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的千年传承

风起绿洲，难凉热血

岳麓书院的千年传承

詹茜卉 2025-06-19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下，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南宋乾道三年（1167）秋，层林尽染的岳麓山下格外热闹。远在福建的理学大师朱熹携弟子泛舟三千里，直抵湘江西岸，要与城南书院山长、岳麓书院掌教张栻进行一场为期数月的学术论辩，被后世称为“朱张会讲”。

为了能亲历这场“顶峰相会”，湖湘大地一时汇集五湖四海的学子，“来学者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他们见证了一场跨地域、跨学派交流的历史，见证了岳麓书院开创自由讲学之风，也见证了一座千年文化重镇的诞生。经此一盛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所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书院遍域中，独首岳麓者，以朱张也”。

若干年后，朱熹回忆起这次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时光，畅快之情仍溢于言表：

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

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

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

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

一座书院，何以让这位大儒豪气横生？

在朝不慕权贵，在野心系苍生

1000多年前，在藩镇割据、邦国林立的唐末五代，有这样一个地方——潭州（今湖南长沙）。唐天祐四年，后梁开平元年（907），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依附于后梁建立南楚政权（南方十国之一），定都潭州。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大兴土木，不征商税。潭州宫室壮丽、货殖殷阜，成为五代十国最繁盛的都城之一。这座华城中，又有一处胜地——岳麓山。岳麓山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尾峰余韵，得名自南岳衡山和南朝古麓山寺，岳麓山之名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南岳记》。

这里山势渐缓，位于湘江西岸，林间清泉作响，环境雅致幽静，魏晋时代就是佛道圣地。五代末年，时局动荡，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来山中寻求暮鼓晨钟的片刻安静。为容纳更多人居住，僧人智璿等二僧“思儒者之道”，割地建舍；麓山寺住持派人采买书籍，如此，既可留宿又可读书的岳麓书院前身建设完毕，也开启了两宋时期中国书院的兴建史。古代中国先后创办的书院有7600多所，现存1500多所。书院的功能初为藏书，后来有了讲学功能，且大多为科举服务。别看湖湘大地曾为楚地，远离中原文明，书院数量反而名列前茅，据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统计，仅两宋时期，全国720所书院中，湖南就占了70所，因而有了“天下书院半湖湘”的说法。

北宋开宝九年（976），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朱洞将僧人馆舍扩建为正式书院。咸平二年（999），时任潭州知州李允扩大规模，在书院正中开立讲堂，斋舍东西排列，从此奠定了楼、庙、堂并存的格局。书院规制上，李允增建孔子堂，摆十位先哲塑像，画孔门七十二弟子；又向朝廷申请，获得国子监所藏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书，令书院兼具教学、藏书、祭祀三大规制，招收学生名额定在60人。

鸟瞰岳麓书院，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在僧人办学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岳麓书院虽历经七毁七建，却始终弦歌不辍

岳麓书院的主持者被称为“山长”，好比白鹿洞书院的主持者叫“洞主”，自带身处庙堂与江湖之间而亦朝亦野的气质。岳麓书院第一位见于史志的山长叫周式。他当山长时，岳麓书院的地位还远不如官学，但他在这里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书院名气日增，求学者越来越多。为招纳更多无法进入官学的青年才俊，周式积极招揽他们来到书院。经过几年发展，岳麓书院入学名额由60人增至100多人，规模超过当时的国子监。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对周式事迹颇感兴趣的宋真宗请他赴京，为臣子与王子王孙讲道，甚至想封他做国子监主簿，留在皇宫讲学。地方书院山长能直接任职国子监，在整个宋代都是破天荒的，此后历代都有为岳麓书院山长赐官或由朝廷委任山长的情形，清末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王先谦还当过国子监祭酒。但是，这一恩赐对周式不过是海海人生泛起的浪花，他坚持重返书院，继续讲学。宋真宗成人之美，放他南归，送了很多朝廷内府藏书与对衣鞍马，又为岳麓书院亲笔御赐“岳麓书院”匾额。

