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下，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1922年9月14日凌晨4时，安源车站火车头、锅炉房、电厂的汽笛吼叫声，划破了黎明前的沉寂。紧接着，修理厂、八方井的电笛也叫开了，一直延续5分钟之久。罢工的讯号响彻安源十里煤山。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矿工们高举着斧头、手镐，潮水般涌出各个井口，口号声震耳欲聋。大街十字路口的一面墙上，贴出一张大红纸写的《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地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地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地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安源煤矿位于江西萍乡境内，和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路矿工人最多时达1.3万多人。工人们大多来自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的破产农民，其中，湖南籍的占70%。在这里，工人们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渴了没有水喝，累了也得不到休息。工人下井没有任何保护用具，工资十分微薄。有的巷道非常矮小，工人只能侧躺着挖煤，挖出来的煤全靠人工拖运。据1918年时的统计，工人中患硅肺、肠胃病等的比例达90%以上。路矿两局还对工人任意逮捕、审讯，滥用私刑。从1901年到1919年，安源工人先后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自发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1年秋，毛泽东来到安源煤矿考察。他利用同乡的关系住在安源煤矿西平巷二段段长毛紫云家里，以参观矿山的名义下矿井、进工棚，广泛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疾苦和路矿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毛泽东形象地告诉这些黑黝黝面孔的工人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打比方说：路上有点儿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就搬也搬不动了。他研究当时各方面情况，认为现在是发动工人斗争的时候了。毛泽东提出“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以利于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孤立路矿当局。回长沙后，毛泽东为安源工人寄送革命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他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商定开办夜校，建立革命团体，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

1921年冬，毛泽东偕李立三再次来安源考察，与工人“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况，于是大得工友欢迎”，并提议以解除工人所受压迫与痛苦为宗旨，将路矿工人组成一个团体，起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随后，毛泽东又派李立三去安源常驻。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正式成立，部址设在牛角坡52号“湖北同乡会”内。下午3点多，在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副主任朱少连带领下，全体部员冒着大雨游行示威，沿途高呼“纪念五一劳动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俱乐部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千余份。

随着工人斗争情绪高涨，路矿两局十分恐慌，企图关闭工人俱乐部，激发工人极大愤怒。1922年9月13日夜里，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第二天早上，矿工路工一齐罢工。信号是：路工放汽筒，矿工切电线。工人俱乐部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提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力、增加工资、改善工作待遇等复工条件。9月16日，刘少奇作为工人代表与路矿当局就复工条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安源路矿全体工人的罢工宣言写得既简短，又恳切动人。此外，在安源各处的墙壁贴了许多标语，其中“我们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条，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

工人们团结一致，阵容坚强，声势浩大。路矿两局先请驻在萍乡的赣西镇守使派兵镇压，没有效果。后来又阴谋陷害李立三和刘少奇，由于工人多方保护，也没有做到。罢工坚持5天后，两局只得全部承认工人的要求。罢工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前提下最终取得完全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位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激发了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场噩梦，也应该要惊破了”

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纷纷传入中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掀起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巨大浪潮，“劳工神圣”的口号出现在报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演讲中。1920年11月21日，黄爱与庞人铨等发起成立湖南劳工会，发布《湖南劳工会的宣言》，工人阶级发出自己的呐喊：“醉死沉沉的劳工！一场噩梦，也应该要惊破了。”宣言发出工人阶级的觉醒之声：“社会上农有农会，商有商会，学生有校友会……独有我们在工厂里面做工的工人‘付了阙如’！……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和教育两方面，渐渐儿有点起色，只须我们能够结合强有力的团体——自觉自决——朝着光明的路上走去。”宣言指出：“我们相信人是平等的。”并明确劳工会的宗旨“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这些文字，是当年湖南苦难工人觉醒的见证。

《湖南劳工会的宣言》。1920 年 11 月 21 日，黄爱与庞人铨等发起成立湖南劳工会，发布《湖南劳工会的宣言》，发出工人阶级的觉醒之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毛泽东、何叔衡等积极支持和指导帮助下，黄爱、庞人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黄、庞二人商议劳工会改组事宜。劳工会由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为书记制，将过去的8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3个部。黄、庞二人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小组织，大联合”主张，按照产业或行业联合的原则，改组了劳工会的基层组织，先后成立土木、机械、印刷等10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的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湖南是全国5个罢工的重点区域之一。1922年1月，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发动大罢工，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1月16日，黄爱、庞人铨在领导工人罢工与资方谈判时被军阀赵恒惕政府逮捕，17日凌晨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牺牲时两人年仅25岁，在牺牲之际，黄爱仍大声疾呼：“大牺牲，大成功！”

黄爱、庞人铨殉难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起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称其是“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而死的先烈”。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激动呼吁：“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将黄爱、庞人铨殉难日——1月17日定为中国劳工运动纪念日。

从《劳动法案》到罢工潮

在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湖南工人运动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区委的动员和领导下，如潮水汹涌澎湃，震荡全国。湖南的先烈中有许多曾是工运领导者，如中央委员邓中夏、罗亦农、朱少连、杨福涛、郭亮、毛科文，早期党员何孟雄、李启汉、夏明翰、蒋先云、张昆弟、黄静源、任树德、罗学瓒、毛泽民、毛泽覃、刘东轩、朱友富、仇寿松等。

当时的湖南并非大工业区域，产业工人人数并不多，包括铁路、矿山在内仅3万人左右。但在毛泽东的亲自组织和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24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有会员4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工人中的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担任负责人。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毛泽东提出要专立一个“劳动法”。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出开展劳动立法的决定，发布《劳动法案大纲》，要求保障劳动者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以及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等权利，成为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斗争纲领。

