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下，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2024年6月15日，湖南博物院与罗马文化遗产监督管理局联合策划的特展“彼美人兮——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在长沙举行开幕仪式。这次特展将意大利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博物馆等19家博物馆的相关展品调往湖南博物院展出，展品总计200余件/套。但开展后，引发多方关注的一件文物却是湖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曲裾素纱襌衣。

湖南博物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 50 号，始建于 1951 年 3月，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位于湖南博物院三楼展厅，分惊世发掘、生活与艺术、简帛典藏、永生之梦四个单元展陈马王堆汉墓考古成果

但凡去过湖南博物院的人，对素纱襌衣必然不会陌生。但长期以来，大家在常设展“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见到的都是那件直裾素纱襌衣，从未见过曲裾素纱襌衣。所以当它第一次公开展陈的消息发布时，很多人产生疑问，在大家印象里，曲裾素纱襌衣不是早在一起国宝失窃案中被犯罪嫌疑人毁掉了吗？于是湖南博物院的官博评论区出现了“曲裾素纱襌衣在1983年已经被盗后毁坏，这件是修复后的，还是复原件”“一件被烧毁了，好可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这个真品被一个不良少年偷走了。被冲进了下水道，这个是仿品”等留言。

当不少人猜测此次展陈的曲裾素纱襌衣为复制品时，湖南博物院官博在线回复：“曲裾式素纱襌衣从未被盗，一直都在文物库房精心保存，文物号：一级品6276。”

曲裾素纱襌衣从未被盗

湖南博物院这次“在线辟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确，很多作者在讲述素纱襌衣故事时，大概率会提及发生于1983年的许反帝盗窃博物馆大案。这些叙述里，往往会痛心疾首地说，许反帝盗窃的文物里，有一件“薄如蝉翼，折叠后可以塞进火柴盒”的西汉素纱襌衣，而这件国宝级文物却被毁掉了！

不过仔细推敲，长期以来关于此事的叙述是存在蹊跷的，因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最广为人知，是说公安机关展开追捕后，许反帝的母亲许瑞凤得知文物是儿子所盗，十分惶恐，于是想到用销毁赃物的手段来毁灭证据，遂将包括曲裾素纱襌衣在内的多件文物烧毁后冲入厕所下水道。第二种说法更富戏剧性，这个故事里许反帝盗窃的素纱襌衣变成3件，而他母亲在销毁文物时，公安机关及时赶到，尽管及时抢救下直裾襌衣，但遗憾的是包括曲裾素纱襌衣在内的两件襌衣被烧为灰烬。

其实也难怪这么多人相信，这一传言早在40年前就已出现。湖南博物院原名为湖南省博物馆，筹建于1951年，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但真正让湖南省博物馆闻名于世的，是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汉墓考古工作和出土文物的展出，20世纪80年代，甚至有“北有兵马俑，南有马王堆”之说。许反帝案发生的1983年，正处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强势繁荣时期，他偷窃的东西又与著名的马王堆考古出土文物相关，故而案发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热衷叙述大案、要案的纪实文学书刊便开始以此为题材进行各种夸张式创作。素纱襌衣被毁的传言亦由此出现——一件代表着2000多年前顶级工艺的国宝被不良少年偷走并毁掉，这样的“新闻”当然博人眼球，容易流传。但这个诞生于“纪实文学”的谣言能以讹传讹近40年，也并非全然无中生有。一方面是在当年许反帝案的报道里，的确提到公安机关追回了一件素纱襌衣。另一方面，在2024年以前，曲裾式素纱襌衣一直没有公开展出，以至于引发猜想。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国家人文历史》2022 年 7 月上封面《汉服之始 ：汉晋服饰的考古与复原》，详细讲述了汉服的起源以及早期形制的发展

2025年2月26日上午，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与湖南博物院举行的座谈会上，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研究馆员喻燕姣讲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湖南博物院藏有两件素纱襌衣，一件直裾式的，一件曲裾式的，但坊间一直流传说有一件素纱襌衣在1983年时被许反帝偷走，又被他销毁了。其实，当年被盗的那件素纱襌衣在1983年12月就追回来了，并没有被毁，就是一直在我们基本展陈里展出的那件直裾式素纱襌衣。”

