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下，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今天，当你走在常德河街，穿梭在常德高腔、常德丝弦的老调里，目之所及之处都是古色古香的街市时，或许会惊讶这座并不出名的湘北小城竟然拥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然而事实将超出你的想象，或许与西安、北京、洛阳等名城相比，常德并不那么为历史爱好者所关注，但在这座城市的地下，竟埋藏着长达9000年的文化发展史。其长度、完整度在整个中国范围内都难逢对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讨论中华文明起源，就一定绕不开常德。

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诸多考古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路，如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苏秉琦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等等，诸家学说各有所长亦有所短，但其共同点在于都认识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各个地理单元内都有各自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彼此之间既有交流亦有碰撞，正是这些交流碰撞塑造了精彩异常的史前历史。在这些文化传统中，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区，以大汶口为代表的山东半岛文化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文化区广为人知，但长江中游文化区却知之者甚少，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曾孕育了连绵不绝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强盛时甚至担当了仰韶文化的头号竞争者。而这一文化传统的起源之地，便在常德。

航拍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在城头山发现的古城遗址有外部宽深的护城河和取土夯筑而成的高大城墙，虽然城墙原始简陋，防御能力十分有限，但这已经是“石破天惊”的创举了——城头山古城不仅是整个长江流域最早的城，也是整个中国范围内最早拥有城墙的聚落

彭头山的稻香

常德所在的澧阳平原是武陵山余脉以东的一片盆地，再向东便能到达洞庭湖平原，这类山地与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正是古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家园。雨水在山中汇合成无数溪流，溪流又汇入小河，在山前区域形成密集的水网。水网带来的不仅有充足的水源，山中富含矿物质和有机养分的土壤也会在偶尔到来的山洪中被冲出群山，在突然平缓的山前地带沉积下来，形成深厚而肥沃的土壤。对于以耕作为生的农人来说，还有比这更适合安身立命的地方吗？与此同时，山前平原的居民们不仅可以享受平原居住的种种便利，还不难从不远处的山林中获取建造房屋的木材、制作石器的砾石、补充食谱的鸟兽等等。因此，我国早期先民的家园常常选择在山前平原，而非在看似更利于耕作的平原腹地。

澧阳平原便是这样一片宝地，考古学揭示，这片地区至少在50万年前就已经有古人类居住，虎爪山、鸡公垱、乌鸦山等旧石器时代遗址散布于澧水两岸，在距今约1.8万—1.6万年的十里岗遗址，考古学家在地层中发现野生水稻留下的植硅石，证明在此地生活的旧石器时代先民已经与水稻相遇，这为后来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埋下伏笔。

澧阳平原上属于人类大戏的开启要等待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根据古环境学研究，在约2.2万—1.1万年前，澧阳平原经历了一轮气候突变，气温下降、降水减少。在这段时间里，当地古人制造的石器变得体型更小、制作更加精巧，这似乎说明在气候恶化的影响下，猎人们更难寻找到合适猎物，不得不频繁前往远处才能找到足以果腹的食物。这一过程极为痛苦，却并非多余——人群被迫尝试过去不屑理会的小型动物、鱼虾和谷物种子，最初的农业便诞生于这样的尝试中。这场被称为食物“广谱革命”的变故正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序曲。

1984年，在湖南省全省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在常德市澧县西北不远处的一座名为彭头山的小土丘上，发现一座略显奇怪的遗址。从调查发现的陶片、石器等器物看，这是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然而其面貌既不同于常德本地已经确认的汤家岗文化，又与不远处天门地区流行的皂市下层文化迥异，很可能是一个未曾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随着考古调查的持续进行，常德周边的澧县八十垱、临澧胡家屋场等遗址也相继被发现。其面貌都与彭头山大同小异，显示彭头山所发现的遗存并非孤例，而是澧阳平原上分布广泛古文化的一部分。1988年，彭头山遗址于发现后的第四年得到正式发掘，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房址、墓葬和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陶片、石器。这些器物与当地已知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都更加原始，而根据当年的碳14测年数据，彭头山遗址的年代可追溯至距今9000—8000年前，不仅比周边此前发现的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都更早，亦远早于此前于长江下游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一跃成为当时整个长江流域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一时间引起轰动。考古学家因此根据最早发现这类遗存的彭头山遗址将其命名为彭头山文化。

