汉军大举进击，击溃羌胡联军，“破羌”而还。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汉军进占河湟地区，大部分羌人归降，还有一部分羌人“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同年，汉王朝又派数万人渡河筑造军事要塞，同时置张掖、酒泉二郡。

为防御羌人与匈奴再次交通，汉朝开始系统性地加强边防建设，一面安抚投降羌人，对归顺的羌人酋豪封以爵位，如先零羌首领杨玉即被封为归义羌侯。另一方面，汉朝向湟水流域大量迁徙汉人，开置公田，并陆续在要冲设置亭、障等军事设施，有效阻隔了羌人与匈奴的联络。这次军事行动是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经营西北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它通过武力征服与边防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标志着中原王朝对河湟地区的正式军事介入，为日后汉王朝进一步巩固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奠定基础。

尽管汉武帝时期曾通过军事初步控制河湟地区，但治理基础并不牢固。其后数十年，羌人部落时叛时服，其与匈奴潜在的战略呼应始终是汉朝西部边疆的重大隐患；另一方面，匈奴在本始三年（前71）被汉军重创后，势力衰退，其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因此更加努力地维系与羌人的联盟，试图从河西走廊以南寻找突破口。在匈奴势力的长期挑动下，“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汉朝派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前往安抚，结果因其处置失当，终于在神爵元年（前61）酿成大规模叛乱。

赵充国“罢兵屯田”

叛乱的羌兵冲破边塞，攻杀官吏，西北动荡。为尽快稳定局面，汉宣帝派遣通晓羌事的老将赵充国率领6万大军挺进湟中。神爵元年（前61）六月，赵充国兵至金城，随后统军渡过黄河，深入羌人占领的湟水谷地，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击溃率先起兵的先零羌部。在军事行动取得初步胜利后，赵充国对其他羌人部落采取争取与安抚政策，遂宣布：“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同时承诺归顺者汉军会保护其庄稼和财产。在军事打击配合政治瓦解战略下，赵充国用5个月时间平息叛乱，各部羌人纷纷归顺。

但这次叛乱也直接暴露了此前单纯以军事威慑为主的政策的局限性，要使这一地区长治久安，汉王朝必须寻求一种更有效、更长久地经营方略，一系列对河湟地区影响深远的政策应运而生。首先是金城属国的设置，叛乱平定后，羌人首领黄羝等部4000余人降汉，汉朝封芣零、弟泽为帅众王，而金城属国的功能主要就是为了安置降羌，并管理郡境塞内外羌人。汉朝从武帝至宣帝时期，先后共设置7个属国，即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其中金城属国是专门为内附羌人部落而设置的，属凉州。有了这些属国，内附各族居民接受汉王朝统治的同时又能保留其原有部落的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汉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一种开明统治政策，也是内属部族逐步编户化过程的必要过渡方式。

其次，汉护羌校尉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此职位是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能开府治事，是与郡守级别相当、专司其事的军事机构。护羌校尉主要职责为定期巡视羌夷部落，处理羌人部落之间以及其与郡县吏民间的纠纷，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等问题，同时还要保护河西丝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职位。但要注意的是，据《后汉书》记载，护羌校尉一职始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即李息、徐自为大军进占湟水流域时，可奇怪的是，始任此职之人，史书缺乏记载，一直到赵充国平定羌乱时，也未见护羌校尉以及相关活动。直到神爵二年（前60），辛临众被任命此职，才有了见之于史书记载的第一位护羌校尉。因此有学者认为元鼎六年之说可能是史书追记或有疏漏，该职位的常态化与实质性运作，很可能始于神爵二年（前60）辛临众的任命。

三老赵掾碑( 残碑 ),东汉光和三年十一月,现藏青海省博物馆。赵掾即赵宽,“掾”为当时属官的官职通称。内容记载西汉赵充国在河湟地区屯田及其五世孙赵宽继承祖业的事迹