喻燕姣还提到，对于坊间流传的曲裾式素纱襌衣被毁传言，院方也曾多次辟谣。实际上，马王堆出土的曲裾式素纱襌衣从未被盗，这件衣服的衣长比直裾式更长，而且重量更轻（只有48克）。这件襌衣在被鉴定为国宝文物后，为避免受到光污染，博物院就一直将它放置于特定的长匣子中，在恒温恒湿的文物库房里全方位保护着。她表示，2024年院方将这件曲裾式素纱襌衣首次公开展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针对社会上流传的很多谣言进行辟谣”。

曲裾素纱襌衣局部。这件服饰由精缫的蚕丝织造，以单经单纬丝交织的方孔平纹而成，丝缕极细，轻盈精湛，可谓轻若烟雾，薄如蝉翼

为何长期在库房秘不示人？

半个多世纪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在1972年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开展发掘工作后，有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对这次考古工作作了相关报道。1972年至1974年的发掘工作里，出土数以千计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向世人展示了西汉早期在经济、天文、地理、历史、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的辉煌成就。文物在湖南省博物馆一经展出，便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甚至当年在日本掀起过“马王堆热”。

马王堆汉墓包括三座，为西汉早期长沙国丞相、第一代轪侯利苍一家三口的墓葬。一号墓墓主为利苍夫人辛追，二号墓墓主是利苍本人，三号墓墓主是他们的儿子。三座汉墓共出土3000多件（组）珍贵文物，种类十分庞杂，包括日用饮食器具、乐器、兵器、书籍、衣物、食品等，涉及西汉早期贵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纺织品种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数量多、保存状态好，各方面均为我国考古史上所罕见，有“地下丝绸宝库”之誉。而那两件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吸引着世人目光的素纱襌衣，更是这座丝绸宝库里的极品。它们不仅代表着两千多年前我国的顶级工艺，也代表着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以素纱为面料，无衬里，无颜色，面料轻薄如蝉翼，学者根据出土遣策称之为“素纱襌衣”。当年还发生过一件逸事，就是最初编著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里，编写人员误将“襌衣”写成“禅衣”，周恩来总理在审阅简报时发现了这个错误，并指出禅衣是宗教相关衣物，正确的写法应为“襌衣”。虽然这个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纠正，但因为“襌”与“禅”实在太过相似，以至于后来还是有不少人误写作“禅衣”。如今湖南博物院使用“单衣”命名，是因为“襌衣”的意思本身就是“单衣”，引申为单层、轻薄等意，使用“单衣”之名更方便大众认知和了解这两件文物。

除了名称，素纱襌衣的重量情况也常被弄错。重量极轻是这件文物的明显特征之一，但此前对于素纱襌衣重量的记载却出现了两个数据，一为48克，一为49克。这两个数据的确都出自考古报告，但由于过去外界受到曲裾襌衣被毁这一传言误导，认为现存素纱襌衣仅有一件，以至于两个数据往往被混用来描述直裾式襌衣。而在破除谣言后，衣服重量数据问题也迎刃而解。2024年7月，由湖南博物院编著、喻燕姣主编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纺织品》明确记载，重量48克的为曲裾素纱襌衣，文物编号6276；重量49克的为直裾素纱襌衣，文物编号6277。

曲裾素纱襌衣，西汉，衣长 160 厘米，重 48 克，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现藏湖南博物院

直裾素纱襌衣，西汉，衣长 128 厘米，重 49 克，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现藏湖南博物院

接下来看看这两件服饰的基本信息。曲裾素纱襌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上层329号竹笥（一种长方形竹箱，由上盖和底箱套合而成）中，保存较完整，主体质地为纱，纱面有淡褐色污渍。这件襌衣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5厘米，衣袖宽27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领缘宽7厘米，袖缘宽5厘米。直裾素纱襌衣也出土于西边厢上层329号竹笥中，保存较完整，主体质地为纱，纱面有晕褪污染。这件直裾款衣长128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衣袖口宽30厘米，腰宽49厘米，下摆宽50厘米，领缘宽5.5厘米，袖缘宽5.5厘米。对比两件素纱襌衣的数据，会发现曲裾款的衣长比直裾款要长32厘米，而且结构更为复杂，但重量却比直裾款还轻1克。也就是说，曲裾素纱襌衣的工艺更为高超，这也是它自出土以来就被长期放置在库房精心保存的原因。