实际上，彭头山文化的意义远不局限于“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工作者注意到，在这座遗址出土的陶片和红烧土中，竟然掺杂着为数不少的炭化稻壳！不唯彭头山一处，与其文化面貌相同的澧县八十垱遗址在不久后也有重要发现。这里共计发掘出1.5万粒彭头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谷。专家认为，这些稻谷在形态上处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阶段，可见至少在8000年前，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先民已开始栽培水稻，并形成相当规模。

炭化稻谷陶片，新石器时代，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至少在8000 年前，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先民已开始栽培水稻，并形成相当规模

水稻的驯化在农业史上是一件大事，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何时驯化、在何处由谁驯化，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关键问题。彼时所知最早的栽培稻水稻遗存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时代距今约7000年。时代更早的仙人洞、吊桶环、玉蟾岩遗址等发现的稻谷均为野生稻，而彭头山文化栽培稻的发现直接将这一时间上推近千年，进一步为水稻“长江起源说”提供了证据，意义非凡。

长江文明的“中转站”

彭头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主要以陶罐、釜、钵、盘、支脚为主，这些陶器造型简单、烧成火候不高，可以说“稚气未消”。但其数量相当可观，当地的制陶业在8000多年前已初具规模，陶片中普遍掺入稻壳，这主要是防止烧造时器身因受热不均开裂，说明当地人在制陶时已经在尝试改进工艺。八十垱遗址还发现以芦苇编成的芦席，其编织工艺精湛；大量木制品遗存展现了成熟的木作技艺。这些发现与陶器共同证明，在发达农业的帮助下，手工业已经在长江中游站稳脚跟。同时，在彭头山、八十垱遗址中，还发现了房址——彭头山文化先民不仅建造半地穴栖身，还开始建造以木柱支撑的地面建筑，这说明此时定居生活已相当流行。从此时开始，富饶的澧阳平原上人口将不断增长，文化的火苗将越烧越旺。

今天，距离彭头山遗址最初的发掘已过去37年，经过这些年如火如荼的考古发掘，浙江金衢盆地发现了可追溯至距今1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彭头山文化已不再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彭头山的水稻也不再是最早的栽培水稻，但在广大的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依然是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时代最早的“先驱者”，是后来盛极一时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楚文化的祖先。

既然最早的栽培稻出自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而长江中游澧阳平原彭头山文化中栽培水稻已初具规模，那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考古证据显示，在约8000年前，彭头山文化先民顺长江而下，将具有鲜明长江中游特征的炊具——绳纹圜底陶釜带到长江下游，并与在那里繁衍生息的上山文化先民相遇，二者相互融合、各取所长，形成著名的跨湖桥文化。这还远不是结束，在约7800年前，彭头山文化与上山文化共同孕育的跨湖桥文化又溯长江而上，进入澧阳平原地区。他们带来的圈足盘等陶器也在这里扎下根来，促使彭头山文化“进化”为皂市下层文化。这群来自长江下游的移民甚至进一步西进，在湘西地区与当地渔猎土著融合，创造了高庙文化。高庙文化中出现的獠牙神面在之后的日子里成为整个新石器时代南方地区共同的宗教信仰，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至少在8000年前，滚滚长江已经成为一条文化交流、人群交往的“高速公路”，陶器、漆器、水稻等重要的物质文化奔驰于这条通道之上，不断加速着这里的文明进程。这条通道一头在鱼米丰饶的杭州湾畔，另一头在长江三峡出口的江汉平原，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常德地区澧阳平原成为这条通道的“中点”，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圜底盆，新石器时代，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现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具有鲜明长江中游特征