1922年9月9日，为抗议铁路当局虐待工人，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郭亮带头进行卧轨斗争，发动了震撼全国的粤汉铁路大罢工，掀起湘区第一个工运高潮。而安源路矿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震动了湘区和全国，是中国工运史上彪炳史册的壮举。此后，湖南工人的罢工斗争势不可挡。1922年10月23日，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下，长沙数千泥木工人冒着大雨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毛泽东亲自起草泥木工人《罢工宣言》，在长沙各大报纸上发表。《罢工宣言》用工人口吻，发出直白而有力的控诉：“我们劳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同月，长沙缝纫、理发等行业工人举行罢工，形成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同盟罢工的浪潮。12月5日，在中共湘区区委的指导和蒋先云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经过23天的斗争，罢工取得胜利，矿局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罢工，把湖南工运推向高潮。

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位于湖南省常宁市水口山镇。水口山是中国红色工运重要策源地，1922 年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推动了湖南第一个农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工农联合开展革命斗争的开端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革命不解决农民问题，就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性。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血腥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毛泽东等认识到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将农民运动发动起来，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这首曾流传于大革命时期的韶山民歌，道尽了当时农民备受压迫的命运。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回到韶山，在柳季刚、毛福轩等人协助下，从创办农民夜校入手，开展农民运动。半年左右，建立秘密农民协会20多个。经几个月考察，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亲自主持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4人入党仪式。自此，中共韶山支部诞生，韶山农民运动有了主心骨。

1925年秋，毛泽东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5月，广州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开学，毛泽东被任命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第六届农讲所课程多达25门，内容涵盖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中外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等。毛泽东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负责主持所务工作外，不仅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 《农村教育》 《地理》3门课程，还让每名学员写下一篇当地人民受残酷压榨和剥削的真实故事。写好后，学员先在农讲所讲读，再选取典型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编辑成册，发给学员阅读。课上，毛泽东将自己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做成讲义，向学员讲授。为把各个阶层的关系讲清楚，他专门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多层塔，从塔基到塔顶，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自下而上逐个罗列出来，然后鼓励大家：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劳苦大众起来斗争，何愁“塔”不倒？

毛泽东还要求学员参与农村实际研究，深入开展农民调查。他带领学员奔赴农村实习，并将全体学员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租率、田赋、主佃关系、抗粮情形等36个项目展开深入调查。他把这些调查材料收录进自己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中，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人士参考。他还专门为该丛刊撰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1926年9月11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举行毕业考试。随后，毛泽东在结业式上发表长篇讲话，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至10月5日，各地学员分别秘密地回到各地，参加当地的实际斗争，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

“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农民运动相继展开。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在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诬蔑农民协会的中坚——贫农为“痞子”。陈独秀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跟着非难农民运动，认为贫农打倒封建势力的革命行动“过火”。

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视对问题的调查研究，1926年，他就前往湖南湘潭西乡，与佃农张连初促膝长谈，深度了解佃农的生产与生活情况，撰写了一份颇具专业感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传达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维理念。这份报告用一组细致翔实的数据，记录下湖南一位普通佃农的真实生存状况：“支出：盐三元一角二分，灯油八角四分，牛力九元八角二分四厘……收入：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且需绝无灾害、疾病，“全无休息”，这户佃农“收支相抵，尚有亏空”。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那么，这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为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辗转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每到一处，毛泽东都“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收集和掌握大量一手资料。

1927年1月5日，毛泽东从湘潭县城考察后步行抵达银田寺，在寺内召开调查会，并在银杏树下发表演讲。之后，毛泽东前往清溪寺、毛震公祠、毛鉴公祠、上屋场、坝子头、李氏祠堂、瓦子坪、唐家圫继续考察。毛泽东与当地乡亲同吃同住，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推翻地主武装。随后，毛泽东来到湘乡县城，在调查中边走边问，边问边记：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区、乡农民协会，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每到一处，毛泽东都充分利用欢迎会和座谈会，广泛接触农民协会干部、会员及农民。

在衡山县，毛泽东赞扬岳北农民群众敢于斗争，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醴陵，毛泽东听农会干部说，醴陵县有个土豪，一开始是反对农会组织的，后来看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怕站在农会的对立面会受到打击，便调转方向，如今希望加入农会。毛泽东听后说：“这就好得很，说明农民运动有前途呀，一切权力就应归农会！”

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获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

农民运动“好得很”

2月5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2月12日，他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都府堤41号的住所卧室里，伴着油灯，仅用4天，就完成2万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种版本，现藏湖南博物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真实、具体地记录了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加强农民运动的意见，是指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毛泽东在《报告》中向世人描绘出一幅中国农民斗争的气势恢宏的画卷。他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们，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1927年3月7日，毛泽东实际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始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宣言开宗明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都在农讲所任教。毛泽东向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民教育等课程，帮助学员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也将革命的火种埋进他们心中。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 41 号毛泽东同志旧居内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室。这里是毛泽东 1927 年上半年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居住的地方，也是当年 5 月前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所在地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处于急风暴雨的关键时刻，1927年6月18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授予每位学员一枚镌刻着“农村革命”4个字的铜质五角星证章。他们以农会特派员的身份奔赴农村，积极投身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只开办了一期，却像星星之火，在随后更为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燃成燎原之势，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长沙伏龙镇泥木工会证章，铜质，直径 2.9厘米，现藏湖南博物院

（参考资料：中国煤炭学会编《百年煤矿话百年》；祝彦《毛泽东在1921》；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黄晗、苏莉《湖南劳工会成立：工人阶级在苦难中觉醒》；马芮《毛泽东与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东《毛泽东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