复织有多艰难？

长沙国诞生于公元前202年，是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政权后，在行政区划管理上改秦朝郡县制为“郡国制”（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的产物，也是湖南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诸侯封国。长沙国共存在209年，至居摄二年（7）废除。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墓主辛追去世于文帝十二年（前168），享年49岁，是西汉早期长沙国贵族妇人代表。墓葬被发现时，她尸身保存完整，陪葬品超过1300件，其中仅丝织品就有150多件，属于服饰类的有27件，这些衣物使得马王堆一号汉墓宛如一个“地下服饰博物馆”。

墓葬中大量服饰、俑人、帛画、文书等，向世人传递着来自汉代的遥远信息，也为我们了解西汉服饰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材料。陪葬的纺织品一定程度体现了西汉时期湖南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具有代表性的两件素纱襌衣由精缫的蚕丝织造，以单经单纬丝交织的方孔平纹而成，丝缕极细，轻盈精湛，孔眼均匀清晰，将其折叠起来仅有普通邮票大小，曾被称为“世界上最轻薄的衣服”，是西汉早期湖南地区顶级工艺的代表作。

据纺织考古专家王㐨介绍：“素纱襌衣刚出土的时候还很鲜亮，出土后就渐渐变得灰暗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外展览，作为文物藏品，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么逐渐衰损的衣物。”素纱襌衣出土后由于环境改变，造成丝纤维断裂和强度减弱。空气等自然因素加速了纤维的弱化。现今无论从文物保管与展陈，还是丝绸技术、文化传承等方面考虑，都要研究复织素纱襌衣工作。

朱红菱纹罗曲裾式丝绵袍，西汉，衣长 140 厘米，两袖通长 245 厘米，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现藏湖南博物院

印花敷彩黄纱丝绵袍，西汉，衣长132厘米，两袖通长228厘米，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现藏湖南博物院

可复织一件素纱襌衣谈何容易？要知道现代一件夏季衬衫，重量也在300克左右，而马王堆汉墓的两件素纱襌衣，重量都不足1两，可谓轻若烟雾、薄如蝉翼。如此轻薄的服饰，直接将难题抛到2000多年后。果不其然，素纱襌衣的复织工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复织“直裾素纱襌衣”项目在南京云锦研究所落实。1991年，研究所完成第一件样品，可重量严重超过原品。据南京云锦研究所文物修复专家杨冀元介绍，首次样品超重后，研究人员们经过总结，对素纱襌衣进行复织列出四个需要攻克的难点：其一，如何找到足够轻薄的原料；其二，纺织工艺要如何还原；其三，复制的色泽能否与原品达到一致；其四，服饰形制与原品一致的情况下，如何保证重量达标。

复织团队为完美复制素纱襌衣的形制和款式，分别尝试制作了大小样衣共10件，通过样衣来仔细研究素纱襌衣缝制的方式。经过一番研究，他们找到了超重的重要原因——蚕。作为原料的丝绸，需要蚕吐出的丝制成，可问题在于当年制作素纱襌衣时，西汉人使用的三眠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旦（纤度单位），而现代人培育的四眠蚕丝纤度却有14旦，也就是说汉代的蚕经过两千年的演化，如今吐出的丝，比当时更粗更重。此外，素纱襌衣的仿制还涉及装机、纹样、织造、脱胶、染色、剪裁等工序，非常复杂。

2017年，南京云锦研究所在竞争激烈的湖南省博物馆（简称“湘博”）仿制素纱襌衣等文物的投标中胜出，复织素纱襌衣项目重启。总结多年经验教训后，研究团队决定重新培育“蚕宝宝”，让它们“退化”回汉代，吐出符合当时原材料的蚕丝。杨冀元介绍：“如今吐丝的蚕宝宝被驯化后更胖了，吐出的丝更重了。为更真实地还原素纱襌衣的面料，制作团队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批瘦弱的三眠蚕宝宝，它们蚕丝的纤度仅为11旦，比较适合作为原材料来进行面料的织造。”

