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家遗址博物馆，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该博物馆所展示的喇家遗址从马家窑文化延续至齐家文化时期,在齐家文化时期尤其兴盛,是河湟谷地中的大型聚落，对于黄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其壮阔雄奇自不待言。然而，对于初抵此地的非高原居民而言，欣赏这片土地的风光并非易事——稀薄的空气、凛冽的寒风、灼热的烈日，是每一位初来者必须直面的考验。可对世代生息于此的高原民族来说，这一切不过是日常生活的自然背景。千年前，这里曾崛起过与大唐帝国并驾齐驱的吐蕃王朝，各民族在此共同谱写出灿烂多元的文化篇章。直至今日，仍有近千万人生活于此，续写着高原的传奇。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古人又是如何克服高原环境的严峻挑战，在此缔造出辉煌文明的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青海正是关键所在。青海北部和东部同甘肃相接，西北部与新疆相邻，东南部与四川接壤，南部和西南部与西藏毗连，汇聚了草原、中原与高原三重文化的影响。地理上，青海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历史上也是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扮演着从低海拔迈向高海拔的“天然阶梯”角色——早期人类正是在这里逐步适应高原环境，进而向更高、更深处的高原腹地进发。同时，青海作为战略要冲，既可控扼丝绸之路，也在这一地理大动脉繁荣之时，得以吸纳中西方文明的精华。

青海地形之复杂，在中国范围内罕有匹敌。昆仑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等巨大山系如同巍峨屏障，纵贯省境，将青海划分为青北与青南两大部分。这道“高墙”以南的青南高原，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寒冷干旱、气候多变，自古仅有少数区域适宜人类聚居，却是藏羚羊等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土——著名的可可西里便位于此。而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青北地区，也并非处处皆宜人居。青北地势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抬升，唯有散布于山间的若干盆地与河谷，因海拔较低、水土条件较为优越，为早期人类落脚生根提供了可能。

高原先行者

早在文明开始之前数万年，古人类的先驱者已经在青海留下了足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在青海境内陆续发现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例如，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小柴旦湖附近发现距今约3万年的小柴旦遗址；在冷湖镇附近的旧石器地点发现距今约3.7万年石核与石叶；近年来，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现的距今至少有4万年的丁都普巴洞穴遗址，是青海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存；这一系列发现表明，至少在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们就随着兽群的脚步，突破了重重高山和严寒缺氧踏足了世界屋脊。更有趣的是，同在柴达木盆地边缘，冷湖与小柴旦的旧石器却展示出截然不同的技术风格。冷湖地点石器与欧亚大陆西侧常见的勒瓦娄哇技术相似，而小柴旦发现的刮削器则更加接近华北石器，这说明两遗址虽然位置和年代相近，却并非同一人群所创造，青海地区的“十字路口”效应在此时便已初见端倪。

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距今约6700年。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使用细石器从事季节性采集狩猎人群的遗存

然而，高海拔带来的低温、缺氧和干旱终究困扰着高原最初的访客。考古证据显示，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零散、文化层浅薄，大多使用时间不长，来到这里的古代人类多是流动性较强的狩猎采集人群，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来临，才为这里带来了真正的农业定居人群。

目前，青海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的是位于青海海拔最低的湟水谷地中的沙隆卡遗址。遗址位于化隆县安达其哈村西南黄河与伊沙尔河交汇的阶地上，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多个文化层，表明这处遗址曾长期被不同人群使用，堪称一本青藏高原的早期“开拓史”。沙隆卡遗址最早的居民于约8500年前出现，他们在这里制造了数以百计的细石器。所谓“细石器”，是指一类经过精心打磨的小石片，虽然不像粗重的砾石器那样具有破坏力，但小石片可以通过黏合或镶嵌与木、骨器结合，如此制成的复合型石器相比砾石器轻便得多，也易于修复，因此能够大大提升追猎兽群的效率。此时正值著名的“全新世大暖期”，青藏高原也沐浴在暖湿之中，年平均温度高于今天2—3℃，年均降水比今天多30%左右，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冬季最低温更是高于今天11℃。适宜的温度让兽群繁荣昌盛，追踪至此的猎人们因此获得了舒适的生存环境。有序排列的柱洞、火塘遗迹和少量的粟、黍遗存以及大量的细石器及其半成品石器的发现，说明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沙隆卡人群可能已经有了季节性定居，或进行尝试性的农作物培育。这些人群及其后裔，有可能尝试向海拔更高的共和盆地发展，在那里留下了类似拉乙亥那样的从事季节性采集狩猎活动的遗址。

