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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中，崇祯帝朱由检大概是最具争议的了。毕竟，一方面此公虽然有着种种的性格缺陷，却并非因为骄奢淫逸而丢了天下，甚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还算得上勤勉节俭。另一方面，与那些丢失了大半天下、最终困守愁城的末代皇帝相比，直至被逼自缢于煤山之前，大明核心领土的“两京一十三省”至少还有半数在这位皇帝的掌控之中。

那么既然崇祯帝不算一个昏君，又仍有放手一搏的政治资本，为什么在李闯大军逼近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有所谓的“勤王之师（指古代君主遭遇内乱或外患时，臣属率领军队前往救援的军事力量）”呢？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拿起历史的显微镜，从“唐王案”“孙大案”和“许都案”入手，来拨开历史的迷雾。

青玉卧龙纽“由检”印，明崇祯朝。来源/故宫博物院

宗藩勤王=图谋不轨！

作为一个崛起于民间、又从异族手中夺得天下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在设计大明帝国的政治架构时，便充分考虑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并为此分封诸子于边陲与内陆，以期构建起一张以宗室藩国为支点、共同抵御外侮、拱卫中央的军事网络。

然而，随着建文削藩、燕王靖难，遍布天下的宗室藩国很快便失去了其军事职能，沦为不断吸血大明财政的黑洞。不过在一些关乎社稷危亡的关键时刻，明朝历代皇帝还是会秉承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向各地藩王寻求支持。

如在“土木堡之变”后，接替其兄的明代宗朱祁钰，面对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便向各地的宗藩求救：

“兹者虏寇乘机入关侵犯，京城危急之秋。尚赖宗室至亲以宗社为重，命将统率精兵。不拘多寡，星驰赴京勤王。以除虏寇，以安国家。”

面对这份“勤王”诏书，大明宗室的反应不一，但好歹还是有所动作的。封国于兰州的肃王朱赡焰第一时间凑了五百骑兵，打算赶赴北京。楚王朱季埱则将其在西安州马场所牧的骟马四百匹、骆驼一百匹无偿赠予朝廷。鲁王朱肇煇、蜀王朱悦（shào）则分别将自己王府有限的卫队也交付朝廷指挥。

与上述这些实干派相比，有些宗室藩王的反应就比较耐人寻味：身为朱元璋第二十五孙的宁化王朱济焕手中无兵无勇，却叫嚷着要带自己的六个儿子一同赴京，以便“随军杀贼”。而受封于彰德的赵王朱瞻塙紧攥着自己的卫队不放，却自告奋勇欲领军出征，救回太上皇朱祁镇。上述两位的表现，可谓像极了普通家族中一毛不拔却要倚老卖老、发号施令的某些长辈。

或许正是对这些亲戚的表现过于失望。在“土木堡之变”后，历代大明皇帝在面对各种内忧外患时，便不再要求宗室出兵勤王，而是要求他们捐钱捐物。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部首领俺答汗率军袭扰北京城的“庚戌之变”中，明世宗朱厚熜便只是要各地藩王“献银助边”而已。然而，这些家财万贯的藩王此时却集体哭起穷来，以至于代王朱廷埼只捐了五千两，便轻松成了“榜一大哥”。

明世宗像，绢本设色，明人绘。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正是在这种离心离德的氛围中，皇室与藩王的关系日益疏远。并最终在崇祯九年（1636）爆发了著名的“唐王案”：

这一年八月，清军在武英郡王阿济格的统率下，由怀来县长安岭越过长城，接连攻克昌平、宝坻等县，导致京师震动。就封于南阳的唐王朱聿键得知消息，当即便上疏自请“勤王”。然而，相较于朱聿键的一腔热忱，朱由检对这位堂叔却是极度猜忌。他先是下诏勒令朱聿键返回封地，不久更将其贬为庶民，由锦衣卫押往凤阳囚禁。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腰牌，明代。来源/首都博物馆