为最大限度还原汉代纺织技术，制作团队还专门量身定制了一台手工织机，邀请专业织工师进行纺织。因为这次纺织对经纬疏密度有严格要求，所以工作人员提前了几个月训练手感，每个工作日只能织10厘米，耗时1年半才完成整件衣服的织造。至2019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博物院）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历时两年，终于成功仿制出一件重量约49克的直裾素纱襌衣。这也是素纱襌衣出土40多年来，首次得到官方授权、经博物馆相关专家鉴定认可的仿制品。

“曲裾”与“直裾”

素纱襌衣的用途至今存在争议——这两件衣服到底应该怎么穿？从实用的角度看，其独特织造工艺具有轻盈透气的特质，绝对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选择，所以有学者推测，应该是穿在里层的内衣或汗衫性质的衣物。也有观点认为，襌衣的功能可能类似于汉服礼服系统里的中单，即穿在朝服之内的里衬。但另一部分学者结合文献记载，认为素纱襌衣是穿在外层的罩衣。要进一步探寻它的穿着方式，首先得弄清楚服饰的形制问题：襌衣究竟是什么？

马王堆3号墓出土遣策有木牍6件、竹简402支，内容为随葬器物清单的组成部分。这批简牍不仅是“汉服”一词的最早出处，而且还有各种器物名称，其中关于服饰名称有冠、革带、剑带、腰带、手套、襌衣、复合衣、复衣、合衣、襦、裳、胡衣、绔等等。其中一些服饰因找不到对应文物，无法得知具体情况，例如遣策中出现较多的“复衣”，从字面上看，很可能是一种有表有里的双层衣，而且多有衣缘。至于遣策的“襌衣”，出现的频率还比较高，可见是汉代十分常见的服饰。遣策中还出现“帛襌衣一”“白绪襌衣一”“青绪襌衣一”等，证明襌衣不限材质，是一种形制。西汉早期，已经有以帛、绪、绮等多种材质制成的襌衣，服色则有白、霜、青、绀等多种色彩。

再看相关文献，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载：“襌，衣不重。”东汉末年刘熙著《释名》曰：“襌衣，言无里也。褠，襌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宜形如沟也。”这里的“胡”是指袖子形状，参考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其他袍服，会发现一些袍服袖根比较宽，到袖口处收紧，在手肘处形成一个弧度，这种袖子叫“胡袖”或“垂胡袖”。清代学者王先谦在《释名疏证补》中解释，“胡”指牛喉咙下垂着的肉皱，因为古人的衣袖与“胡”相似，因此这种袖子被称作“胡袖”。而两件素纱襌衣都没有这种“胡袖”，特征与文献完全吻合。

接下来再看第二个问题，即曲裾襌衣与直裾襌衣有什么区别。从先秦到西汉服饰史上，“曲裾”和“直裾”是出现相当频繁的两个名词。对比两件素纱襌衣，就发现主要区别在于曲裾襌衣结构为下摆处能看到绕襟包裹部分，而直裾襌衣则是一块通直的下摆。先秦时期，曲裾袍（或襌衣）具有深衣“续衽钩边”的特点，穿着时有一幅向后交掩的曲裾而得名。从出土文物人俑身上所穿的服饰特点来看，又有绕身数周款、绕至身后款、合体款、露足款等各种款式的曲裾袍。“直裾”样式则具有衣裳一体和裾幅通直的特点。

在辛追生活的时代，“曲裾”与“直裾”，哪种款式是主流？马王堆1号墓西厢竹笥内出土衣物共19件，除2件绢裙、2件夹袜、1件袍缘以及1件绢面丝绵袍残片（文物编号6294）外，剩余的13件服装基本完整，曲裾款服饰多达9件，直裾款只有4件。此外，北厢也出土一件绛紫色菱形纹罗地“信期绣”夹袍（文物编号：6279），也是曲裾款。再结合其他木、陶俑来看，曲裾款也占多数，可知汉朝建立之初，曲裾款式的袍服仍非常普遍，但后来随着内衣变化，曲裾绕襟深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西汉晚期至东汉，“直裾”样式的袍服逐渐成为汉代服饰的主流。

