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蜿蜒伸展超过2500干米，被誉为“万山之宗”“亚洲脊梁”。其平均海拔在5500米以上，东部支脉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

290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周穆王意气风发。这是他在位的第17个年头，不同于自己的曾祖成王、祖父康王、父亲昭王的短命，周穆王的身体相当健康，周朝国力也尚在巅峰。于是，周穆王驾着造父（“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献上的骏马，带着天子六师，向西一路进发，以实现自己“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的志向。一行人到达“河水之阿”，周穆王下令将玉璧和牛、马、猪、羊沉入河中，以祭祀河伯。河伯收到祭品，呼喊周穆王，并转述了天帝对他说的话：“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宝。”

得到天帝的许可，穆王继续西行，于戊午日达到昆仑山脚下。在辛酉日——这是个十分吉利的日子——穆王登上昆仑之丘，见到了黄帝之宫。但周穆王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而是继续西行三千余里，到达“西王母之邦”。在瑶池之上，周穆王与西王母饮酒作乐，对歌祝福。至此，周穆王的西行之旅终于到达终点。

以上讲述穆王西行的故事，见于先秦典籍记载，但其可信度却一向饱受质疑。因为记载此事的“先秦典籍”很特殊，并非传承有序的古书经典，而是在西晋时期被盗掘出土的战国竹书，即著名的“汲冢书”。西晋初年，盗墓贼不准在汲郡发掘了一座古墓，墓中出土大量竹简，均以战国古文书写。经荀勖、和峤、束皙等学者整理，共有古籍十余部。

在这许多重见天日的古籍中，只有一部半古书流传至今。这“一部”，就是《穆天子传》；而这“半部”，则是《竹书纪年》。之所以是“半部”，是因为《竹书纪年》的完本在宋代就已经散佚，到了明代又忽然重新出现，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其真伪至今仍争论不休。这“一部半”古书中，都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昆仑、见西王母之事。

无论存在怎样的争议，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周穆王是先秦典籍明确记载的第一位到达“昆仑”的中原历史名人。而相对于围绕“昆仑”的历史争议和文化迷雾，周穆王的西行之谜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点缀。

从沧海到崇山

打开中国地形图，在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横亘着一道巨大的山墙，它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蜿蜒伸展超过2500千米，这便是被誉为“万山之宗”“亚洲脊梁”的昆仑山。它的平均海拔在5500米以上，冰雪覆盖的山峰直插云霄。其东部支脉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从这个角度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正是由昆仑山孕育而出。

如今这片高峻、寒冷、干旱的巨型山脉，在遥远的过去曾是浩瀚的海洋，这是比沧海桑田更宏伟的地质巨变。在古生代甚至更早时期，这里曾是特提斯洋（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海水的覆盖下，古老的基岩之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积层。从距今约5500万年的新生代初期开始，印度板块这个“不速之客”从南半球一路北漂，以巨大的能量撞向了欧亚板块。这次碰撞催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壮观的造山事件之一，直接导致青藏高原的整体隆升，而位于其北缘的昆仑山，正是这次碰撞的前沿和关键受力点。

强大的挤压力量使得古老的地壳被剧烈压缩、褶皱、推挤、向上抬升，最终冲出海面，奠定了昆仑山的基本骨架。昆仑山作为青藏高原北部最主要的应力释放地带，其深部结构记录了完整的洋—陆转化与陆—陆碰撞的历史。地球物理探测揭示，昆仑山的地壳厚度可达65—70千米，几乎是普通大陆地壳厚度的两倍，这直观地说明了其承受了何等巨大的挤压力量。

随着山脉的隆升，在海拔5600米以上的极高山区，发育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千米的现代冰川。这些冰川如同巨大的刨刀，在数百万年间侵蚀着昆仑山的山体，刻凿出锋利的角峰、刀刃般的山脊和深邃山谷，使这里成为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八骏巡游》出自明代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 》传说周穆王驾驶八骏马车到达昆仑山，登上昆仑之丘,见到了黄帝之宫。其后继续西行三千余里，到达“西王母之邦”，在瑶池上,与西王母饮酒作乐