周式此行，令岳麓书院从此稳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列。斗转星移，岳麓书院在两宋交替之间遭遇损毁，但周式留下的“在朝不慕权贵，在野心系苍生”的精神已为岳麓书院绘上了历千年不绝的底色。

山川之胜，栋宇之安

令岳麓书院成为“四大书院之首”的是100多年后的张栻。南宋乾道二年（1166），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修书院，因与张栻有过短暂接触，十分敬仰他的才学，便力邀其主教岳麓书院。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写下游览岳麓书院之感：“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

岳麓书院不算是精美的“园林式书院”，在院外繁茂山林映衬下有一种莫名的反差感。书院内难觅花草，唯有几株高大的乔木。夏天，院内两侧树木枝叶会在高空相接，为树下学子遮阴，到秋天则结出累累果实。正如张栻所提倡的：“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林泉之间的岳麓书院并非世外桃源，而是秩序井然、经世济民的学术重镇。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楹联匾额如同厚重的文化年轮，构成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岳麓书院的联匾数量共94副，头门匾额是欧阳询体“千年学府”，楹联挂有现代书法家虞愚手书的“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步入正院，映入眼帘的是大门匾额“岳麓书院”，两侧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再进院门是匾额“名山坛席”，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上联出自《尚书·舜典》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下联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岳麓书院大门正上方，悬挂有宋真宗御赐“岳麓书院”匾额。此匾依据明代“岳麓书院”石额仿制，两侧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分别出自《左传》《论语》，再进院门是匾额“名山坛席”，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分别出自《尚书》《史记》

就这样边看边走，我们最终会在“实事求是”匾额前停下脚步。目之所及，正是南宋朱熹与张栻会讲的讲堂。如今，堂内两把座椅仍按当年情景摆放。讲堂屏壁刻有张栻《岳麓书院记》，两旁墙壁是清刻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抬眼望去，乾隆皇帝亲笔“道南正脉”匾额仿佛是对“朱张会讲”的高度总结，再次告诉后人这次重大的历史性会面何以丰富了岳麓书院的文化基因。

若非早逝，张栻的名声未必不如朱熹。张栻，字敬夫，号南轩。据学者考证，他很可能是汉代张良之后，唐代张九龄弟弟张九皋的十四世孙。他的父亲是南宋名臣张浚。8岁时，张栻随父从四川绵竹来到湖南长沙。28岁时，张栻遵从父亲安排，前往衡山拜胡宏为师。可惜胡宏在收徒当年去世，师徒时光虽然短暂，张栻仍受其影响颇深，也因缘际会得知了一段往事：北宋末年岳麓书院被损毁，南宋朝局相对安稳后，胡宏曾向秦桧申请重建书院，并自荐为岳麓书院山长。但他可能忘了自己拒绝过秦桧出仕邀请的往事，秦桧也拒绝了胡宏的请求。胡宏与岳麓书院就这样擦肩而过。

胡宏去世后，张栻离开衡山，来到父亲张浚所在的潭州，在此期间修筑城南书院（后来成为毛泽东就读的湖南一师），当起城南书院山长。两年后，张栻以荫补官，在宣抚司都督府任职。隆兴二年（1164），张浚去世，刚刚以荫补官一年的张栻居父丧回到湖南。正是这段时间，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但坚持拒绝任岳麓书院“山长”，只因这是老师胡宏“所不得为者”。

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

张栻在岳麓书院确立了不为科举服务、要“传道而济斯民”的办学理念，开创了培养务实人才的先河。“朱张会讲”则发生在张栻主理岳麓书院的第二年。

朱熹比张栻大三岁，此前见过面，也有书信往来。自视颇高的朱熹，对同时代学者多有不满，唯独对张栻钦佩有加，他常说张栻的学问“足以名于一世”。真正促使朱熹决定动身的动力源于“困惑”：一是他对胡宏的“性无善恶”“天理与人欲实则同体而异用”的观点存在异议。朱熹眼见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却纸醉金迷，认定这是耽于物质享乐的“人欲”吞噬“天理”造成的。因而，他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关系。另一个原因与胡宏有间接关系。朱熹对《中庸》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始终想不通。大意是，喜怒哀乐未发生之前，人有一种精神实体，是天下的根本，体察到这个实体，人就能达到圣人境界。宋代理学家对“未发之中”的境界十分向往，朱熹的老师李侗对此颇有心得，可惜朱熹的心思一度在章句训诂上，没往心里去，等他意识到这个命题时，老师已经去世。懊悔不已的朱熹想到胡宏—张栻这一文脉，便决定即刻动身。他八月从福建崇安出发，范伯崇、林择之等人陪同，九月八日抵达长沙。