在袅袅炊烟升起于青藏高原东北角的同时，黄河中下游新石器社会也在大暖期的催化下迎来质变，制陶、农业、磨制石器等技术带领古代社会大踏步前进。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兴起于约8200年前，大批陶器和黍粒表明这里的定居农业已初具规模。而在沙隆卡遗址约78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整个青藏高原区域最早的疑似陶片（这片疑似陶片目前还没有进行科学鉴定），这可能源自两地先民的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一项针对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古代人群基因组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从大地湾遗址一位 5800 年前的先民遗骸里，意外分析出了来自青藏高原的遗传成分。该个体部分基因与现代藏族人群高原适应性相关的基因特征存在交集，这说明该大地湾先民的近亲可能源自一支长期定居于青藏高原的古老群体，他们已经具备对高原严酷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一证据证明在近6000年前，高原猎人已经与黄河中游的农夫族群通婚，看来两地的交流绝不限于物质交换。

量变引起质变，人群的交往为高原的变化建立了基础。在沙隆卡遗址（沙隆卡遗址曾用名“安达其哈遗址”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处遗址，安达其哈遗址实际上是沙隆卡遗址庙底沟期的遗存。）5900—5400 年前的文化层出土的陶器与大地湾三期高度相似，二者都展现出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典型特征。沙隆卡遗址庙底沟期地层中还发现了碳化的粟与黍与石刀、石斧、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表明早期农业也溯河而来。沙隆卡底沟期的地层还发现青藏高原已知最早的长期定居的房址。此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和由房屋组成的聚落早已普及，繁荣的史前社会方兴未艾，而谷物和房屋现身青藏高原边缘的沙隆卡，正式宣告这片土地新时代的来临：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社会开始转型，定居农业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古人类在高原雪域上拓荒征程，由此真正开始。

人群聚集的地方

宗日遗址位于青海省同德县西北，是一片绵延数千米的遗址群，那是夹在山河之间的一片河岸阶地，黄河奔腾而过，偶尔泛滥的黄河水带来肥沃深厚的土壤。对农人来说，这里实在是高原上不可多得的理想田园。1982年该遗址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最初被命名为兔儿滩遗址，此后则根据当地人的叫法改成“宗日”，在藏语中意为“人群聚集的地方”，这个名字和遗址呈现的场景相映成趣。

鸟纹彩陶壶，高34.1厘米,新石器时代宗日文化,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宗日遗址位于青海省同德县西北,“宗日”在藏语中意为“人群聚集的地方

考古发现，宗日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泾渭分明地分为两群：一群以细腻纯净的泥质陶为主，表面以黑、红色线条绘成旋纹、波纹、网纹、锯齿纹等复杂图案，变化多端富于韵律；另一类则以粗疏的夹砂陶为主，胎体呈乳白色，器表以紫红彩绘成简单的折线纹和鸟纹等。前一种陶器考古学家们并不陌生，其器型、陶色、彩绘都与当时兴盛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不谋而合；而后一种陶器则仅见于青海地区。这说明，宗日的居民似乎并不单纯，马家窑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来自更东部的甘肃一带，是马家窑文化人群向西扩张的产物；而乳白色夹砂陶器则应当是青海本地，可能是当地人对马家窑陶器的模仿，考古学家将这类本地文化因素命名为“宗日文化”。

陶器只是宗日“人群混合”现象的一个侧面，更直接的证据藏在墓葬中。宗日墓葬里既存在使死者仰卧于墓圹中的仰身直肢葬，亦有不少死者脸部朝下的俯身葬，前者是广大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流行的葬俗，在马家窑文化是主流，而后者则是青海本地的墓葬传统。葬俗往往是一个族群最“顽固”的习俗，族群陶器、石器等实用器物突变不乏案例，但葬俗却往往固守传统，这可能是因为身后事事关精神世界，较少受现实生活影响。另一项对不同葬俗死者食性的研究显示，俯身葬的群体生前食用了更多的肉类，而仰身葬群体的食谱则多以谷物为主。