第三，赵充国在河湟开展屯田。在羌乱平息后，赵充国意识到要使西部边境长久安宁，必须让此前战乱中广大失去土地和脱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既能解决广大农民成为“流民”的严重问题，又能使边地农业得到恢复发展，遂向朝廷上《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提出“罢兵屯田”的建议。他详述“屯田十二利”，指出此策略既能防止羌人再度滋事，又能生产粮食以备战，即“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是保境安民的良策。这一建议在朝廷引起巨大反响，后经赵充国据理力争，终于获得汉宣帝准奏：“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受命在河湟屯田时已是76岁高龄，然其老当益壮，率领军民拓荒垦田，不仅耕种了西起临羌、东至浩门的2000余顷土地，又在河湟两岸开垦了大量荒地。与此同时，赵充国还大力发展水利交通工程，并从内地招募人才将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传播到河湟地区，极大提高了河湟地区的生产水平。神爵二年（前60）五月，赵充国罢去屯田，“振旅而还”。从时间上看，这位老将亲留河湟屯田的时间非常短暂，前后约一年，但他在湟水流域开垦的屯田被驻守当地的军民继续耕种，持续产生影响。其首创屯田戍边、开放边疆的业绩也成为后世历代效仿的榜样。

1942年，青海乐都县（今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白崖子村出土了一块东汉石碑，即“三老赵掾碑”，此碑现藏青海省博物馆。碑文为隶书，共694字，刻于东汉光和三年（180）十一月丁未日，内容记载西汉赵充国在河湟地区屯田及其五世孙赵宽继承祖业的事迹，是汉代汉人迁入湟水流域与羌族、小月支人共同开发边疆的历史见证。

西海郡兴衰

经过十几年经营，河湟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设立郡县的条件已经成熟。据《汉书》载，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汉昭帝初置金城郡时只有六县，分别为陇西郡的枹罕、白石；天水郡的榆中、金城；张掖郡的令居、枝阳。金城郡设置后，与河西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一起合称河西五郡。后经发展，金城郡的辖县扩充为13个，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以西，至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广袤区域。其中，允吾县和破羌县位于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一带，安夷县在今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境内，临羌县在今青海省湟源县城东南。而金城郡的西部边界，一度延伸至青海湖周边。

汉朝对青海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西海郡的设立。西汉末年，安汉公王莽主政，积极推行拓边政策。元始四年（4），王莽派遣中郎将平宪等人前往西海（今青海湖）地区，利用财物利诱当地卑禾羌人首领良愿归附。良愿同意献出鲜水海（青海湖）、允谷（今共和县东南）、盐池（今茶卡盐湖）等要地。王莽随即奏请设立西海郡，因为当时已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设立西海郡就补全了“四海”拼图。同年冬季，西海郡正式设立，郡治位于龙夷（今海晏县三角城），并沿湖修筑五县，广建亭燧驿道，构建起完整的行政与军事防御体系。

尽管设置西海郡强化了中央对羌地的控制，但王莽经营政策失当却成为导致它短命的原因之一。设郡后，王莽颁行严苛法令，将数以千万计的内地违令者迁徙至西海郡戍边，引发广泛民怨。另一方面，当地羌人不堪其扰，于居摄元年（6）在首领庞恬、傅幡率领下起兵围郡，太守程永弃城而逃，被王莽处死。次年，护羌校尉窦况率军平叛，暂稳局势。王莽称帝后（9），又在郡治三角城立“虎符石匮”昭示权威。然而至地皇四年（23），随着新莽政权覆灭，西海郡亦随之废弃，存续仅19年。

史籍并未详载西海郡所辖五县之名，所幸考古发现揭示了其治所布局。西海郡的郡治三角城遗址规模宏大，设四门，出土的“虎符石匮”铭文确证其为西海郡中心。其余四座附属古城——尕海古城、北向阳古城、曹多隆古城、支东加拉古城，均分布于青海湖周边，规模略小，形制统一，与史载“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相符。此外，刚察县以南的向阳古城等小型亭城，构成了基层预警网络。这些遗址出土的王莽时期钱币及钱范，证明当地曾存在铸币活动。

尕海古城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尕海湖畔，是汉代西海郡环湖五城之一。遗址形式和布局呈正方形，用夯土筑成、城内发现的灰色的陶片、残破的铜镜、五铢铜钱等文物

西海郡存在时间虽然短暂，却是中原王朝首次将郡县制体系推进至青海湖区域的重要实践。这一建置将西羌活动腹地纳入国家疆域管理，为后世经略青藏高原奠定了行政基础。亭燧体系的构建不仅强化了军事控制，也促进了汉羌地域的交通与联系，同时也是青海东部被纳入“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关键一步，对历代治理西北边疆具有深远影响。