张栻和朱熹二人此次辩论的主题之一即前文所提的《中庸》“中和之说”，二人关于人的本质、道德的本质、认识与实践、道德践履与先验原则的关系等涉及人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真问题，展开了公开、激烈、友好的论争。他们都坚持了自己，也都改变了对方。

岳麓书院讲堂。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如今堂内两把座椅仍按当年情景摆放，讲堂屏壁刻有张栻《岳麓书院记》，大厅中央悬挂有康熙帝御赐的“学达性天”和乾隆帝御赐的“道南正脉”

理学可理解为是哲学化了的儒学、也吸收了佛道哲学思想的儒学。张栻的哲学观里，世界万物皆有规律（所以然）；朱熹心中的“理”则更探索万物的本质，比如椅子：“这个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这是此椅的理。若除去一只脚，坐不了了，它就失去了椅子的理。”镜子也是如此，木板即使遇到光，也无法照人，说明照人是镜子的理，不是木板的理。万物存在于世间，自有它的道理。朱张二人关于理的认识是有一致性的，二人师承追根溯源是同一拨人。理学奠基者是北宋写下《爱莲说》的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州（今湖南道县）人，理学一度因他被称为“道学”。他的学生程颐、程颢是河南洛阳人，二人将“道学”北传回洛阳，成为“洛学”。此后开枝散叶，广收门生，如杨时与谢良佐：有“程门立雪”典故的杨时将学说向东南传播，形成“闽学”，经罗从彦、李侗传至朱熹；谢良佐的学生胡安国将学说带回湖南衡山，传给儿子胡宏，再传张栻。可以说，福建代表朱熹与湖南代表张栻的这场类似“百家争鸣”的大会讲，是理学北传南归后的一次盛会。

两个多月的讨论，张栻与朱熹讲到激动之处三天三夜不合眼，岳麓书院因二人论辩而门庭若市。回味这段岳麓之行，朱熹十分庆幸自己的坚持：“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他毫不掩饰对张栻学问的敬佩之情：“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

岳麓书院崇道祠，“斯文正脉”匾额下是朱熹和张栻的塑像。两人在岳麓书院讨论了两个多月，讲到激动之处三天三夜不合眼，岳麓书院因二人论辩而门庭若市

“朱张会讲”的意义，超越了二人讨论命题的本身。实际上，两人最终也没有将“未发之中”论说清楚，但学子们却见识到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讲课模式：老师授课不再“单向输出”，甚至可以同时存在两位讲者，二人但凡存在异议定要“辩论研讨”。因此，“朱张会讲”首开“和而不同”的自由讲学之风，直接将岳麓书院推向鼎盛时代，甚至被当时视为天下道学之宗。湖湘一地的学风也因这次会讲愈发成熟。黄宗羲评价说，湖湘学风一度张扬激荡，但缺少从容不迫的气象，通过张栻与朱熹的相互切磋，才逐渐归于平正。

七年后，淳熙元年（1174），张栻改知静江府，离开全盛期的岳麓书院。淳熙七年，张栻病逝于江陵，年48岁。清代学者全祖望感叹：“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张栻去世这年，朱熹正在南康做知军，兼白鹿洞书院洞主。他为张栻写下祭文：“伤哉，吾道之穷，予复何心于世也！”

两宋时代的岳麓书院已与湖湘文化充分结合，岳麓书院走出岳麓山，湖湘文化突破地域性。出人意料的是，在之后的岁月中，这一学术重镇竟不乏“圣贤豪杰”，书写着有关热血、突破的诗篇。

