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元宵节，吃汤圆是自宋代以后风靡大江南北的民俗。此后南北方逐渐演变出不同的汤圆做法，北方会把馅料放在大笸箩中，通过滚动不断沾上面粉， 南方则直接手包或者直接做无馅的

正月十四夜，各家以秫粉作圆子，如豆大，谓之灯圆。享祖先毕，即少长共食之，取团圆意。

                          ——《宁波府志》

上元佳味

有的地方把元宵节称为“过小年”。这个以灯火为亮点和核心的节日，可以说是春节狂欢的最后高潮。在中国，传统节日总离不开饮食。不消说，欢度佳节时，人们断不会亏待自己的口腹。河北一些地方，会在正月十五“祭灯”，活动完毕后，人们不愿把用黏米面做成的灯盏底座扔掉，就再揉进一些白面，使其发酵，过油煎炸后，色泽金黄透亮，香气四溢，吃在嘴里，香甜满口，别有滋味。因其所用黏面系灯盏底座，故这种食品就叫做“灯盏儿”。山东很多地方在元宵节前用豆面做各式灯盏，节日这天到处点燃，节后收残灯，切条代豆腐熬菜，可以说与“灯盏儿”相类。

而在距离河北、山东千里之外的扬州、高邮一带，曾有“上灯元宵，落灯面，吃了以后望明年”的民谚。落灯时吃面条，乃是寓意喜庆绵绵不断之意。再往南过了长江后，元宵节的食俗变得更加多样。在浙江台州，当地人每年正月十四会吃“糟羹”。它的主要原料是肉冻、豆腐干、豆面、芋头、年糕粒（或麻糍粒）等，加水烧开，再用米粉调水，倒入锅中搅匀，烧成糊状即成。据说这些食材还是大年三十特别留下的，想来其中或许也有整个春节有始有终的寓意在内。另外，闹元宵结束临睡前，台州人又要吃甜羹。甜羹一般用甘薯（番薯）粉或藕粉配上莲子、红枣、桂圆肉、金橘饼和小汤圆、甜酒酿等烧熟即可吃，色、香、味俱佳。放在元宵节的尾声食用，寓意“先苦后甜”。距离不远的浦江一带则会在元宵节吃馒头、麦饼。馒头为发面，麦饼为圆形，就是取寓意“发子发孙大团圆”。至于江西宜春一带还有一种较为别致的食俗：元宵节必吃“顺风”（猪耳朵）。这也是以“顺风”之名借一帆风顺之意，表达一切皆顺利的希冀，讨个口彩。

脆皮汤圆。汤圆的做法日新月异，随着大众对美食创新的需求而不断有新品种问世

说起来，在如今各式各样的元宵节食物中，汤圆称得上是当仁不让的“人气担当”。但古时候的情形却未必如此。南朝梁人宗懔写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 “正月半作白粥泛糕”。这大概是最早的元宵节令食品。到唐代，玉粱糕是上元节（道教称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的一种节令食品。五代后唐的冯贽在《云仙杂记》中就说，洛阳人家，“正月十五……食玉粱糕。”“玉粱”或称“白粱”，是粟的一种。《备急千金要方·食治》记载：“白粱米，味甘、微寒、无毒。除热、益气。”

另外，唐宋的古人还会在元宵节时吃“”。生活在北宋后期的吕希哲（吕夷简的孙子）出身官宦世家，“食相门之德，既目击旧礼，又身历外官，四方风俗，皆得周知”，因此写了一本《岁时杂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节日生活史料。这本书虽然后来佚失，但一部分内容还保存在《岁时广记》里，里面就提到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居民“上元节食焦，最盛且久”的情形。这种焦大小不一，伴以鸣鼓卖的市声，还有梅红镂金的灯球装饰货架，鼓动、灯笼转，“罗列街巷，处处有之”。足见市民对这种节令食物的喜爱。另外，《析津志》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其中也提到，正月“十六日名烧灯节，市人以柳条挂焦于上叫卖之”，除了时间稍有出入外，与《岁时杂记》的记载大体一致。