这一系列发现让考古学家推测，俯身葬人群为共和盆地本地居民，狩猎仍然是他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仰身葬者则是马家窑文化移民，他们将先进的制陶业带到了共和盆地，也在这里种下了粟黍。在文明初生时，两个来源不同、生活习性各异的族群混居在共和盆地的沃土上，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群聚集的地方”。本地人接纳了新来者，新来者又向他们教授了先进的技术，和平相处、平等相待，共同建立了原始却不乏生机的高原早期社会。

千年遗响

共和盆地的这次族群融合意义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很大程度上，今后青藏高原的历史正是这次历史事件的回音。

2019年，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语言学和遗传学交叉研究方法，认为今天汉藏语族的两个大分支汉语和藏缅语大约在5900年前的北方黄河流域分化，正与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密切相关。可以想象，在近6000年前的仰韶—马家窑时代，暖湿气候让黄河中游的农业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农夫们不断开拓耕地，随着耕地资源的减少，他们又沿着黄河进入青藏，与这里的旧主人相遇，共同融合为早期的藏缅语族人群。

舞蹈纹彩陶盆，高12.5厘米,口径22.8厘米,马家窑文化,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彩陶盆上所表现的集体舞蹈形式，是至今仍在我国西部藏族、羌族等民族中延续的“锅庄”舞

而根据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至迟在4700年前，仰韶、马家窑文化人群的基因特征就出现在宗日文化人群中，随着时代发展，黄河人群的基因比重越来越大。至今，中国北方史前人群对青藏高原居民的基因贡献更是达到约80%，剩余20%基因则来自远古猎人们。这样来看，宗日文化人群呈现出“承上启下”的特征。向上看，前文中提到的发现于大地湾遗址的基因特征已经是宗日基因的一部分，这赋予了他们对高原生活更强的适应性；向下看，宗日基因至今仍存在于青藏高原诸民族的体内。可以说，宗日文化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古人类史上，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宗日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成为连接远古与今天的生动纽带。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该遗址时，于编号157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泥质彩陶盆。此陶盆折沿、平底、敛口，内壁以黑彩绘制了两组醒目的人形图案，一组11人，另一组13人。人形仿佛身着圆形裙装，正手拉手欢快地起舞。尽管构图极为简练，这幅跨越5000余年的画面，却依然传递出高原先民歌舞酣畅的盎然生机。无独有偶，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的一件更为著名的彩陶盆，内壁也绘有三组人形，每组五人，同样呈现出手拉手舞蹈的欢乐场景。这一图像所表现的集体舞蹈形式，至今仍在我国西部藏族、羌族等民族中延续，如在婚礼、新房落成时，人们常跳起“锅庄”——藏语意为“圆圈歌舞”。众人于空地上携手成圈，随节奏绕行踏歌，气氛热烈，极具感染力。

学者指出，“锅庄”不仅是一种舞蹈，更是一种凝聚社群、强化情感纽带的公共仪式。在陕西姜寨、甘肃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常见位于中心区域的“广场”遗迹，很可能正是举行这类集体舞活动的场所。随着中原地区公共仪式逐渐复杂化与社会变迁，这类古老传统渐被遗忘。然而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它却得以顽强存续，跨越数千年岁月，至今不息。

黄河人群与高原人群的相遇在历史上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批早期居民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终于得以在高寒禁地立足。他们中的一些居民进一步挺进高原腹地，在海拔较低、水土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建立起村落，成为后来的藏族祖先；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高原边缘进入横断山脉，沿着山脉走向不断迁徙，他们被破碎的地形分成一个个族团，后来发展为不同的山区民族，有的留在当地，有的则一直向南进入中南半岛，深刻地影响了那里的历史发展，因此横断山区又被称为“藏彝走廊”。先进的农业生产和制陶技术，也随着人群大迁移向远方传播，粟作农业因此出现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克什米尔的布尔扎洪遗址也发现了与马家窑极为相似的彩绘陶器。有学者推测，这些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技术正是被由青海进入高原的人群传播至远方的。

