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下，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大家好，我叫蔡和森，湖南湘乡人，欢迎各位一起去我家讨论学问。”从2023年开始，国内首个红色多维沉浸式青春剧《恰同学少年》在长沙橘子洲景区上演，每天都吸引无数游客和百年前的“新青年”来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在长沙橘子洲景区上演的红色多维沉浸式青春剧《恰同学少年》剧照

演出聚焦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陶斯咏等热血青年鲜活的求学经历，以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求学时光为时空体系，还原了百年前这些青年的热血与彷徨。演出最后，全场齐声吟诵《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感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让每个参与者都恍若触摸到那个让星辰坠落人间、让理想燃烧成炬的年代。

就是这群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开启了湖湘大地乃至整个中国的“觉醒年代”。

新民学会：湖湘青年的觉醒摇篮

在青春剧《恰同学少年》中，每位观众都会收到一份笔名为“二十八画生”写的《征友启事》：

今日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团体，其宗旨主要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这份《征友启事》正是时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28画，故起笔名为“二十八画生”）在1915年9月中下旬所写，他把这份启事张贴在长沙城各中学门口。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志存高远，思想独树一帜。1915年，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言志诗。“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深感要拯救自己的国家，改造社会，做一番大事业，不能单靠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奋斗，必须到广阔社会中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他们“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只愿意谈论大事”。

启事发出后，毛泽东陆续收到几个人来信，第一个回信与毛泽东相约的就是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罗章龙。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见到《征友启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我们就坐在一条长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不久后，青年毛泽东的身边便聚集起蔡和森、何叔衡、陈昌、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等一批青年才俊。他们深深为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担忧，经常结伴讨论国事，探索真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在橘子洲头漫谈“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萧子升回忆，有天晚上，同学们都已经入睡了，而他和毛泽东登上湖南第一师范校后的妙高峰上，“我们沉浸在交谈中”，照例谈论报纸上阅读到的种种事件，并试图预测中国的未来。

从1915年开始到1917年冬，通过上百次的讨论和一些社会实践，这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年轻人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寓居刘家台子“沩痴寄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书农、何叔衡、邹鼎丞、罗章龙、张昆弟等十几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会章。会章采“大学之道在亲（新）民”之意，定学会名为“新民学会”。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会议一直开到下午5时。据当事人回忆，为了款待来宾，经济上并不宽裕的蔡家为聚餐筹备了数日。除了购买一些猪肉和自种的蔬菜，蔡和森还亲自到湘江捕捞鱼虾。成立大会当天，蔡母领着女儿在厨房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

新民学会旧址（蔡和森故居），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荣湾镇周家台子。1918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在这里聚会，宣告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为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作为一面光辉的旗帜，新民学会开始聚集一代湖南精英。学会在讨论发展会员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会员要多发展，但标准要严，不能降低，一定要品格好、志向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其后，向警予、易礼容、蔡畅、谢觉哉等也陆续报名加入，会员人数后来发展到70多人。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是湖南籍的知识青年，不少会员在省城的社团中担任重要职务，使得湖南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活动中大展拳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湘江的怒吼”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当时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的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深入长沙各校散发传单，还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发动青年学生投入斗争，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当时湖南的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等问题。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湖南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

决定创办刊物后，毛泽东一人身兼数职，既是主编，还担负写稿、编辑、出版任务，连校对也要亲自上阵。他白天上课，晚上挑灯写稿。周世钊回忆：“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润之为了赶稿，每天挥汗疾书，常常写到半夜。好几次，我深夜醒来，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原来，他还在赶写将要付印的稿件。还有，因为经常睡得太晚，第二天早晨起迟了，有时，他连洗脸吃饭都来不及，就得去教室上课。”

《湘江评论》创刊号。创刊于 1919 年 7 月 14 日的《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提议并创办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报。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一大批青年投身救国革命事业

经过毛泽东废寝忘食般的努力，《湘江评论》终于在7月14日这天诞生了。在创刊宣言中，不仅展现出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也传递出一种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在宣言结尾，连用四个感叹句和设问句：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作为舆论战线的急先锋，《湘江评论》每周出版一期，四开四版，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等栏目，主要以评论为主，全用白话文。

《湘江评论》全是白话，文字通俗而富有激情。这些文章中，以在该刊第二、第三、第四号上连载、近7000字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影响尤深。毛泽东在文章开篇便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振臂一呼，发出豪气干云的提问：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文章不但盛赞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满怀憧憬地预言：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激扬文字的时代强音

《湘江评论》一经问世，就由于其精深议论、卓越见识、彻底无畏的战斗作风，成为激扬文字的时代强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创刊号2000份当天全部销售完，再印2000多份，仍供不应求。从第二期起，改为印5000份。长沙各家进步报纸也争相登载介绍《湘江评论》的文章，称赞它是“湘江的怒吼”“湖南人民的声音”“吾湘前所未有之佳作”。长沙、北京、武汉、广州、成都等地进步青年争相传阅《湘江评论》，视之为良师益友。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湘江评论》成为宣传新思潮新文化、启迪群众思想、鼓动人民革命的重要阵地。他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战斗檄文，为唤起民众发挥了启蒙和先导作用，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的远大政治抱负和顽强斗争精神。《湘江评论》出版发行了4期和1期增刊。1919年8月中旬，第五期刚印出便被湖南督军张敬尧没收，湖南省学联也被强行解散。《湘江评论》从创刊到被查封，虽然只存在一个多月时间，但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任弼时、郭亮、向警予、夏明翰、萧劲光等很多当时的进步青年，就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