豪杰未必是圣贤，圣贤一定是豪杰

岳麓书院之于历史中的存在，自然不能自外于中华大地上的历次劫难。爱国之深与恨敌之切是岳麓书院的又一鲜明个性。正如民国学者、湖南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张栻一生坚持抗金，早年随父张浚出征北伐，筹谋抗金大业，“内赞密谋，外参庶务”。自“隆兴和议”，宋金进入长期休战阶段。纵使已经看透南宋北定中原无望、主教岳麓书院时，在朝廷召唤下，张栻仍会提出新形势下的抗金策略。清代学者吴乘权编撰的《纲鉴易知录》中记载了一段故事，乾道六年（1170），张栻被召回京城。起因是金国一度呈现虚弱态势，宋孝宗想借机要回宋廷历代帝王的陵寝之地。主和派自然反对，但张栻作为抗金代表也并未支持。他说：“我不清楚金国国政，但了解本国实情。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就算敌人空虚，也没有必胜之势。”孝宗问他对策，他说：“夫必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雠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以内修外攘、进战退守，通为一事，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张栻的拳拳爱国之心无疑影响了岳麓书院的诸多学子。他与朱熹有一位共同的得意门生——吴猎，被全祖望赞为“岳麓巨子”。他如金庸笔下的杨过一般守卫过襄阳城。吴猎任江陵知府时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事，为加强防务，重修了五代时期的“三海”水防工程。开禧二年（1206），金兵屡次入侵荆襄等地，围困襄阳、德安两城，吴猎凭借充足的准备，击退金兵多次进犯，最终解了襄阳之围，名声大振。

清刻朱熹手书“忠”“廉”石碑，明代曾嵌于岳麓书院尊经阁，后毁。现存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于讲堂。讲堂因此也称“忠孝廉节”堂

岳麓书院凡“七毁七建”，最大的灾难当属南宋末年。当元军铁蹄踏至湘江两岸，湖湘众学子在抗元战争中几乎全部殉难。全祖望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湖湘学派因此遭遇史上最严峻挑战。而此时“程朱理学”被元廷定为官学。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统治者重修一次岳麓书院，历82年后再次被毁。岳麓书院进入长达百年的办学空窗期，仅有僧人住在残舍之中，此时距离“朱张会讲”已逾200年。如果不是“地以人重”，如此物非人非的境地，很难想象会再度重生。又一百年过去，岳麓山中的残垣断壁终于被想起来了。明成化五年（1469）重修书院工程开启，25年后，于弘治七年（1494）基本恢复原貌。正德四年（1509），长沙守道吴世忠对岳麓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毁道林寺，将得来的建筑材料另寻地基重修书院，将主体建筑集中在一条中轴线上。轴线向前延伸至湘江，向后直达山巅，再配以亭台牌坊，形成现代岳麓书院的基本布局。

御书楼，位于岳麓书院中轴线末端，建于清康熙年间，清末藏书 14600 多册。1938 年被日机炸毁，楼内藏书大多被毁，今存建筑为 1986年重修，依旧发挥藏书功能。“御书楼”三字集朱熹字所成

漫长的重建，仿佛一次涅槃重生，岳麓书院的文脉不仅得以延续，甚至点亮了又一棵“思想树”。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谪守贵阳，途经长沙，住在岳麓书院中。他想挑战朱熹的学说，提倡“正人心，息邪说”。凭借着能文能武的人格魅力，与颇具浪漫色彩的“你来看花，花才一时明白起来”的唯心主义学说，吸引门生甚众，形成了所谓“王学”。岳麓书院经常有“王学”讲师授课，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撼动朱张的地位。自王阳明开始，明代学术逐渐转为心学。与讲究务实、严谨的理学相比，心学更为灵动、疏朗，但客观上助长了明末日趋严重的空谈之风。岳麓书院则凭借强大的“理学传统”人才辈出，比如“杰出校友”王夫之，由于晚年隐居石船山又被称为“船山先生”。