最早的面条

当然，高原社会的发展绝不会一帆风顺，哪怕是位于盆地边缘的青海地区也是如此。气候的轻微变化便能给这里稚嫩的聚落造成严重影响，频繁的地质灾害也常常能够让多年的发展功亏一篑。

世纪之交，在青海官亭盆地的民和县喇家村，一座4000年前被深埋地下的“东方庞贝”重见天日，震惊了中国考古学界。该遗址从马家窑文化沿用至齐家文化时期，在齐家文化时期尤其兴盛，总面积达67万平方米，是河湟谷地中的大型聚落。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在这里一只陶碗中，发现了用粟和黍制成的“面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类食物，确实引发不小的关注。

青海省博物馆展出的喇家遗址F15齐家文化带壁炉的窑洞式房址模型。考古研究表明，喇家聚居区的毁灭是由地震、山洪泥石流和黄河洪水等灾难事件造成的

但真正让这一遗址拥有盛名的，却是它悲剧般的毁灭。在对遗址东区房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死者遗骸混杂着生活物品被掩埋在一片建筑废墟之中。3号房址埋葬2人、4号房址埋葬14人，死者姿态各异，有的匍匐在地，有的恐惧相拥，如在3号房址墙边，一名女性死者半跪在地，将一个儿童抱在怀中，抬头望天，大张的嘴似乎正绝望怒吼，可以想象，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她本能地将孩子护在身下，但这并没有延缓死亡的到来。这些场面告诉我们，屋内的死者绝非正常死亡后被精心埋葬，而是殒命于一次突发灾难中，灾难来得如此之突然，以至于人们甚至来不及跑出房屋，只能永远沉眠其中。

如此惨剧因何而起？发掘者发现，废弃的房屋内以及死者身上都覆盖着一层红色淤泥，这是洪水来过的证据；同时在聚落废墟里，地裂缝、塌陷和沙管又随处可见，这是地震留下的伤痕。通过这些痕迹，喇家村落的末日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在约3950年前，正是官亭盆地的繁荣时代，一场6—7级的地震爆发，地动山摇推倒了许多原本就不坚固的土墙。这还不是真正致命的，此时正值全球气候动荡期，黄河流域此时本就暴雨连连、洪水频发，地震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在震后迅速“突袭”喇家，尚未从惊恐中缓过神来的喇家居民这次再也无处躲藏，瞬间被淹没覆盖。这个延续了近300年的聚落此后又多次遭到洪水的袭击，直到彻底废弃和被遗忘。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意识到在灾难到来之前，喇家的繁荣超乎想象。在喇家小广场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高约2米的土台，其上有一座大型墓葬（编号M17），墓主以木棺安葬，棺内及填土中共出土15件玉器，包括三璜合璧、玉璧和玉管等。土台偏南位置还发现一件大玉刀，出土时已断裂为两段，复原后全长66厘米，刀身仅厚4毫米，近刀背处钻有三孔，器表光滑如镜。玉刀虽起源于东南地区，却在新时代末期成为中国北方象征王权的高级礼器，其地位不逊于玉钺，在陶寺、石峁、二里头、二里岗等重要遗址中仅有零星发现。而喇家遗址出土的这件玉刀体量硕大、刀身极薄、工艺考究，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精品。

除了墓葬，在出土14具人骨的4号房址中，也发现了3件玉璧。其中一白一碧两件玉璧整齐陈列于东北壁，周围还散布未加工的玉料和石矛。有学者推测，该房屋可能是崇玉仪式的举行场所，也可能是制玉作坊，甚或兼具两种功能。

青海省博物馆展出的喇家遗址F15齐家文化带壁炉的窑洞式房址模型。考古研究表明，喇家聚居区的毁灭是由地震、山洪泥石流和黄河洪水等灾难事件造成的

总体来看，喇家遗址所出玉器工艺精湛、玉质细腻、色泽纯净，反映出深厚的用玉传统和较为先进的制玉技术。作为齐家文化的一部分，喇家玉器与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天水师赵村等齐家文化遗址所出器物风格类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但相比之下，喇家玉器器形更大、等级更高，选料与工艺也更为讲究。这些证据表明，喇家聚落曾经非常富裕，还曾拥有过极为发达的制玉产业。