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位于长沙市都正街街道马王街 28 号。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湘江评论》 成为宣传新思潮新文化、启迪群众思想、鼓动人民革命的重要阵地

在《湘江评论》影响下，湖南大地上的新型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新湖南》《湘潮》《新时代》《岳麓周刊》《明德周刊》《女界励进会旬刊》等等。这些报刊不断传播着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断启迪着广大群众，促进人民的思想解放，引导人民群众认清北洋政府统治的黑暗现实，为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19年12月，以毛泽东为团长的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请求政府撤换湖南都督张敬尧。为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各界同情和舆论支持，在毛泽东的倡议和主持下，请愿代表团在北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从12月22日起，该社每日发布150余份油印或者石印的驱张新闻稿，不收稿费，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这些稿件大多由毛泽东撰写，记载了请愿团在北京的具体活动以及张敬尧的种种罪行，被北京《益世报》《惟一日报》《京津泰晤士报》、上海《申报》、汉口《大陆报》《正义报》等采用，各报据此揭露张敬尧的罪行或发表评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对驱张运动胜利起了重要作用。3个月后，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平民通讯社胜利完成了驱张任务。

文化书社：真理传播的红色驿站

这次来到北京，毛泽东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更密切联系，同时更广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月，他参加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加广泛，毛泽东看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苏俄情况的书刊。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公正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7月，毛泽东一回到长沙，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他在北京、上海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以新思潮的影响推进革命运动。如何使传播新文化更有效果，毛泽东认为，莫过于要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这样能够“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中写道：“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1920年8月，毛泽东、易礼容等在潮宗街56号租了3间房，开办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开业时，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他们努力扩大营业范围，与全国六七十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联系。经营的书籍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其中有《新俄国之研究》等译著、《劳动界》等刊物。这些革命进步书刊，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各地，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文化书社明确规定凡是工农群众前来购买进步刊物的，一律按照进购价格售卖，不赚取利润。文化书社除售卖进步书刊和杂志之外，还引导群众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和杂志。如在售卖这些书刊和杂志的同时，往往会在其中夹杂两张宣传页，一张是对购买这些书刊和杂志读者的感谢，另外号召读者为类似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另外一张则是教读者如何读这些进步书刊和杂志。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文化书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与此同时，文化书社社址不仅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毛泽东建党建团及与省外党团组织进行联络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又成为湖南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机关之一。

1920年11月，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李达的正式邀请，在长沙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过慎重物色和考虑，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等6人，于12月初正式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字。

在当时各种思潮激荡的背景下，新民学会会员之间也逐渐产生了分歧。在法国的蔡和森和萧子升就对“走什么样的道路”持不同意见，他们专门开会，又分别给毛泽东写信，阐述各自主张。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在法诸友，复了一封长信，对蔡和森组织共产党、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人道路的主张，“深切赞同”，并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等人的主张。此后，蔡和森几次致信毛泽东，建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毛泽东回信说：“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第一个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

1921年年初，毛泽东组织在国内的会员，在文化书社召开新年会议。会议持续3天，重点讨论三个问题：新民学会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关乎道路的选择，最终以“起立”的方式来表决。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共同目的的占了大多数，包括毛泽东、易礼容等12人。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至1921年新年大会时，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在湖南建党方面，做了思想和组织两方面的准备。

《国家人文历史》2021 年 5 月上封面专刊《真理之路 ：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上下求索》，还原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下求索、筚路蓝缕的历史

这场新年大会后，毛泽东便开始倾尽全力开展建党的活动。1921年6月底，毛泽东接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来信，要湖南推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藏在城郊的小家大国”

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讨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旁边，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共产党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
——萧三《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毛泽东通过新民学会会员联络进步分子，开展建党的宣传与组织活动。19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在长沙城外协操坪（今湖南长沙体育馆路旁的湖南人民体育运动场）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党支部之一。支部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等人，毛泽东任支部书记。

长沙城北开福区八一路，有一栋坐北朝南、两进三开的青砖宅院掩映于绿树之中。因此地有两口池塘，池水清澈明亮，故名清水塘。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开始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最早的省级支部——中共湖南支部。为革命工作需要，由易礼容经手租下这栋地处城外郊区、环境僻静的房子，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秘密办公地点和毛泽东、杨开慧的居所。1922年，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领导下，成立3个支部（中共湖南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和省立第一师范支部）、2个党小组（衡阳三师党小组、岳阳铁路工人党小组），有30余名党员，领导着2个产业工会。1922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区委，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区委机关依然设在清水塘22号。

清水塘 22 号，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八一路538 号，这里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也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家”

1923年12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赴上海转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行色匆匆间，他写下“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诗句。杨开慧则带着孩子在这里继续居住到1924年5月。清水塘22号因此被称为“藏在城郊的小家大国”。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沃土，走出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就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璀璨荣光。1920年，陈独秀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在《新青年》上发表，高度评价湖南人和湖南人的精神。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优秀人才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58名成员中，有20名湘籍共产党员，位居各省第一。他们分别是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北京早期党组织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李梅羹、朱务善、吴雨铭；长沙早期党组织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广州早期党组织的李季；旅法早期党组织的陈公培和旅日早期党组织的周佛海。在这其中，还有多个“第一”。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李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向警予是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李梅羹第一个根据《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进行了翻译。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共产党人和湖南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诗篇，铸就了彪炳史册的精神丰碑。

（参考资料：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曾《毛泽东的诗赋人生》；欧妍《百年前新民学会的初心与担当》；苏莉《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显初心》；宁心《伟大建党精神在湖南的生动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