在彭头山遗址后，澧阳平原上下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位于常德市安乡县的汤家岗遗址。在这座年代约6800—6300年前的遗址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白陶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类白陶盘。这些陶盘以纯净的白膏泥烧制而成，拥有圈足，盘身及盘腹内布满以蓖点纹和刻画纹组成的神秘图案，特别是盘腹内的八角星纹、太阳纹之繁缛、复杂，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独特美感。这类遗存后来又发现于划城岗、城头山等遗址，被统一命名为汤家岗文化。如果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所了解，就不难将汤家岗文化与湘西地区的高庙文化联系起来。洪江高庙遗址也出土大量特色鲜明的白陶器，陶器上同样有大量繁缛的花纹，主要以神秘的獠牙纹和鸟纹为主。两个文化同样使用装饰特殊图案的白陶纹，而这些图案也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可见二者之间联系密切。这些发现表明，在史前6000多年的长江中游，一个基于宗教信仰的共同体已经萌芽，这为后来长江中游长期面貌统一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后来楚文化以神鬼巫觋见称，这一传统可能便始自6000多年前。

八角星纹白陶盘，新石器时代，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出土，现藏湖南博物院。据推测此盘用于祭祀活动，以白膏泥烧制而成，盘腹内八角星纹繁缛复杂，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独特美感

獠牙兽面纹陶盘，新石器时代，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现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圈足外底上戳印有吐舌獠牙图案，图案上填涂有深红色的颜料

“众城之祖”

从近9000年前彭头山文化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开始，常德周边的澧阳平原历经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多个不同的文化阶段，迭代不息，人口始终稳步增长，各大聚落被持续使用，极少出现中断和废弃。可以说，在数千年时间里，“繁荣”是这片土地的主旋律，偶然出现的“变奏”又让它丰富多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澧阳平原的独特区位，这里是武陵山区、江汉平原与湘江流域的交汇点，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往往能够很快地体现在澧阳平原的人类社会中。与此同时，这里本身又拥有极佳的发展禀赋，因此不论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如何变换，这里始终能保持稳定发展。

城头山遗址便是这一现象最好的注脚。这片遗址坐落于常德澧县一座名为徐家岗的小山南部东端，当地居民自古以来便从岗上不知何时堆筑的夯土城垣中取土造田。20世纪70年代，当地人竟在取土时发现地下所埋的东周青铜剑，立即引起当地文管部门的注意。自20世纪90年代正式发掘开始后，这座不起眼的土岗便一直为考古工作者带来惊喜。城头山遗址始建于距今约6500年的汤家岗文化时期，之后历经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绵延超过2000年，文化层丰厚、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堪称一部澧阳平原史前文化发展的“百科全书”。

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者在城头山遗址发现距今 6500 年前的古稻田，稻田外侧建有田埂和原始的灌溉系统，田内淤泥布满裂纹，与现代稻田几乎一致，路尽头就是稻田祭坛遗迹展示馆

最初，在汤家岗文化时期，初建的城头山只是一个面积仅4万平方米的普通聚落。在澧阳平原众多的聚落中，这一规模并不突出。此时，城墙尚未建起，城头山聚落仅仅在外围挖有环壕，可能用于防御野兽和在雨季排出积水。考古工作者在城头山聚落东北部发现一片开辟于此时的稻田，稻田外侧建有田埂和原始的灌溉系统，田内淤泥布满裂纹，与现代稻田几乎一致。这主要因为稻田在使用过程中常常需要灌水、排水，淤泥经过反复干湿交替产生裂纹，其中遍布稻叶、炭化稻粒等种植遗迹，可见此时澧阳平原上的稻作农业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种植方式从原始的刀耕火种演变为精耕细作。在城头山聚落以西，澹水河潺潺流过，带来丰富的灌溉用水，聚落周边土壤肥沃，富含有机质。可能汤家岗文化先民就是因为这里优质的水土条件极适合栽种水稻，才将村落建在了城头山。