主流研究认为，河西走廊西段的马鬃山、马衔山、旱峡等古玉矿可能是齐家文化玉器的矿料来源。玉矿开采后，经由贸易网络输送至各个聚落，再由家庭作坊加工成器。各种证据显示，这条涵盖开采、运输和加工的“玉石之路”，早在4000年前就已初步形成。位于齐家文化西缘却拥有发达制玉业的喇家遗址，是否也曾纳入这一辽阔的贸易网络之中呢？

在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相当数量还未成器的玉料，可能是破解其玉料来源的关键。这些玉料均呈椭圆形或近方形，直径约10厘米，正是最利于加工的尺寸和形状。这些特征表明，在抵达喇家之前，玉矿就已经不是刚采掘出来的原始状态了，而是在某处经历过初步的加工处理。与此同时，喇家遗址所出玉器质地优良，以优质的闪石玉和白玉为主，其玉质与河西走廊西端玉矿所产的玉料较为接近。鉴于喇家附近并未发现年代相近的古玉矿遗址，这些玉料很可能来源于马鬃山、马衔山、格尔木等古玉矿。由此看来，喇家遗址也应当与其它齐家文化遗址同属于一个规模更大的玉料流通与玉器贸易网络。

实际上，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喇家遗址即使在其最为兴盛时，也从未建立过城墙、宫城等大型公共建筑，即便是M17大墓与良渚、龙山文化那些极尽奢华的大墓相比也相形见绌。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一个由高高在上的权贵统治的社会，玉器彰显身份、维持权威的功能并不突出。换句话说，单从喇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似乎并不需要如此发达的制玉业，那么这些精美的玉器又是为谁而制作的呢？

三孔玉刀，齐家文化,长18.7厘米,宽5.6厘米,现藏青海省博物馆。主流研究认为,河西走廊西段的马鬃山、马衔山、旱峡等古玉矿可能是齐家文化玉器的矿料来源。玉矿开采后,经由贸易网络输送至各个聚落，再由家庭作坊加工成器

答案或许并不在青海。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是中国在王朝时代之前最宏伟的都邑之一，高耸的城墙、巨大的规模、通天的高台和精美的古玉让这里成为当时天下的执牛耳者。璋、琮、牌、刀、璧等玉器在石峁出土数量庞大、精美异常，是统治者彰显权威的重要工具，与石峁煌煌大都的身份正相匹配。然而，石峁文化并非这些玉器的制造者。对比来看，石峁玉器中常见的玉璋、玉璧、玉刀等器型在甘肃、青海一带齐家文化中常见玉器器型基本相同，二者应该拥有不浅的渊源。在一则对石峁玉器原材料的研究中提到，甘肃马鬃山、马衔山和青海格尔木地区可能是石峁玉器材料的主要来源，而这些玉矿正是齐家文化玉器材料的来源地。不唯宁是，在与之同时代的晋南地区，襄汾陶寺、下靳墓地、芮城清凉寺等遗址中出土的玉璧、玉刀等玉器在形制和玉质上也具有鲜明的甘青特征。

仓形器，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出土,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处于麦由西向东传播的中途，喇家、宗日、沙隆卡等遗址均出土了麦类作物

将这些发现串联在一起，我们可以重建这样的图景：近4000年前，中国北方曾经存在过一条以玉石流通为目的的“玉石之路”，这条古道起自西北，那里是美玉的产地，马鬃山、马衔山等玉矿，甚至盛产优质玉石的新疆和田也在其中；而其东部消费终端，则是晋陕高原的石峁和陶寺，两个古城已来到了文明前夜，社会上层正需要大量美玉装点自身，这一网络甚至还延伸至中原和四川。在产地和消费地之间，便是活跃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社会，他们是技艺高超的玉匠，善于把璞玉琢磨成辉煌的礼器。喇家遗址所处的官亭盆地是整个青海地区海拔最低点，又有临津渡可渡黄河，是古代中原入青的必经之路，甘青与晋陕的玉石贸易线路汇聚于此，这样一来，高等级玉器出现于此也就不难解释了。自此，一条将西北与东方的道路打通了，青海扼守着这条道路的西方门户。