东汉持续开发

新莽末年，中原陷入战乱，无暇西顾，一些西羌酋豪乘机率部“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王莽旧部隗嚣拥兵10余万，自称西州上将军，占据天水（今甘肃通渭西），称雄陇右。隗嚣对入塞的西羌酋豪竭力拉拢以为己所用。刘秀刚建立东汉，即着手平定西北割据势力。建武六年（30），温序被汉朝任命为护羌校尉，却在上任途中被隗嚣部将截获，温序坚决拒降，伏剑而死。温序也是见于史料的东汉首位护羌校尉。建武八年（32），刘秀派大将来歙攻取隗嚣的军事重镇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随后刘秀亲率军西征，隗嚣的部将牛邯率“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隗嚣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不久“恚愤而死”。

在解决隗嚣这个大麻烦的同时，刘秀对西北实行攻伐与招降结合的方针。他派人招降了河西的窦融，并授窦融为凉州牧。又亲征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平定了西南，至建武十六年（40），据有北方五郡的卢芳遣使请降，五郡收复。随着东汉再次实现全国统一，管理西羌事务也提上议事日程。司徒掾班彪上书光武帝，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他认为羌人时常出现叛乱的原因是当地胡汉杂居，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常被当地小吏欺压而激化矛盾，朝廷需要有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机构，以他们解决问题。至于办法，就依西汉旧制，设置护羌校尉。刘秀从其议，任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

此外，东汉末年西平郡的设置与青海地区的经营关系紧密。青海东部湟中地区地处交通要冲，东接关陇，西通青海，北连河西走廊，南邻洮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汉武帝经略湟中以来，大量内地汉人迁入，与羌、胡等族杂居共处，共同开发了这一区域。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逐步深入，湟中地区至东汉后期已具备设立郡一级行政机构的条件。为强化对西部边疆的控制，东汉在建安年间于湟水流域中心——即今西宁市一带——设置西平郡，标志着该地区进一步纳入全国郡县体系。

不过史料对西平郡设置的具体年代存在不同说法。《通典》记载为“后汉建安中，置西平郡。晋因之”，即196年至219年之间；而《水经注》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则主张为曹魏黄初年间所设。后世学者根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中建安十八年（213）凉州并入雍州，所辖郡中列有“西平”记载，推断西平郡应设于东汉建安时期。此外，《三国志·杜畿传》记载其在建安中期曾任护羌校尉、西平太守，可佐证建安年间西平郡已存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杜畿转任河东太守一事的时间记载为建安十年（205），进一步支持西平郡设立于东汉建安时期的观点。

西平郡的设置客观上也促进多民族交流与边疆稳定。东汉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是在湟中地区继续大力推行屯田制。自西汉赵充国在湟中开创屯田先例以来，东汉进一步扩大了屯田规模，将其从湟水流域拓展至黄河河曲两岸，甚至延伸至青海湖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套以军屯为主、戍边与开发相结合的边疆经营体系。

东汉初年，名将马援平定羌乱后，即推行“开导水田，劝以耕牧”之策，他招还流民，兴修水利，使陇西、河湟一带出现“郡中乐业”之景象。至章和（87—88）、永元（89—105）年间，护羌校尉邓训在击败烧当羌后，罢减戍兵，转以弛刑徒屯田黄河两岸，“为贫人耕种”。邓训采取“以德怀之”的民族政策，妥善安置羌胡部众，兴医改俗，深得民心，其屯田方略成效显著。屯田布局在东汉中后期得到系统扩展。永元十四年（102），金城西部都尉曹凤于大小榆谷及环青海湖地区开展屯田。顺帝时期，韩皓、马续相继调整并增设屯田，使河湟屯田体系不断完善，持续百余年，成效远超西汉。

屯田劳动者除戍卒、弛刑徒外，还包括留边汉人、内附羌胡及内地移民。他们不仅开垦荒地，也引进了铁犁牛耕、水碓等先进农业技术，推动了河湟地区农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屯田还促进了汉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羌人部落向编户化过渡，为青海东部的持续开发奠定了基础。

大泉五十陶钱范,汉,长13.9厘米,宽9.2厘米,厚6.3厘米,夹砂粗陶,呈砖红色,出土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现藏青海省博物馆

从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破局，到赵充国“罢兵屯田”的深谋远虑，再到王莽设立西海郡以完成“四海归一”的政治象征，中原王朝脚步坚定地迈向高原。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军事较量、政治博弈与民族磨合，但最终通过持之以恒的军事驻防、经济开发和文化浸润，使青海东部地区不可逆转地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主脉。如今，西海郡故城的夯土残垣、斑驳的虎符石匮，以及瓦当上“长乐未央”的吉语，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物理存在。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古老的命题：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在持续不断的互动中共同书写而成的。两汉在青海的实践，正是为后世“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