朱聿键在凤阳吃了七年牢饭，直至朱由检死后才重获自由。虽然在命运的操弄之下，此公也一度登基为帝，开创了南明诸多短命政权之一的隆武朝。但他的坎坷经历却早已令众多藩王将本是分内之事的“勤王”视为了畏途。如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过程中，坐镇青州的衡王朱由棷始终作壁上观，而在清军入关之后，此公更在清军与大顺军之间反复横跳，直至最后被清军押往北京，与其他明朝宗室一同问斩于菜市口。

钢剑，明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军队勤王=纵兵扰民

如果说崇祯帝朱由检对宗室藩王“勤王”举动的不信任，缘起其自身也是外藩入京、得位不正的话。那么其对大明正规军的不信任则可以归纳为“己巳之变（后金攻明京畿之战）”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避开明军重点布防的宁远、锦州，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关隘，迅速攻占遵化。得知此事的蓟辽督师袁崇焕第一时间调集所部关宁军入关勤王。

袁崇焕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起初，朱由检对袁崇焕还是信任的，下旨授予袁崇焕全权调度之权，并催促其“着实剿杀，令达贼匹马不返”。然而，随着清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关宁军及其他各路勤王兵马接战不利，朱由检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听信了所谓袁崇焕“引敌胁和”的传闻，在城内不知从何处唱起的“杀了袁崇焕，鞑子走一半”的民谣声中，判处了袁崇焕凌迟的极刑。

然而，处死袁崇焕并不能改善朱由检对明朝军队的观感，反而令本就有所谓“道德洁癖”的他，在一干习惯于“崇文抑武”的士大夫的影响下，对军队日益苛责。

崇祯八年（1635）六月，为了对抗袭扰山西的清军，辽兵右翼中营参将刘正杰奉调西援，并在清军撤走后，暂时停驻于当地。这本属正常的军事行动，却由于官场倾轧和土、客军的矛盾而引发了一场司法诉讼。

对于刘正杰所部的到来，守土有责的宣府巡抚陈新甲自然是欢迎的。但“守备太监”王希忠却公然上疏称：“辽將统驭无纪，纵兵淫掠非常！”

为什么一个太监会如此关心军纪呢？这个问题还要从朱由检对太监的特殊使用方式说起：

虽然朱由检在登基后不久便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很快却起用了一批自己的心腹太监，并将其派往各地。

朱由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秉承着“再苦一苦百姓”的原则所加派的“三饷”似乎并没有切实提升明军的战斗力。怀揣着“银子都去哪了”的疑问，朱由检决定派太监去各地核查军队数量，以期能够通过此法来杜绝吃空饷等军中陋习。

然而，太监无欲并不代表无求，这些人到了地方之后，很快便与地方将佐沆瀣一气、大肆敛财，明朝军队的腐败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由于分赃人员的加入而愈演愈烈。

虽然自己的举措收效甚微，但朱由检并不愿意就此认输，他自作聪明地将太监监督军饷发放的权力改为了由这些人直接筹措和发放军饷。或许，朱由检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太监的自收自支，来实现盈亏平衡。殊不知，这群人比职业官僚更没道德底线，如深受朱由检信任的司礼监太监张彝宪便利用钩校户部、工部二部出入的机会，大肆敛财，甚至克扣前线兵器发放。

正是由于视大明的军饷为自己的钱袋，“守备太监”王希忠才会将刘正杰所部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毕竟，这支客军的货币军饷自己过不了手，但粮秣物资却要自己协助筹措。如此一来，站在王希忠的角度，自然急于将这支客军赶出自己的辖区。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王希忠派出自己标下旗鼓官姜瓖，串联了当地的村民，告发刘正杰所部“踏毀田苖、打伤村民”。对于自己心腹太监的上疏，朱由检高度重视，当即命人着手调查。最终据怀隆兵备道佥事胡福弘调查，刘正杰所部在外出打猎时，的确损毁了一些庄稼，其中一个叫孙大的兵卒更仗着自己是千总蔡仲发的家丁与村民发生口角并引发肢体冲突。

崇祯通宝，明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应该说，在明末那个边军动辄便“借老乡头颅领个军功”的大环境下，刘正杰所部的军纪已经可谓严明了。因此宣府巡抚陈新甲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把当事人孙大改调边卫，终身充军。