高原上的生产革命

另一边，在相近的时代，青海与更远的西方——整个欧亚大陆，也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环境考古成果显示，喇家遗址崛起于全新世大暖期末期，此时高寒气候卷土重来，高原社会发展趋于减缓。在恶化的气候推动下，一部分青藏高原人群自然迁向海拔较低的官亭盆地，这促成了喇家社会的繁荣。这里不仅自然环境相对优越，还地处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成为高原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孕育地。也正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喇家能便利地获取来自远方的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则在未来重塑了高原社会。

植物浮选结果显示，粟和黍仍是喇家聚落的主要农作物，但突然出现了新的作物——小麦。这并非孤例，在互助县金禅口、大通县上孙家寨、宗日、沙隆卡等的同时期地层遗址中，也都发现了小麦、大麦等过去未见的新作物。与粟、黍相比，麦类作物更适宜高寒环境，即使在2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仍能获得较高产量。它们于约一万年前在中东新月沃地被驯化，并迅速成为西亚主要农作物，后来渐次东传。我国境内目前最早的麦类发现于新疆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200年；青海地区的麦类应是由新疆经河西走廊传入，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才开始出现麦的踪影。青海处于麦由西向东传播的中途，新作物的传播自然也波及了这里。

鹰纹骨管，卡约文化,长25厘米,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卡约文化居民早期农牧并重,晚期逐步转向畜牧业为主。该骨管上刻有7只飞翔鹰纹，推测或为骨笛半成品，或为存放骨针的容器

麦子还不是青海从西方获得的唯一馈赠。经鉴定，喇家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绵羊与黄牛占比已超过60%，而在此之前，湟水谷地最常见的家畜是猪。遗址中大量发现的野草花粉也表明，当时人们曾广泛收割野草用于饲养牛羊。牛羊同样是西方驯化的家畜，与猪相比，它们能更高效利用高原草场资源，不与人争食，在用作肉食之外，牛羊还能产出奶、毛、粪等副产品，显著提升了人类在高寒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约在4000年前，牛、羊与大麦一同从西方传入青海，并很快在此普及开来，并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高原腹地扩散。后来，普通牛与大麦在高原环境中分别被驯化成牦牛和青稞，最终推动了青藏地区混合经济的形成：在温暖河谷种植青稞，在寒冷草原放牧牦牛与羊群。

经过数百年的调整与适应，在吸收了新的生产方式和资源后，青铜时代早期，青海各地突然热闹起来，向着高原进发的号角再次吹响。在民和、乐都等海拔较低地区，辛店文化人群半农半牧，既种植粟黍，也大量饲养牛羊，陶器上的山羊形象反映出山羊饲养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在互助、循化等较高海拔山区，卡约文化遗址如丰台、阿哈特拉山出土的植物中以大麦为主，高原农业逐步走出特色之路；甚至在人迹罕至的柴达木盆地边缘，也出现了诺木洪文化聚落，诺木洪和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规模相当可观，出土的大量牛羊骨骼说明这些遗址的主人以牧业为生，而地层中少量的小麦，则可能是高原农业的萌芽，或通过贸易从低地交换所得。无论如何，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人类已在曾经难以生存的“禁区”扎下了根，高原真正的繁荣和强大不久后便将到来。

玛瑙珠，青铜时代卡约文化，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步入信史时代之后，擅长农耕的中原民族举目西北，发现那里的邻居已经变得陌生：他们生活在山地高原之间，有田即耕，无田便牧，善攀的山羊与他们朝夕相伴，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大多数资源；地形破碎、高山深谷纵横，让看似邻近的聚落因天险阻隔而往来困难，人群互不统属、聚散无常，基于定居农耕的文教体系在此难以推行；资源的匮乏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使暴力冲突频发，也塑造了他们尚武拙朴的性情。他们被赋予了一个笼统的名字——“羌”。《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看来高原人给中原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正是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差异并未阻断双方血脉与文化的深层交融。正如考古基因研究所揭示，源自黄河的农耕人群与高原的早期居民，早在史前便已血脉相连，共同奠定了后世藏族、羌族等众多民族的遗传基石。中原甲骨文中的“羌”，与周人联姻的“姜”，其本质正是同一高原族群在不同历史舞台与中原互动留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