崇祯十一年（1638），19岁的王夫之游学至岳麓书院。他的老师是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吴道行，南宋镇守襄阳的吴猎后人。明朝灭亡后，吴道行绝食而死，被葬于岳麓山飞来石侧。王朝交替下的家国命运与个人选择在岳麓学人身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对王夫之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亡以后，王夫之的“反清复明”活动一直坚持到康熙时期。此时的他仍头结发髻、缠绕网巾，一身大明衣冠反而成了“大逆不道”。历史大势如此，他已知“天下非一姓之私”，能做的仅有归隐山林，化为瑶人，著书立说。

有人统计，王夫之一生留有100多部、400余卷著述，由于“反清含量”颇高，一度遭遇封禁，由后人小心翼翼藏匿。直到晚清“同光中兴”时，曾国荃等才陆续集纳成《船山遗书》发布，并借助湘军流传开来，时称“衡阳王氏之学”。光绪年间，岳麓书院出现了唯一专门为学生修建的船山祠。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下，《船山遗书》与船山祠，结合朱张之学共同构成湖湘宋明儒学，在晚清催生了一大批入世哲学家。

船山学说虽诞生于山野，却拥有超强感染力的入世哲学。后来，“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者而不豪杰者也”这句话，出现在青年毛泽东的课堂笔记中，那是岳麓书院又一学子、湖南一师修身教员杨昌济讲述的王船山语录。岳麓书院的精神之火，终于燃到了近代中国。

最后的山长，未完待续的岳麓书院

明清交替的岳麓书院没有再遭损毁，反而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空前重视。雍正将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共同列入大清23所省会书院名单，政治属性日益凸显，乾隆帝甚至一度想将“山长”之称改为“院长”，而且要求必须进士出身。好在如此殊荣并未让岳麓学子磨灭一以贯之的风骨与文脉，反而在近代迎来了人才井喷式增长，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竟同时出现在岳麓书院的学生名单中：嘉道年间的陶澍、魏源等“经世派”代表人物，咸同年间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洋务派”代表人物，清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派”代表人物……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23岁时曾在岳麓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来成功中举。有一种说法，曾国藩每次出门前都要望一望天空，或许是想在阴云密布之下，探寻拨开云雾的方法。南征北战、爱写家书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将朱熹的“即物穷理”与考据领域的“实事求是”结合起来的人。曾国藩认为，“事”指客观之“物”，“是”指客观之“理”，从此，“实事求是”具有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意义。后来，郭嵩焘将“实事求是”解释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左宗棠以此为名开办了福州“求是堂艺局”，后被沈葆桢发展成“福州船政学堂”。在20世纪初湖南第一师范课堂上，青年毛泽东在笔记《讲堂录》中记下了教员杨昌济对曾国藩的评价：“涤生日记……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然而，甲午惨败让洋务派关于西方器物的幻想破灭，有识之士高呼兴学育才的重要，全国书院改革一触即发。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中国书院进入了改制风潮阶段，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不得不面临着时代的考验。“最后的山长”，就像他一生的经历一样，充满了尴尬矛盾。

作为宋明理学大儒，王先谦是开明的。他能订购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供学子阅读，能引入西学课程，重新调整教学模式，还在藏书区新增新学、西学等内容。他还突破性地参与了新式学堂——“时务学堂”的创办，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推动书院革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先谦还在长沙创办发电厂。

岳麓书院时务轩，为纪念清末维新派创办的时务学堂而筑

但他终究未能突破“守旧”的结界，走到维新派的对立面。随着维新变法的持续推进，他对康有为“民权”之说忍无可忍，开始维护名教纲常，与谭嗣同等人渐行渐远。王先谦最受人诟病之处，恐怕是与门生叶德辉的告密，造成湖南大量维新人士被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诏令全国书院改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岳麓书院与由时务学堂改制而来的省城大学堂合并，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即今天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这一名称，暂时告别历史舞台，王先谦也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不知当他与朝夕相处近10年的岳麓书院以略显狼狈的方式告别时，是否会想起乾隆时代的山长旷敏本所言：“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实事求是，岳麓书院的超时空对话

