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下，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秋收起义纪念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走上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讲话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群众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毛泽东目睹大革命失败，痛切地认识到，要生存、要革命就要掌握武装力量。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提出许多有独到见解的看法。他尖锐地提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说：“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9日，毛泽东出席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中，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了认真调查，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调查中，他还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今开福区华夏路）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这是秋收起义前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打什么样的旗帜，建什么样的政权，怎么处理土地和农民，怎么确定军事和策略等问题，为秋收起义做好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的周密准备。

八七会议虽然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会议期间，中共湖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信上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关于政权问题，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湖南省委：“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民权政府。”对此，沈家大屋会议认为“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多数意见，拟出土地纲领数条，为日后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奠定了基础。

沈家大屋会议强调军事斗争的重要性，“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以搞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会议还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另外，会议否定了中共中央原定的发动湖南全省暴动的计划，而是量力而行。“首先集中力量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七县镇的起义，其他地区先做力所能及的准备，暂不直接组织起义。”同时，毛泽东还和湖南省委同志一起讨论暴动的组织领导、暴动日期、宣传口号等问题。

“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8月20日，毛泽东即以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央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

1927年8月底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的指示精神，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修水山口古镇组建成立。9月初，前委把设计军旗的任务交给起义军的第一团。这个团就是原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连、排以上干部中有1/3是共产党员。团部的参谋处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接受了设计军旗的具体任务。

水口镇叶家祠发展新党员时使用的入党誓词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陈树华回忆，当时决定制作新军旗是部队“内部的决定”，由师参谋部的何长工模仿苏联国旗设计，使用了苏维埃标志性的红底色，五星，星内排列镰刀，但将与镰刀交叉的锤子换成了斧头。因为当时以锤头为代表的产业工人在中国还不够强大，更普遍是传统手工业者，因此用斧头更符合中国实际。后来，何长工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道：“由我设计（指导）制作的中国（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

军旗设计好后，陈树华立即到当地一家裁缝店借来硬纸、剪刀、尺子和画线用的粉包，找来红布、白布，动手制作样旗。他们用布剪好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图案，放在整面大红布的中央。然后，另剪一方长条白布，描出旗杆套的位置，再由杨立三从上到下工工整整地写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部队番号。最后，他们将这方长条白布，粘贴在整面大红布左部。一面庄重、神圣、鲜艳，凝聚着工农革命意义的军旗就这样诞生了。

沈家大屋会议后，毛泽东于9月初从长沙到达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组建秋收暴动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全军共5000余人，下辖三个团，钟文璋、王新亚、苏先骏分任第一、二、三团团长。会议还正式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统一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安源军事会议是一次贯彻落实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具体部署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毛泽东独立主持和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起点。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正式军旗也打了出来。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同时，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等地也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中形象再现了当时的革命景象。

“小石头砸烂大水缸”

起义原计划在修水、铜鼓、安源同时暴动，分头进攻平江、萍乡、醴陵、浏阳等，待各路胜利后，合力攻打长沙。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屡受重创。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籍同学、白沙乡农协委员长陈锡虞引荐下，率领第三团从东门退守至陈锡虞的家乡上坪村。当晚，毛泽东在陈锡虞家召开第三团连以上干部会议，冷静分析了当前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军事计划，提出“退萍乡再说”。他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路部队前往文家市会合。根据“前敌委员会毛令”，工农革命军一、三团及二团余部于9月19日在文家市会合后，毛泽东于当晚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秋收起义时，工农革命军打出的第一面正式军旗

创办于1841年的里仁学校是一栋完整的清末书院式建筑，青瓦白墙，小院回廊，古朴厚重。1927年9月19日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成德堂主持召开师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通过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开展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作出转向乡村进军这样的决断需要很大勇气。这一晚的争论，是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起点，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发出了黎明前的一抹曙光。

9月20日清晨，毛泽东站在里仁学校操场的台阶上，面对1500多人的会师部队，发表了“小石头砸烂大水缸”的著名讲话。他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兵家之常，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俗话说的好，‘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萧克、何长工主编《秋收起义》）

位于湖南浏阳文家市镇的里仁学校，由浏阳八大书院之一的文华书院改建而成。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后，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发表“小石头终要打烂大水缸”的著名演讲

“毛泽东的讲话不断被指战员的欢呼声、口号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起义部队热血沸腾，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营六连连长的张宗逊后来回忆。毛泽东的一席激情演讲，让迷惘中的官兵坚定了将革命进行下去的决心，也让一旁看热闹的里仁学校师生深受感染。当时，学校的两位学生胡耀邦和杨勇趴在墙头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讲，随后相继踏上革命道路。

9月21日，毛泽东率部撤离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9 月29日，工农革命军抵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经过多次战斗，已不足千人，人心浮动，悲观情绪蔓延。毛泽东在三湾枫树坪向部队宣布改编的决定：一是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班排有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有党委；二是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三是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这次改编史称“三湾改编”，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灵魂、有纪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政治基础。

“支部建在连上”

由于行军打仗，“支部建在连上”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施，直至部队来到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水口镇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处，背靠井冈山，面向湘南，这里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10月12日，部队到达这里，进行了一周的休整。