此外，从西边厢出土的13件服饰命名来看，也会发现称为襌衣的只有3件，其余10件均称“袍”。这两者又是什么关系呢？襌衣即“单衣”，前文已解释过。而“袍”除了材质上更厚，还有个特点，就是其有腰线而襌衣没有。例如印花敷彩黄纱丝绵袍（文物编号6291）的形制也是直裾款，但它与直裾素纱襌衣有明显区别，即前者有腰线区分上衣下裳，后者则直接通直剪裁，不再设腰线区分。

但无论是袍还是单衣，上下连属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这种款式又与先秦典籍里的“深衣”相印证。在汉代，衣服分上衣下裙分开的“襦裙”和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这两种服饰的区别，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衬衫+短裙”与“连衣裙”的差异。西汉早期，女子与男子一样穿“深衣”，由于古人的服装是“平面剪裁”，因此穿衣时，要将衣襟绕在身体上，然后用系带固定。

深衣是什么？

不过，马王堆的这些服饰是深衣吗？同样存在争议。

首先，按照《礼记·深衣篇》的记载，深衣制作要求严格，不仅对长短、走线有要求，而且还要以十二幅布制成，以象征一年有十二个月。而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所有服饰，除上下连属这一特征外，其他特点并不符合标准。其次，到目前为止，马王堆所有汉墓考古发掘成果，出土的遣策记录上从来没有出现“深衣”的名称。

深衣是从“礼”而来的服饰，自上而下的阶级都能穿着这种服饰，只是通过颜色、质料和配色等不同来表明身份差别。在汉代，它甚至是女子的第一礼服。《后汉书·舆服志》多次提到“深衣制”，要说这种服饰在汉代不存在不可能。但为什么包括马王堆在内的所有汉墓出土的遣策记录，都没有“深衣”出现？比较合理的推测是，首先，“深衣”发展到汉代已不再严格遵从《礼记》的制衣规定，但交领、右衽、上下分裁、上衣下裳相连，穿着时用衣裾绕身包裹这些特点仍然被保留下来，这就是“袍”。

其次，深衣是一种衣制，例如在“袍”的基础上，同时演变出虽上下连属，但不设腰线，比较轻薄的款式，即襌衣。这种衣制，很可能就是文献里多次提及的“深衣制”。举个通俗的例子，今天常见的裙子也是一个总称，下面又分诸多大类，长裙、短裙、连衣裙、莲蓬裙等等。在汉代，深衣是一个大家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袍与襌衣都是深衣制下的一个种类。生活在现代的人对“深衣”会感到陌生，但对汉代人而言，深衣制很可能是基本常识，故不会在遣策里专门强调。

理清楚形制，我们再回头解决最初的问题：素纱襌衣究竟应该怎么穿？很多学者之所以推断它是穿在袍服之外的罩衣，并非想当然，而是结合文献梳理了“袍”在汉代服饰中的意义。从字面意思解读，“袍”像是服饰通称，但在汉代服饰体系里，它却有独特含义。首先，袍也是深衣的一种，据《释名·释衣服》载：“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义亦然也。”综合来看，袍指穿着于内的服饰，长至脚踝，且男女皆可穿着。

此外《礼记·丧大礼》明确有“袍必有表”的记载。先秦时期，但凡穿袍，外面都要再穿着罩衣。相关佐证也见于《诗经》，《郑风·丰》有“衣锦褧衣，裳锦褧裳”之句，指在锦袍外再加上麻纱单罩衣，以掩盖其华丽。这样看来，襌衣对袍服有修饰作用。这个穿着效果，或许还能从图像资料上看到，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现藏湖南博物院的T形帛画上，位于人间与天下交界处，有两名拱手正坐的男子，他们身上的服饰具有层次感，最里层为绛色服饰，中间层的袍为天青色，最外层是一件素色头纱罩衣，看起来的确有种若隐若现的薄雾效果。

马王堆一号汉墓 T 形帛画（局部），西汉，现藏湖南博物院。帛画内容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代表天上、人间和地下，本图表现的是人间部分