这场壮观至极的青藏高原造山运动并未终结，而是一直持续至今。2001年11月14日，青海省昆仑山口西发生里氏8.1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1度，形成长达430千米的地表裂缝带，至今仍清晰可辨，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被国际地质学界视为研究地震机理的“天然课堂”。与地震相伴的，还有活跃的火山活动。在东昆仑山于田至民丰一带，至今仍分布着火山群，地下深处的岩浆活动并未停息。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穿越昆仑山的解放军工程部队在昆仑大坂西沟一带目睹了火山喷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记录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火山喷发。

超高的海拔、巨大的冰川、地震与火山还不是昆仑山严酷地理环境的全部。高耸的山脉如同一道巨大的屏障，相当彻底地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得山脉北侧的新疆南部地区，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极端干旱荒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自身也处于强烈的大陆性气候控制下，年温差和日温差都非常大。如果我们以古代中原先民的视角向西看，高耸入云的昆仑山、位于其南侧同样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位于其北侧极度干旱的大沙漠，共同构成了东亚大陆西缘一道难以逾越的地理边界，这里似乎就是世界的尽头。

昆山之玉

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在中华大地各区域史前文化中都是重要的礼器和财富的象征。对玉的喜好和推崇，贯穿了华夏文明的全过程，直至当下。而在众多美玉品种中，自古以来最著名、最珍贵的是“昆山之玉”。这是一类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玉石，主要产于西段昆仑山脚下的和田河流域（即古书中所说的“于阗”），今天一般称之为“和田玉”。

和田玉实物见于中原地区是相当早的。在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和田玉制成的玉羊、玉鸟。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生活在距今约3300年。那时，昆仑山和中原之间的直接物质交流已然出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中所出玉器也有许多是新疆和田玉制成，这说明和田玉在中原地区的流传相当广泛，甚至已经通过中原继续向南流通。远古时期的中原先民很可能已经对这座极西之地盛产美玉的巍峨大山有一定认知，只不过未能书于文字，或此类记述未能流传下来。

那么，遥远的“昆山之玉”是如何跨越数千里流传到中原的呢？若依照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路线，似乎应当是沿着昆仑山北麓的“绿洲路”向东，经河西走廊入关中，再由关中入中原。不过，这条路线能够畅通，建立在中原王朝统一且控制河西走廊的基础上。商代国土较小，向西的影响力不出关中；西周疆域虽然大大扩展，但也只能控制到泾水、渭水上游，河西走廊仍属域外。至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这条路线更是障碍重重、难以畅通。

昆仑冰河彩石。中国古代玉器最珍贵的就是产于西段昆仑山脚下和田河流域的和田玉。昆仑彩石是产于青海昆仑山脉的一种雕刻石材，也是昆仑玉的一种

在《战国策·赵策》所载苏厉游说赵王的言辞中，保留了先秦时期“昆山之玉”进入中原的路线：

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宝者，又非王之有也。

句注山在山西省雁门县西北，而雁门是中原农耕区与北方草原的分界线，一旦秦军控制句注山以西的土地，就会导致运送昆山之玉的交通线断绝，赵国将无法获得这一稀世珍宝。由此推断，运送昆山之玉的路线应当起于昆仑山北麓，转而向东北，经由蒙古草原向东运送，至雁门一带转而向南，进入中原。不仅是“昆山之玉”，上古时期诸多自中亚、西亚传入中原的物质与文化均是经此路线。

这条路绵延万里，要经过沙漠、戈壁、草原，不仅翻山跨河，更要应对沿途游牧民的抄掠。《尸子》记载：“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反映了先秦时期将昆山之玉运送至中原的艰辛，运输者十之八九会死于途中。

但中原贵族对“昆山之玉”的热情丝毫不减，因为他们相信昆仑山上的美玉是一种可以令人长生不老的神物。屈原《九章》曰：“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这种观念的影响甚为深远，汉代王侯下葬时身穿玉衣，就是希冀昆山之玉能保证自己肉身不朽。

“昆山之玉”的“昆山”，从地理位置上讲，应当较为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不过，先秦两汉文献中的“昆山”与“昆仑”，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却不能全然等同视之。二者从方位上看都位于西北，但“昆山”还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地理概念，而“昆仑”则是杂糅着远古先民历史记忆、早期地理知识和各类神话传说的复杂文化概念。