然而，在6100年前，“平平无奇”的城头山聚落突然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此时，华夏大地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北方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汶口文化等影响深远的共同体正高歌猛进、迅速扩张；在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正逐步成熟并转变为崧泽文化，长江下游令人瞩目的“崧泽化”进程箭在弦上。与之类似，此时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突然出现一次明显的文化整合现象。西至长江三峡出口、东到澧阳平原，广大土地上原本相互独立的文化面貌逐渐转向统一，大溪文化主宰长江中游的时代来临。城头山遗址也不例外，正是在由汤家岗文化转变为大溪文化后，一圈城墙突然出现在城头山环壕外侧，原先的壕沟也被黄土填平。新建的城墙墙基宽11米左右，城址总体呈圆角方形，四面均留有进出的城门。其修筑方式是将黄土运到建墙点直接在平地渐次堆高，并不采用后世建造城墙时常用的分层夯筑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原始特征。虽然此时的城头山古城城内面积仅8万平方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迷你城”，并且城墙原始简陋，防御能力十分有限，但这已经是“石破天惊”的创举了——城头山古城不仅是整个长江流域最早的城，也是整个中国范围内最早拥有城墙的聚落，从这个角度上说，城头山是中国漫长筑城史的起点，是中国后世所有城池的源头。

城头山遗址的古城墙剖面，其修筑方式是将黄土运到建墙点直接在平地渐次堆高，并不采用后世建造城墙时常用的分层夯筑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原始特征

在古城东墙外，存在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一个以纯净黄土筑成、高出地面约0.8米、大体呈椭圆形、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土台。在黄土台上，人们发现多个直径1米左右的圆形浅坑。浅坑底部平整，显然经过特意加工，特别是编号为343、344、346的三个浅坑构成一个标准的等腰三角形。此种排布似乎反映了某种特殊信仰，最大的346号坑坑底还被刻意放置了一块卵石，应当有特殊寓意。在三坑之南，三座墓葬分布在同一条直线上，中间一座墓中随葬品很少，但其正好处于整座土台中央，墓圹面积又最大，因此墓主人生前地位毫无疑问是三人中最高的。土台上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土坑，坑中埋藏有陶器、烧制后的动物骨骼。土台表面有大量经过火烧形成的红烧土，表明这里曾长期用于焚烧物品。这些证据无不透露着土台真正的用途——这是6000多年前城头山先民的祭台，是寄托信仰的神圣场所。

有学者认为，土台上三座圆形浅坑排布正好与天空中的“心宿三星”一致，坑底埋有卵石的346号坑又正好与其中最亮的“心宿二”（也称“大火星”）对应。而三座墓葬排布也与房宿一、三、四三颗星相对应。由此推测，这座祭坛实际上是一幅6000年前的星图，用于模拟天穹上运行的心宿与房宿。心宿与房宿都是中国古代用于指导农时的重要星宿，特别是心宿二，更是“大火星历”的标识物，历代皆受顶礼膜拜。

此时，原先汤家岗文化时代就已经相当发达的巫文化仍在盛行。在距离城头山不远的优周岗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被焚烧的牲畜骨骼和木质面具，显然是某种巫术仪式中的祭品。可以想象，在6000多年前的澧阳平原上，原始信仰已经在村寨中树大根深，掌握了与神明交流绝学的巫师们颇受尊重。与此同时，随着水稻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准确历法的需求与日俱增，催生了原始的天文观测。城头山里居住的便是掌握了星空秘密的巫师，他们举行仪式，通过观察星空并对照地面上神秘的祭台确定时令，再以神明的口吻向虔诚匍匐的稻农授予历法。或许这正是此时城头山古城在众多聚落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早城池的原因。