理学学术重镇“岳麓书院”与宋明儒学代表“山长”一同成为历史，但岳麓书院蕴含的有关修身、治学的精神早已化作文化雨露浸润在湖湘大地，传承至今。今天我们站在书院讲堂，会发现右侧墙壁上留有山长王文清定下的“岳麓书院学规”。学规共18条，前9条讲如何做人，后9条讲如何做学问，文字通俗凝练：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

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

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

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

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

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

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

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

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这些要求放在今天仍能适用，足可令我们具象化感受到什么叫“经世致用”。自宋至近代，从山长至学子，岳麓书院始终看重修身是否正派，学问是否务实。即使书院规制变革，从这里走出的学员仍在继承、发扬着岳麓书院的文化内核。

岳麓学子出身的杨昌济，在书院改制后担任湖南高师教师，并在湖南第一师范兼任修身课教员。他十分推崇王夫之和曾国藩“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观念，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年轻时的知名健身方法“洗冷水澡”也是效仿的杨昌济。杨昌济曾提出“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的看法，对毛泽东的革命事业起到重要启示作用。

1917年，杨昌济负责主持湖南大学筹建工作，筹备处设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当时刚刚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受邀居住在此。在半学斋，毛泽东抬头便能望见挂在书院讲堂前的“实事求是”匾。“实事求是”四字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本身是经学考据命题。他看到的匾额是同一年被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校长宾步程作为校训悬挂起来的。匾额两边楹联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上下联的首字组成“工业”二字，呼应了近代士人对工业救国的渴望。住在岳麓书院的日子里，青年毛泽东急于将自己多年所学所思付诸实践，在这里成立了“工读同志会”，一边读书劳动，一边实施“岳麓新村计划”。可惜，计划没持续多久就失败了。1918年，毛泽东暂别岳麓书院，应杨昌济之邀赴北京。1919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查封，他重返岳麓书院并接手杂志《新湖南》的主编工作。为躲避当时军警搜查，毛泽东一边住在书院，一边去长沙修业学校当历史教员。

岳麓书院讲堂前的“实事求是”匾。匾额两边楹联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上下联的首字组成了“工业”二字，呼应了近代士人对工业救国的渴望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湖湘大地堪称他人生与心灵的双重故乡。青年时代的“岳麓新村”失败了，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让他探索到成功的救国之路。除却高超的军事能力、丰富的实践经历，国学深厚的毛泽东背后，还有岳麓书院的千年文脉传承，是周式的“心系苍生”，是张栻的“传道济民”，是朱熹的“即物穷理”，是王夫之的“圣贤豪杰”，是曾国藩“经世致用”，是岳麓书院讲堂前的“实事求是”……

传统思想在红色革命文化中的精神能量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而毛泽东也在实践中重新诠释了它们，尤其是“实事求是”四个字。1941年，他写下《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1943年，毛泽东亲笔题写“实事求是”校训石刻立于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地位。在这场划时代的思想革命中，毛泽东不仅实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更开辟一切以实际出发”的革命路径。

今天的岳麓书院主体建筑修复于1986年并向游人开放，于1988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进书院头门，我们会登上戏台一般的高台，此台名为“赫曦台”。当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之余，会相约早起爬岳麓山顶看日出。喷薄而出的太阳给朱熹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云谷记》中写道：“予尝名湘西岳麓之顶曰赫曦台。”为纪念这段经历，张栻在山顶筑起高台，朱熹题写“赫曦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担心山顶石台难以保存，便在书院内建起了同名高台，以纪念这段开创历史的会面。1955年，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期间与昔日的一师同学周世钊重游了一次岳麓山。有感于历史交汇，在收到周世钊寄来的诗信后，回赠了这样一首七律：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岳麓山间的清风吹过古今，岳麓书院如今已是湖南大学下设学院，包含历史、哲学等专业课程。琳琅的楹联、高悬的匾额、规整的讲椅、巍峨的乔木，它们眼见学子装束变迁，陪伴他们徜徉流连。饱经风霜的石碑下，是历久弥新的经世箴言。“千年学府”不过是岳麓书院的来时路，它从历史走来仍为学堂，凭借的是生生不息的蓬勃文化之力。如果你有机会走进这里，或许能感受到一场千年的文化共鸣，不妨回应一段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