作为文化符号的昆仑

在先秦典籍中，“昆仑”似乎并不是某一座山的专名，而是一套想象的神话世界观的核心支柱。最早记载“昆仑”的典籍是《山海经》。《山海经》是一部成书时代极早的古书，保留了商周时期古人对世界的观察、记录和想象。而这部书中多次出现的“昆仑”显然不是一座人间之山，《海内西经》中很详细地描述了“昆仑”的形态：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很明显，这座名为“昆仑之虚”的神山，其形态不仅与今天现实中的昆仑山大不相同，也和任何现实中的山脉都极为不同。所谓“方八百里，高万仞”，我们当然不必纠结这些数值的真实性，但若是把长宽高的比例落实下来，倒是可以一窥古人心目中昆仑山的样子。

根据殷墟出土的骨尺和牙尺长度，商代一尺大概是十五六厘米，此后一尺的长度有所变化，也未超过二十二三厘米。先秦时期一里有多长、一仞有多高，就都不可确知了。若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一里”和“八尺一仞”计，“八百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里，“高万仞”则相当于今天的高1.3万至1.7万米。长宽五六百里的山只能算是相当小的一座山脉，而一万多米的高度已经远超珠穆朗玛峰。与我们今天所知的绵延5000余里的昆仑山不同，《山海经》中“昆仑之虚”是一座小而极高的山峰。到了《禹本纪》中，昆仑已经“高二千五百余里”（《史记·大宛列传》所引），彻底超出了现实世界的尺度。

玉珠峰，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南160公里处。在古代，“昆仑”是杂糅着远古先民历史记忆、早期地理知识和各类神话传说的复杂文化概念

在这座状如高台甚至状如巨柱的神山上，坐落着“帝之下都”，即天帝在人间设立的都城。至于“天帝”的身份，依据《穆天子传》，很可能指的是黄帝。这座都城是“百神之所在”，即神仙世界的行政与生活中心，其神圣地位无与伦比。

要抵达“昆仑之虚”，必须穿越重重险阻。环绕昆仑的，是深不见底的“弱水”，连羽毛都无法浮起；外围还有昼夜不息的“炎火之山”，形成一道天然的火焰屏障。这凸显了昆仑的排他性与神圣性，绝非普通生灵所能企及。即使到了“帝之下都”城下，每一面城墙都有“九门”，由“开明兽”守卫。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审视着一切往来者。

近几年以《封神演义》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十分火爆，动画电影《哪吒》《姜子牙》及两部《封神》电影都提到了昆仑神仙。其中，今年年初大火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中非常详细地展示了昆仑山上神仙聚居的场景和“玉虚宫”的宏伟威严。追溯其文化源头，正是先秦时期人们对昆仑神山的想象。

不过，《山海经》中居于昆仑一带的大神，不是元始天尊和十二金仙，而是“西王母”。她并非居住于昆仑之虚，而是住在附近的玉山上。“西王母”听上去似乎是一位雍容典雅的女神，但其最初的形象恰恰相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与其说是神仙，不如说更像妖怪。而且她主要掌管灾厉，是一位具有浓烈肃杀气质的神灵。

战国以后，昆仑神话与东部滨海地区的蓬莱神话系统发生了碰撞与融合。蓬莱系统讲求海上仙山、长生不死，而“昆山之玉”恰有令人“与天地同寿”的功效。于是，昆仑在保留其西部圣山本色的同时，其“仙境”的色彩愈发浓厚。西王母“豹尾虎齿”的凶神形象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端庄华贵、掌管不死药的女仙领袖。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征，执白圭玄璧拜会西王母，双方在瑶池之上赋诗唱和，场面优雅而和谐。西王母已成为一位能够与人间帝王平等交往、充满智慧和风度的君王。此时的昆仑，也不再是严防死守、层层关卡的秘境，而是人间帝王可抵达、可交往的仙境。

至汉代，在神仙方术和道家思想的大力推动下，昆仑成为道家仙境的核心。它被描绘成由五城十二楼构成的琼楼玉宇，是真人、仙人们的居所。这一形象通过文学、艺术（如汉画像石）深入人心，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人对仙界的想象。

文化“昆仑”源于古老的神话，是初民心灵中宇宙模型的核心，承载着先民对生命归宿、域外世界和更高层次空间的终极想象。这个“昆仑”，承载了屈原《离骚》中“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的求索精神，是李白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磅礴悲壮，是杜甫“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对为政者荒政宴乐的暗讽，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视死如归，也是毛泽东笔下“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宏大历史气魄。“昆仑”，不知其所在，又无处不在。