在城墙建起后，城头山便一直是整个澧阳平原的中心聚落。城墙几度加固、扩建，表明其地位不断得到巩固。而到约5500年前后，江汉平原的油子岭文化在北方仰韶文化和东方崧泽文化的冲击下向西、南迅速扩张，很快便占据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并演变成为全新的屈家岭文化。澧阳平原自然也经历了由大溪文化到油子岭文化再到屈家岭文化的一轮变革。与从汤家岗文化转变为大溪文化时一样，城头山古城不仅未因文化面貌的转变而衰落，反而在这轮变革中获益，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考古证据显示，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头山古城在面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再次对城墙进行了改造。城圈由原先的圆角方形变成圆形，城墙被大幅加高。今天仍能看到那时加高的城墙，现存高度最高达6米，估计在当时超过10米。为保证加高城墙稳固，城墙底部也大幅加宽至10米以上，部分地方甚至宽达20米，城壕也被同时加宽，最宽处竟至50米，变成一条名副其实的护城河。

对于城头山城墙的功能，目前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城头山居民修筑如此巨大的城墙和护城河，必然是为了保护城中居民免受城外敌人的威胁。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观点，认为城头山城墙仅是堆筑而成，并不坚固，可能并非用于御敌，而是治水的“副产品”，即城头山人为更好地排出雨季降水而加宽了城壕。所谓“城墙”实际上是将城壕中挖出的泥土就地堆放形成的。但不管城头山古城城墙主要功能是什么，其背后体现出来的强大动员力都显而易见：更加雄伟的新城墙和新壕沟必然要求比过去多得多的人力、物力。新城墙形状由方变圆，表明城墙堆起之前曾有过统一规划。这些新的迹象似乎都表明，城头山社会正在不断走向成熟，组织力与动员力都得到显著的加强。

神仙筑的鸡叫城

在城头山再一次迎来繁荣时，在城头山古城不远处的涔水南岸，一座名为鸡叫城的新城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澧阳平原的政治格局。鸡叫城坐落于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正在城头山古城东北约13千米处的一座小土岗上，其城墙至今仍然可见。清代澧县地方志记载这里曾有一座城墙周长四百余丈的土城，传说这座古城为仙人夜间所筑，天明前的鸡鸣令仙人罢手离去，故名“鸡叫城”。这座古城在20世纪70年代时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考古发掘工作则于21世纪后才正式开始。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掘出的一处木结构建筑基础。2020 年和 2021 年，考古工作者分 3 次对鸡叫城遗址西南城墙内侧进行发掘，揭露出一批木构建筑遗迹，规模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我国木构建筑史

经过初步发掘可知，鸡叫城由一重呈圆角方形的城墙构成。城内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略大于城头山，城外共有三圈环壕环绕，假如加上三层环壕，那么鸡叫城的面积便达到100万平方米左右，规模远超城头山。鸡叫城所在这片区域，在彭头山至大溪文化时期只有零星的人类活动，到油子岭文化时期才形成小型聚落。此时的鸡叫城聚落尚无城墙，只是和城头山筑城前一样在聚落外围挖掘了一圈环壕以排水。而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在聚落外拔地而起，这圈堆土城墙宽10—60米，现存高度约4米，看上去已经不亚于“前辈”城头山了。城墙的四面留有城门，又有水道出北门与城外的第一圈环壕相连。第一圈环壕宽20—70米，深度超过1米，一条水道从环壕西北穿过，并直通不远处的涔水河，一条由城内到环壕再到涔水的水上通路便由此形成，货物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竹筏等水上交通工具进出城池。如此看来，时代更晚的鸡叫城在筑城技术和规划思想上比城头山更为先进前卫。

在鸡叫城中心位置是一座底大顶小的土台，仿佛一只倒扣的木斗，底面积约3000平方米，高约1—2米，这样的土台出现在城内最核心的位置，让人不免想起良渚古城中王族宫殿所在的大莫角山土台。然而，在考古工作者对土台进行发掘后发现，这座土台并非一时筑成，而是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四个时期千余年的反复使用后才最终形成。地层中发现属于多个不同时代的房址、灰坑、灰沟等，其中发现的大量石器与陶片散发出浓浓的生活气息，可见城中心这片区域可能在1000多年时间里反复被利用，人们在此建造住宅并开展日常生活。