以素纱襌衣作为罩衣，的确能产生一种飘逸之感。《汉书·江充传》记载，汉武帝时期，有个叫江充的巫医在初见武帝时就身着纱制的曲裾襌衣，史载“充衣纱縠襌衣，曲裾后垂交输，冠襌纚步摇冠，飞翮之缨”。在顶级工艺的加持下，也让武帝觉得江充颇有仙人之姿。后来这个江充祸乱朝政，诬陷太子刘据，被太子愤而诛杀，但他引起的这场巫蛊之祸也导致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对西汉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探索仍在继续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服饰数量以及保存状态，即使放在整个先秦两汉时期考古成果里，都极罕见。这些文物不仅能够将西汉早期湖南地区的纺织工艺、服饰形制、服饰材质直观地展现于世人眼前，同时也是研究当时纹样的重要标本。除了身上穿的服饰，墓葬里还出土了丝履、香囊、手套、镜衣、几巾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纺织品，材料有绢、纱、罗、绮、锦、绦、组、刺绣、麻布等类别，宛如一座“西汉纺织品大冰箱”。对湖南博物院而言，这既是幸运，也是挑战。因为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博物院既需要满足展陈需要，又必须对这些纺织品文物进行定期保养维护。所以，对纺织品类文物的复织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够替代原文物用于博物馆内展陈，而精确的复织也不会影响到游客的观展体验。

能完好保存如此多的纺织品实物已属难得，但马王堆汉墓令人惊叹之处远不止服饰，其他大量文物可以全方位地为我们展现两千多年前汉代贵族生活里的衣食住行。戴冠俑呈现了当时男子长冠的佩戴方式，一些女俑则让后人看见曲裾袍的穿着效果；墓中出土的稻谷、水果、肉类等，部分保存完好，是西汉长沙国采用腌渍与干燥技术的见证；出土的大量简牍不仅涉及天文地理，也包括诗书礼乐，帛书《律书》记载了汉代音律体系，反映声学研究的深度。结合出土瑟、竽等乐器研究，会发现当时长沙国对木材处理、音律计算和乐器制作的精密技术。

戴冠男俑，西汉，俑高 84.5 厘米，现藏湖南博物院。该俑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汉长冠的结构和佩戴方式。遗憾的是，出土时，俑身衣着均已残破，现展示的服饰为复制件

汉代人如何治病和养生？这里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医学文献，不仅能让后人了解汉代诊断、药物、针灸技术甚至外科手术技术，而且填补了《黄帝内经》以来我国未有临床医学著作的空白。3号汉墓还出土现存最早的《导引图》，生动描绘出呼吸运动、肢体运动、器械运动等各种健身运动姿势指南，内容丰富，使古代文献中散失不全的多种导引与健身运动找到了最早的图形资料，对文献里导引的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从1号墓T形帛画上可以窥见当时人的生死观念。帛画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代表天上、人间和地下。上部描绘神话传说中的天国景象；中间画的是墓主人在世时的生活写照；下部绘的是神话传说中的阴间场景。类似主题还有3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直观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除了T形帛画，3号墓还出土了3幅与军事地理相关的帛画，其中被命名为《车马仪仗图》的帛画里，展现了壮观的车马、仪仗场面，此画中核心人物头戴鹊尾冠，身常袍服，周围有几名卫士，应是墓主。此外，画面里还有数十人身穿红、白、黑、黄等颜色袍服，手持长戈的随从，场面庞大，人物众多。

《车马仪仗图》，西汉，帛画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现藏湖南博物院。这幅帛画画面为横式构图。画中几乎全是武卒、车骑、随从，联系到墓中出土的《地形图》 《驻军图》和三十多件兵器，可推定墓主人生前是一个重要将领。帛画表现的应是墓主人生前检阅自己部属的场面