扎陵湖畔的秦刻石

文化“昆仑”可以是模糊的、多变的，但地理上的“昆仑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先秦时期对于“昆仑”的地理探索，夹杂着神话与想象，不过我们仍能从中剥离出一些有效的知识。

《尚书·禹贡》在论述雍州地理时提到西戎聚居于昆仑、析支、渠搜三山，这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一语境下，“昆仑”无疑是一个实际的地理概念而非神话；第二，昆仑山位于雍州西部西戎之地，即位于西北边地；第三，昆仑、析支、渠搜三山均位于雍州，说明“昆仑”并非一座巨大的山脉，至少不会像今天所说的昆仑山那样绵延5000余里。

《山海经》云：“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明确记载了黄河出自昆仑山的东北角，这与现实中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东支巴颜喀拉山是很相符的。《禹本纪》同样记载了“河出昆仑”。由于《禹本纪》已经散佚，我们无法知道这部书是纪实属性居多还是传说属性居多，但从其记载“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来看，并不能轻易断言该书“河出昆仑”的记载是基于现实观察的。纵然如此，通过黄河的基本走向可以断定，《禹本纪》的作者同样认为昆仑山位于西北边地。“昆仑”虽然承载了大量神话与想象，其方位在西北应当有现实依据，也是当时人的基本共识。

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玛多县扎陵湖畔,是我国己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秦代对于昆仑的探索不见于典籍记载，但最近受到学术界和公众广泛关注的“尕日塘秦刻石”恰能补充史籍之不足。“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玛多县扎陵湖畔，海拔4306米，关于其真伪一度有十分激烈的争论，目前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我国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刻石字体为典型的秦篆，共有37字：“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不仅是尕日塘秦刻石本身，连其发现史也显得十分传奇。2020年7月5日，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与学生在扎陵湖北岸考察古人类遗迹时，看到草地上有一块突兀的巨大岩石，考虑到可能存在远古岩画，侯光良一行便立即停车上前一探究竟。谁料，岩石上竟有一个篆书写的“皇”字。震惊之余，他们赶忙拍照、测量数据，并对周围进行搜索，可惜没有更多的遗物。当时侯光良推测此刻石“大概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元清两代绘制地图或祭祀河神”的遗存。这不奇怪，以唐、元、清的广阔疆域而论，说彼时曾有先行者来说这片鲜少有人驻足的土地也不是多跳脱的事。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23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等学者在当地工作人员带领下，也来到扎陵湖北岸见到了这一刻石。虽然“皇帝”等字仍可辨识出来，但仝涛的工作重点并不在此，加之被告知这是方清代刻石，所以没人对这一遗迹投入过多关注。直到2024年初，在整理资料时，仝涛他们才注意到石刻上有“己卯”纪年，联想起碑文所用的字体是小篆，这不免让人对此碑刻的真正年代产生了怀疑。在多番调查之后，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仝涛《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这才令举世皆惊。

西北大学教授、秦汉史学者王子今随后也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几则有趣的记录，比如许鸿磐（1756—1837）在《方舆考证》中的“乌蓝得什山”条就写道：

在河源东查灵海北四十里，其山高大，顶极平坦方正。又尼马涂山，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

此外，在乾隆朝《大清一统志》里“马尼图山”部分也称该地“上有昔人镌刻汉文”。鄂灵海其实就是扎陵湖边的鄂陵湖。王子今猜想，或许“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所指正是具体位置出现偏差的尕日塘秦刻石。

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调查，最终证明了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实性。对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的检测，显示元素成分差异较小，而且未检测出钨、钴等金属元素，这证明它绝非今人用现代合金工具制造的伪刻。之所以尕日塘秦刻石能跨越两千年的岁月，主要得益于载体本身是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抗压抗腐蚀指数较高。从另一视角来看，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特征也与秦代相符，比如“大夫”两字为合文的形式，这种写法在汉代之后就消失了。

刻石中出现了“昆仑”二字，而其所在位置与黄河源头近在咫尺，印证了昆仑在西北和“河出昆仑”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普遍认识。至此，似乎昆仑山更像是青海境内一座不算太大的山脉，不少学者认为此时的昆仑应当是祁连山的一部分。