“”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周世宗明敏有识量，晋公护惮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于糖而进之。”胡三省为之作注云：“，都回翻，丸饼也。”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当早，在南北朝时已见名称，但无具体制法和品种记载。不过，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所撰字书《玉篇》里倒是提了一句，“蜀人呼蒸饼为”，也说明它是一种面食。隋唐时期，“”不但可以“蒸”，还出现油炸的做法。《卢氏杂说》记载了一位“尚食局造子手”的故事：“于盒中取子豏（即馅）以手于烂面中团之” “候熟，以笊篱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欲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从记载里可以看出，“尚食局造子手”制作的是一种包裹馅心、用麻油煎炸而成的圆形面点。“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大概因为油炸后表皮呈焦黄色的缘故，《岁时杂记》就称其为“焦”了。

从形制上看，在面皮内包裹着一团馅心，的确与后世所说的汤圆有类似之处，加上它与汤圆一样在元宵节时食用，自然令人产生了这样的推测：可能就是汤圆的前身。不过，与后来的汤圆还是有着本质差别：汤圆是用粳米粉、糯米粉制作的，而既然是一种面食，其原料自然不出小麦、大麦等面粉。两者的差别，就跟今天的米粉和面条一样大，因此恐怕也不能将其视为同一类食物了。

新潮美食

值得注意的是，《岁时杂记》还提到一个现象：“京人以绿豆粉为科斗羹，煮糯为丸，糖为臛，谓之圆子。”从这段记述看，这种“煮糯为丸”的“圆子”显然是一种米食，其制法是以各色果饵和蜜糖为馅，用煮熟的糯米粉包裹起来搓成球形食用。看起来，它与今天所说的汤圆，似乎也只有是否确定放在汤里端上来的区别。到南宋时期，出生于苏州的周必大已经注意到，当时社会上流行在元宵节这一天食用“浮圆子”。他在《元宵浮圆子》诗中写道：“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这种“浮圆子”（“珠”）显然就是在汤（“浊水”）中煮食的“圆子”。而大体与周必大生活在同时代的周密也在《武林旧事》里描述了当时“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节食所尚”，包括“乳糖圆子……澄沙团子……十般糖之类”。这里所说的“乳糖圆子”“澄沙团子”等即是用糯米粉包裹各种果饵料做馅，搓成球状，然后用开水煮制而成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汤圆。另外，关于彼时社会上“元宵煮浮圆子”的现象，周必大还解释了一句，因为“前辈似未曾赋此”，他才会写下这种“时令风尚”的食品。换言之，当时的汤圆还是一种诞生未久的“新潮食物”。

宁波珍珠汤团。从前宁波民间有歌谣说“猪油汤团烫下巴，吃得嘴巴油糯糯”，描绘的即是品尝宁波 汤团的景象

不过，今天所说的汤圆，之所以诞生在两宋时期，或许并不是偶然。早在北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出现“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情况。东南地区成为北宋朝廷粮食的主要供输之地，每年通过运河输入汴京的漕粮数量达几百万石。而两浙路（今浙江上海及苏南一带）在东南地区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浙财赋为天下之最”，如苏轼所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东南地区是稻作区，朝廷既仰赖东南漕粮，米食势必进入开封城内居民的饮食体系。《梦粱录》就记载当时的开封街上“又有粉食店，专卖山药元子、真珠元子、金橘水团、澄粉水团、乳糖槌……豆团、麻团、糍团及四时糖食点心”。此外，沿街叫卖的还有“元子、汤团、水团”等等。从名称看，这些食品里必定有不少以稻米为原料制成。另外也可以提到宋徽宗时期“六贼”之一的王黼。此人为人穷奢极欲，而“宅与一寺为邻”。结果寺中僧人每天都能在王宅“旁沟中漉取流出雪色饭” “洗净晒干，数年积成一囤”。其米食之多，可想而知。到金兵攻破开封时，王黼家中断粮，“此僧即用所积干饭，复用水浸，蒸熟送人，黼宅老幼赖之无馁”。