在水口，毛泽东利用空隙时间，找战士们促膝谈心，进行革命前途和信仰的教育，各连党代表也在战士中发现、培养了不少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毛泽东感到，在战士中发展党员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召集团、营、连党代表开会，研究连队建党工作。根据提名，决定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党。

15日上午，毛泽东在其住地桥头江家召开各连党代表会议，会议在各连党代表提名的基础上，讨论通过了赖毅、鄢辉、李恒、陈士榘、欧阳健、刘炎等6名新党员。会后，党代表秘密通知新党员晚上在叶家祠开会。当晚，就在叶家祠小阁楼里，毛泽东带领6名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次日，在党员人数最多的一营二连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连队党支部，首次实践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高度肯定了党建工作的重大意义，揭示了人民军队的胜利之路和力量之源。因为有了党的组织建设，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在红军官兵中的广泛影响，为信仰信念敢于牺牲的精神力量才得以凝聚和迸发。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

当得知南昌起义失败消息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战略分兵。22日，毛泽东率部队主力从水口出发，经炎陵县下村、遂川县黄坳、荆竹山，27日到达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罗霄山脉，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点燃了中国革命势所燎原的星星之火。

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后，毛泽东派前委委员宛希先率部攻占湖南的茶陵县城，直捣县署衙门，张贴布告革命标语，砸开监狱，救出80余名在押的工农运动骨干后，又迅速返回宁冈，这就是“一打茶陵城”。

茶陵是湘赣粤交通线上的要津，有“三路襟喉”之称，历来为“军重控扼”之地，是湖南的东大门。当时的茶陵县是井冈山6县中最大的县，人口多、地域宽、经济实力强，可以成为工农革命军重要补给地。此外，茶陵有很好的革命基础，1926年7月，茶陵就成立了县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革命武装。鉴于茶陵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良好的自然条件，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便萌发了“经营茶陵”的战略思想，于是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城。

再次攻克茶陵县城后，毛泽东明确指示成立工农兵政府。遵照指示，通过自下而上层层推举，谭震林、李炳荣、陈士榘作为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成为工农兵政府的常委。谭震林出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927年11月28日，茶陵旧县衙的大门挂上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牌匾，第一个经民主推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湘赣边界红色政权宣告成立，人民群众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经济、政治上对地主豪强实行制裁，打土豪分田地。随后，10多个区、乡工农兵政府相继建立，全县出现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指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标志着井冈山斗争发展到了建政的阶段。尽管因强敌进攻，政权在茶陵城的时间仅近一个月，工作还来不及充分展开，但为其后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必须遵守的“第一军规”

如何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使部队纪律严明、团结统一、战斗力强、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1927年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从江西遂川的荆竹山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上山后，一定要与山上的群众和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并正式宣布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毛泽东年谱》，1927年10月24日）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占领遂川城。部队分散活动中，出现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借来的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现象。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毛泽东年谱》，1928年1月25日）时任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回忆：“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井冈山来到湖南桂东。针对部队发生的一些违犯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沙田集合部队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年谱》，1928年4月3日）

如今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旧址纪念馆内，摆放着一口水缸（复制品）。当年，工农革命军将要离开沙田时，派人到部队住过的地方进行纪律检查。有老人反映，部队借用他家的一口缸漏水了。检查组一看，这口缸有一条裂缝，只在装满水以后才漏水，部队借水缸时没察觉到是否漏水。虽如此，工农革命军还是按照“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赔了一口新水缸，并向户主表示了歉意。

1929 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对“三大纪律”做了调整，对“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内容：七、洗澡要避女人；八、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为：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为：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半条被子的温暖”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具体，句句事关群众的实际利益，字字体现党的本质和宗旨。也正是因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纪律严明和执纪如铁，红军和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1934年11月上旬，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在汝城县沙洲村一带进行了长征半个月来首次较长时间的休整。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睡在屋檐下、空地上，不仅没有动村民的东西，还帮助村民打扫卫生、挑水等。30多岁的村民徐解秀非常心疼这些战士，她拉了3位女红军住到自己家里，腾出自家那张宽1.2米的木床，垫上稻草，床边架上一条搭脚的长板凳。徐解秀带着1岁的儿子加上女红军们，就这样挤到一张床上。看到简陋的床铺上仅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烂棉絮，女红军便拿出她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母子一起横盖着。

临走时，怕徐解秀母子寒冬难熬，3位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给她，但徐解秀坚决不同意。推来推去僵持不下，一位女红军索性找来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抱着半条被子，徐解秀含着泪，送了女红军一程又一程。

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当年 3 名女红军与徐解秀同住的老屋与小床

在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徐解秀老人的曾孙女、讲解员朱淑华娓娓道来：中央红军经过汝城的短短的7天时间里，在汝城这块土地上，演绎了太多红军与百姓鱼水情深的故事。“一块山楂片”“一只藤碗”“两个红薯”“一条裤子”……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正是由此，才让老百姓理解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参考资料：罗海嵩《沈家大屋会议：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沙兆华《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全国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苗体君、窦春芳《揭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八个历史谜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