陈新甲的意见也得到了时任兵部尚书的张凤翼与刑部尚书冯英的认可。但朱由检本人却并不满意，要求拿孙大开刀，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一个小小边军家丁在朱由检眼中显然远没有自己的“道德洁癖”来得重要。

朱由检对军纪的苛责，最终导致了李自成逼近京师时吴三桂所部关宁军的缓慢进军。毕竟，真要在京师城外与李自成决战，吴三桂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袁崇焕尚未可知，但关宁军必定会有不少士卒步孙大的后尘，成为京师毁于兵燹（xiǎn）的“替罪羊”。

值得一提的是，一手促成了“孙大案”的太监王希忠次年死于清军攻打居庸关的战斗之中。而其麾下的旗鼓官姜瓖却是一路官运亨通，在明末的乱世中成了一方诸侯。

明“金花银”银锭。来源/定陵博物馆

民间武装=聚众造反

藩王靠不住、军队不可靠，那么朱由检乃至整个大明官僚系统对于民间团练武装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发生在崇祯十七年（1644）的“许都案”，可谓鲜活的案例。

浙江东阳生员许都的祖父曾任南京兵部尚书，虽然其父名声不显。但在当地也算是头面人物。其年轻时在嘉兴求学，曾师从“几社”重要成员何刚，又为“复社”“几社”两社领袖陈子龙赏识，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影响。

然而，尽管许都家世显赫、交游广阔，甚至其友人陈子龙正任绍兴府推官，这位无官衔的地方大户仍未能逃脱知县姚孙棐的迫害。姚孙棐以加强兵备为名强行摊派收钱，许都因家境尚可，被索要万两白银。无力承担的许都请求减免，却遭拒绝。适逢有人假冒司礼监名义在义乌募兵被捕，在典史的唆使下诬指许都同谋。姚孙棐借机构陷，称其结党谋逆，继续逼索银两，甚至威胁按“结社”名单搜捕所谓乱党。

此时，恰好许都母亲去世发丧，送葬者多达万人。姚孙棐趁机诬告许都谋反。这时，分守道王雄赴任途中因风雪滞留义乌，闻讯即派兵抓捕。许都部下多豪杰之士，义乌、东阳又是强兵之乡，他的兄弟冯龙友、戴法聪轻松打跑了抓捕的差官，送葬民众在此背景下愤而拥立许都为领袖，以“诛贪吏”为号，头裹白布，称“白头军”，连克东阳、浦江等多县，并围困金华府。

荒诞的是，王雄围剿失利，许都被困紫薇山。许都担任监军的“老朋友”陈子龙受王雄之命，单骑入山劝降，许都信了王雄的“免死”承诺，解散部队，率二百余人投降。然而浙江巡按左光先（东林名臣左光斗之弟）与姚孙棐同属桐城籍，为庇护同乡，拒不承认承诺。陈子龙先后请求赦免许都、只杀首犯，均被拒绝。最终，许都等六十四人全数被斩。陈子龙因“劝降有功”升任南京吏部主事，却遭友人徐孚远、何刚绝交，最终苦闷辞官。

而始作俑者姚孙棐反在左光先庇护下升任兵部主事，后虽入狱，却因清军南下获释，安然归老桐城。其家族后人，更出了桐城派文学大家姚鼐。

或许正是因为对民间团练武装极为敏感，当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攻打高阳县城时，早已被革职的名将孙承宗也只能带着为数不多的家丁和族人登城死战。其五个儿子、六个孙子、八个侄子孙以及三十余名妇孺或战死，或被俘后遇害，只有六子孙铈之子——六岁的孙之澧及其母躲藏于草丛中而逃生。而据说孙承宗临死之前，曾豪言道：

“纵然我孙氏一门就算只剩下一个人，也必将剿灭满清。”

孙承宗像。来源/《明人肖像集》

最终竟在机缘巧合之下，孙姓亡清，一语成谶……

参考文献：

1、《明史》，[清]张廷玉等著。

2、《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三朝〈明实录〉》：董有明 主编，黄鹏、周荣 副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

3、《复社研究》，丁国祥著凤凰出版社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