鸡叫城遗址发掘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存 F63，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从地面上留下的密集柱洞来看，这座大屋面积约为420平方米，经复原，考古学家认为F63由7个大小房间组成，其中最大的房间室内面积超过 90 平方米。在当时的长江流域，这一规模罕有其匹

目前看来，鸡叫城真正具有特殊地位的建筑是位于城西南隅的大型建筑F63。这是一座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建筑，从地面上留下的密集柱洞来看，这座大屋的面积约为420平方米，若加上外围的廊道，总面积竟达630平方米。经复原，考古学家认为F63由7个大小房间组成，其中最大的房间室内面积超过90平方米。在当时的长江流域，这一规模罕有其匹。F63不仅规模宏大，其建筑工艺也代表了当时的顶级水准，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木基建筑。在建造时，工匠先在淤泥层上挖出1米多深基槽，槽内铺木板，再在木板上竖立木柱。如此竖立木柱共计170根，形成密集的柱网；在柱网的基础上，以榫卯、捆扎等方式搭建起房屋的框架，再在框架上铺设木板、竹席，以茅草为顶，形成一座规模庞大的干阑式建筑。鸡叫城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成体量巨大又规划合理的城墙、环壕系统，可见其社会组织力和动员力并不亚于不远处的城头山古城，这或许是因为鸡叫城居民拥有更严密的组织，而F63这样超乎寻常的大型建筑在城中存在暗示古城中曾存在地位远在常人之上的统治者，说明原始的王权已经萌芽于鸡叫城。

鸡叫城遗址基槽内铺垫的木板。学者推测，当时工匠在建造时先在淤泥层上挖出基槽，槽内铺木板，再在木板上竖立木柱形成密集柱网，在柱网基础上，以榫卯、捆扎等方式搭建起房屋框架，再在框架上铺设木板、竹席，以茅草为顶，形成一座规模庞大的干阑式建筑

在鸡叫城异军突起后，从屈家岭文化时代起，澧阳平原上城头山“一城独大”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形成一东一西“双城并立”的新局面。虽然两城在规模上相差不大，但在鸡叫城占据的平原东部地区与城头山占据的西部地区相比，中小聚落明显更多。这表明鸡叫城竟能“后来居上”，在与城头山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或许是因为在与鸡叫城的竞争中落败，在屈家岭文化晚期，老而弥坚的城头山出现衰落的征兆，在稍后到来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再也没有重现曾经“独霸”平原的辉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城头山、鸡叫城都曾先后成为过澧阳平原最大的聚落，但在进入屈家岭文化时期后，两城总体发展水平放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来看并不算突出。此时长江下游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迎来巅峰期，数百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高耸巍峨的人工土台大莫角山、史前最大的山前水坝、精美至极的玉礼器等无不显示良渚文明达到的高度。在长江中游地区，先是京山屈家岭遗址强势崛起，280万平方米的巨大规模令人咋舌，后有天门石家河古城建成，古城内面积120万平方米，相当于两座故宫大小。与这些同时代的“超级聚落”相比，城头山、鸡叫城仅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的面积黯然失色，城内也缺少精美玉器、黑皮陶等凸显统治者超然地位的高等级奢侈品。这些都表明，在这一时期，虽然发展并未停步，但澧阳平原的文明化进程已经掉队，至少已经不像在彭头山、大溪文化时期那样处于领先地位。这或许是一方面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澧阳平原已经过于局促，不像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和屈家岭、石家河所在的江汉平原那样广大开阔，适于稠密的农业人口繁衍生息；另一方面，澧阳平原与外界的沟通也没有四方辏辐的江汉平原与水网纵横的太湖平原那样方便。因此，这里已经成为屈家岭文化中发展较慢的一隅。