历代对昆仑山的探索

第一个将“昆仑”落实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西接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的这座大山上的，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凿空西域归来，汇报了于阗（今新疆和田）的河流情况：“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这一描述，与当时已在中原流传数百年的“河出昆仑”观念较为吻合。汉武帝据这一点，加之考索古代图书，于是亲自拍板，“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将“昆仑”的称号授予于阗南山（即今天的昆仑山脉西段）。

这一行为，并非单纯的地理考证，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意涵。这意味着“昆仑”这一神话中的圣山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极致体现。同时，通过行使对神圣昆仑山的“命名权”，汉武帝宣告了中央王朝对西域享有文化上与政治上的权威。

然而，这一“钦定”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博学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委婉地表达了怀疑，认为张骞并未亲临河源，汉武帝的认定缺乏坚实证据。东汉史学家班固对此说也不以为然。不过，史学家的反对并未影响汉武帝的这一决定成了此后2000多年关于昆仑山定位的主流观点。

年宝玉则，也称年保玉则，藏语意为“圣洁的松耳石峰”,又称果洛山,属巴颜喀拉山。巴颜喀拉山是孕育黄河、长江这两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中西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昆仑的认知变得更加复杂。佛教经典中的“阿耨达山”被视为新的昆仑和河源，这与中土旧说产生了竞争。同时，道教语境下的昆仑山愈发神化、内化，它有时指实际存在的地理单元，有时又是修行者内丹修炼的境界象征。

唐代，国力鼎盛，疆域西扩，对西域的了解更为深入。贞观年间，大将李道宗、侯君集等人追击吐谷浑，曾“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他们看到的，可能是黄河上游的扎陵湖、鄂陵湖地区。这标志着对河源——昆仑区域的探索从听闻走向了亲历。虽然唐人也未推翻汉代的于阗南山说，但探索的实地性增强了。

宋人因国力所限，无法亲临西域，对昆仑的讨论更多地回到文献考据和义理阐释的层面，但昆仑在文化中的仙境地位，通过诗词、绘画被进一步巩固和美化。

元代的疆域空前广阔，且在历史上首次将整个青藏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实为招讨使，专程前往勘探黄河源头。这次考察的成果，由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的转述，撰成《河源志》。该书记载了“星宿海”区域“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的景象，并明确指出黄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部，有泉水“灿若列星”，被称为“火敦脑儿”（星宿海）。这是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人员抵达河源地区，并留下了相对客观的记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代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关于昆仑的知识多承前说，少有突破。

至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和新疆的统治空前巩固，为实地勘察提供了条件。康熙一向关注黄河事务，曾多次派人探查河源。康熙五十六年（1717），令理藩院主事胜住及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本占巴深入河源地区，绘制西海、西藏舆图，将勘察结果载入《皇舆全览图》。他们超越了星宿海，追溯至喀喇渠（卡日曲）等河流。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叛乱后，清帝国直接统治新疆。乾隆皇帝对昆仑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下诏编写了《钦定河源纪略》，试图综合各种史料和勘察报告，对河源与昆仑做出最终定论。他基本接受了元代以来的河源考察成果，同时也维护了汉代以来于阗南山为昆仑的传统观点，但对其具体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至此，今天地理学上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西藏间，延伸至青海境内的巨大山脉——昆仑山脉，其宏观的地理轮廓终于被确立下来。然而，“地理的昆仑”与“文化的昆仑”，已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尽管“昆仑”一词在历史长河中衍生出多样的指代与文化意象，或指南洋之民，或喻关隘险塞，但其作为“万山之宗”的核心地位与神圣光环，始终牢固地根植于中国西部那片真实的、巍峨耸峙的巨型山脉——昆仑山。而青海，作为昆仑山脉主体所在的重要省份，无疑是这份自然与文化遗产最直接的守护者与传承者。昆仑山的东延支脉——雄伟的巴颜喀拉山，孕育了黄河、长江这两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源头活水正是发自青海腹地，润泽华夏，福祚千里。青海，因此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华水塔”，更是文明源流的肇始之地。从上古神话中黄帝之宫、西王母瑶池的缥缈传说，到周穆王西巡、汉武帝定名的历史足迹，昆仑山的传奇与青海这片高天厚土紧密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西部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