另一幅正方形帛画被命名为《地形图》，有学者认为，其正式名称应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深水（今潇水）流域地图》，所绘主区为汉初长沙国南部8县（道），即今湖南南部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附近地区，不仅是一幅经过科学测量、计算而绘制的地图，也是迄今为止最早把南海绘入的中国古地图。与地形图并称的《驻军图》，是用黑、朱红、田青三色彩绘成的彩色军用地图，可能被墓主生前用于排兵布阵。图中有大小河流20条，其中14条标注了名称。山脉以黑色“山”字曲线标明，9处有山名。湖南博物院曾根据《驻军图》标注的位置进行实地勘察，果然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发现一处三角形的古代遗址台基，周围的池塘、水路与《驻军图》符合。

《驻军图》，西汉，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现藏湖南博物院。这是一幅用黑、朱红、田青三色绘成的彩色军用地图。其范围仅仅是地形图的东南部地区。比例尺大致是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图面注记的字头方向不一致，也许为着便利使用地图的人们从四面观看地图

马王堆汉墓的考古成果揭示了汉代在纺织、医学、军事、防腐等领域的科技水平，许多技术领先于世界。这些发现为研究早期中华文明提供了实物依据，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背后对技术的极致追求。此外，湖南博物院的马王堆展陈里，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有彩绘双层九子漆奁、针刻纹漆奁、云龙纹大漆盘等大量漆器。中国漆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先秦到两汉时期出土的也不少，为何偏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天下闻名？其实哪怕从游客最直观的角度看，都会发现这些展陈的漆器色彩分明、鲜艳，如同崭新器物，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漆器一定经过修复，重新上色，否则怎么可能过了两千年还如此鲜艳？但事实是，这些漆器并没有经过翻新，这就是它们出土时的样貌。

湖南是古代漆树的主要分布地之一，湘西的龙山、花垣、凤凰等地至今仍在产漆。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漆器184件，3号墓出土漆器316件，共计500件，其中保存完整的有492件。这些漆器基本是生活用品，与饮食有关的食器、与起居相关的梳妆器等。但它们能保持得如此崭新完好，说明日常生活里可能并未被使用，而是作为礼器组合使用。漆器制作流程十分复杂，制胎、裱布、刮灰、吃漆、髹漆、装饰纹理、推磨抛光等，成品非常精美，深受贵族喜爱。马王堆出土的漆器里，带有烙印和戳记的有100余件，字样里的“成市草”“中乡饱”等文字，通常代表漆器产生的地点和作坊名，可知这些漆器来自各地。不过1号墓出土的两个彩漆棺，其绘画的题材以及艺术风格都比较接近长沙出土的楚漆器，应为长沙国辖区内制作，它们的精细程度也能反映出西汉早期湖南地区先进的漆艺。

“轪侯家”云龙纹漆盘，西汉，出土于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现藏湖南博物院

双层油彩漆妆奁，西汉，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现藏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中，保存完整的有 492 件。这些漆器基本是生活用品，比如与饮食有关的食器、与起居相关的梳妆器等

自2019年直裾素纱襌衣复织成功后，湖南博物院与云锦研究所继续合作，将其他纺织类文物也纳入复织计划，其中就包括一件制作难度很高的漆艺首服。据南京云锦研究所文物修复部负责人杨冀元介绍，有5件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精湛丝织品已纳入复织计划，分别是羽毛贴花绢、漆纚纱冠、朱红菱纹罗丝绵袍、印花敷彩纱丝绵袍以及一个香枕。其中漆纚纱冠是一件从未对外展出的珍贵文物。这顶漆纚纱冠出土于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时盛放在油彩双层长方漆奁内，外观看起来虽如同铁丝编织，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却是用蚕丝编织而成，而且采用了当时一种不外传的髹漆工艺。

漆纚纱冠，西汉，现藏湖南博物院

湖南博物院之所以不对外展出漆纚纱冠，是为避免其在灯光和空气之下受到损害。但来者也不必遗憾，因为在数字化时代，博物院积极探索博物馆与科技的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和展示。2024年5月17日，湖南博物院首次公开发布“辛追夫人”3D数字人形象，通过高科技手段，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多角度地观察这位古代贵妇人的面容，感受历史的温度。“辛追夫人”3D数字人形象的成功也意味着这种古老文物与科技的融合，可以开创出更多让游客全方位了解和学习文物知识的渠道，如漆纚纱冠、素纱襌衣这类不宜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展陈的珍贵文物，也能通过另一种方式与人们近距离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