上古之战与三苗衰落

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的社会发展势头一度盖过了黄河流域，在其最兴盛之时，屈家岭文化甚至北上进入中原地区，古老的仰韶文化共同体最终崩溃似乎与南方屈家岭文化、东方大汶口文化的进逼有关。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先民在古文献中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三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就说：“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明确标明了他们所在，《尚书》等文献中，强大的三苗令中原族群寝食难安，大禹亦曾出征三苗，但也没讨到什么便宜，只能“以德服人”，以礼乐让三苗拜服。然而在《墨子·非攻》中则记载了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其中说三苗曾遇到一次可怖的天灾：“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大禹则在人面鸟身的神明指引下趁虚而入，彻底征服了三苗，并以中原礼俗变易三苗旧俗。这场“旷世大战”映照在考古学层面的场景，则是在4200至3800年前，石家河文化的骤然衰退和三苗故地被“后石家河文化”所占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石家河古城走向末路之后，澧阳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也突然中断，新的“后石家河文化”占领了这片富庶的土地。孙家岗遗址便是这一历史事件最好的证据。这是一座环壕聚落，位于城头山西南4千米处的一处小岗上，总面积约为22万平方米。孙家岗遗址所属的文化便是后石家河文化的一支，一般称为“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类型”。这一文化类型是由石家河文化、来自中原地区的煤山文化、来自淮河中游的造律台文化共同构成，甚至还有少量新砦文化因素。在这之中，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土“三苗”居民，煤山文化和新砦文化则是公认的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也就是更早的夏文化。造律台文化常被认为归属于帝舜所在的有虞氏。在孙家岗遗址崛起之时，澧阳平原上城头山和鸡叫城都已经衰落，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强势介入和两种文化的此消彼长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禹征三苗”的历史传说。

玉蛙，新石器时代，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71号墓出土，现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玉獠牙神面牌饰，新石器时代，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149号墓出土，现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牌饰呈灰白色，正面阳纹，背面有对应阴纹，雕刻着一个双目圆睁、獠牙夸张、头戴宝冠的人面，在同类器物中堪称精品

孙家岗遗址的突然兴起为澧阳平原带来新的文化要素,北方的入侵者带到这里的除日用陶器，还有等级极高的玉礼器。在孙家岗遗址发现的200余座墓葬中，不少将精美玉器作为随葬品，147号墓随葬品共12件，其中包含3件玉器。其中一件鸟首玉璜呈半环形，洁白透亮，一头雕刻一个栩栩如生的鸟首，精美异常；149号墓随葬9件器物，其中2件玉器，玉器中一件玉神面牌饰颇为知名，牌饰呈灰白色，正面阳纹，背面有对应阴纹，雕刻着一个双目圆睁、獠牙夸张、头戴宝冠的人面，在同类器物中堪称精品；唯一一座瓮棺葬71号墓中，出土了玉蟾蜍、玉虎首、残玉鸟等像生玉器；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14号墓中出土玉器十余件，包括玉雕的龙、凤、璜、璧、笄、坠等。龙凤配饰皆多处镂空，龙体盘曲，龙角复杂繁缛，凤鸟昂首、展翅、卷尾，羽翼华丽异常，这两件器物均能算中国新石器时代制玉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北方因素的到来，在原本玉器并不常见澧阳平原上刮起一阵“玉文化旋风”，令人耳目一新。

北方远来的人群在澧阳平原并没有停留很长时间，在孙家岗遗址衰落后，原本喧闹的澧阳平原沉积下来。从彭头山开始，到后石家河文化止，发达的稻作农业让澧阳平原的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五六千年而未曾中断，这片盆地成为少数完整经历长江中游地区文化进程的地方。其地下的地层堪称记载了整段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史的“无字史书”。虽然在这里并没有诞生良渚、陶寺、石家河、二里头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中心”，但它作为文化摇篮的地位并不会因此稍有动摇。今天，当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希望重建上古历史时，常德周边这片土地之下沉睡的历史再次被唤醒。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遮蔽它散发的迷人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