大约也是由于稻米供应量大，古人很自然地会以其作为食材，代替原有面食的做法。所谓“圆子”，除了以糯米代替面粉，制法与“”相类。元宵时，人们以米代面，“圆子”自然应运而生。而到康王南渡，宋廷的政治文化中心完全移入稻作区之后，元宵时节食用“浮圆子”风俗的兴起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趣的是，甚至移植到南方的“”后来也变成了一种米食。顾禄在《清嘉录》里记录清代中期的苏州风俗，里面就提到，上元节时，除了“簸米粉为丸，曰‘圆子’”，还有“用粉下酵裹馅，制如饼式，油煎，曰‘油’”。“制如饼式”一语就体现出当时吴中的“油”其实是模仿面食的一种米制食品。而在岭南一带，广东人到现在还吃“煎堆”。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曰：“煎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馈亲友者也。”在《康熙字典》里，“”“堆”同作“都回切”，二字同音。因此“煎堆”就是“煎”。与苏州的情况一样，广东的“煎堆”也是一种借用“”名的米食。它们的出现，与以米代面的“圆子”诞生的缘由，大约也有着相似之处。

南宋时期，汤圆的做法已经相当成熟。汤圆一般由糯米粉为原料，浦江吴氏《中馈录·煮沙团方》记载：“砂糖入赤豆或绿豆，煮成一团，外以生糯米粉裹作大团，蒸或滚汤内煮亦可。” 生活在南宋末年的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几种别具一格的“新法浮圆”。第一种做法是将糯米与干山药捣烂，再筛成细粉，加入水调和成糊状，捏成圆子，放入沸水中煮熟，煮好后加入糖食用，这种圆子，“皆浮器面，虽经宿亦不沉”；第二种做法则是将蓣子捣烂，与糯米粉混合，做成圆子，煮熟后，它们同样能够轻轻浮在汤面上；第三种做法是在糯米粉做的圆子外裹上一层绿豆粉糊，煮熟后，这些圆子也如同前两种一样浮在汤面；第四种做法显得更加新奇，是将鸡蛋清与糯米粉混合做成圆子，煮熟后亦浮在汤面上。凡此种种，即便今天读来，仍然令人食欲大开。

宋代元宵节场景演绎。宋代上元节的“圆子”“浮圆子”等，与今日之汤圆已经十分接近。不过，北宋 时期的圆子更类似于小汤圆，当时人以白糖煮粥，再将小汤圆撒播至粥中

风行南北

汤圆这种食品自从在宋代兴起之后，迅速在全国范围普及开来。到明代，《西湖游览志余》在“熙朝乐事”中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市食则糖粽、粉团、荷梗、孛娄、瓜子、诸品果蓏。”其中的“粉团”指的应当就是汤圆。而在世情小说《金瓶梅》第四十二回中，也有写吴月娘请乔大户家亲家母等吃看灯酒、元宵、团圆饼、玫瑰元宵饼等节令细点的风俗。至于晚明时期的宦官刘若愚根据亲身经历写过一本《酌中志》，堪称明代宫廷掌故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就提到了当时紫禁城里食用的“元宵”：“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为馅……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团也。”吕毖撰《明宫史》时，所录与此相同，唯独结句将“汤团”改为“汤圆”而已。以此可见，当时无论南方、北方，民间、宫廷都已习惯在元宵节食用汤圆了。

另外，明代文献《宋氏养生部》出现的“水磨丸”“水浮丸”指的也是汤圆。前者用“精御糯米”“同水磨细”而成，尤为滑腻软糯。后者在制作时“以芋魁去皮，在粗器中研糜烂，米芋相半，杂水磨细”，因为有芋魁之泥，故煮熟后能一直浮在汤面上。遂有“水浮丸”之名。就其制法而言，明代的汤圆制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北方传统的“元宵”做法，是靠不断滚动，将一层层面粉凝聚成团

进入清代后，元宵节吃汤圆更加流行。《燕京岁时记》记载：“市卖食物，干鲜俱备，而以元宵（即汤圆）为大宗。”康熙本《莱阳县志》中亦云：“（上元）是日，以糯米作丸，祭祖毕，合家食之。”李行南在《申江竹枝词》也歌咏过上海过元宵的情景：“元宵锣鼓镇喧腾，荠菜香中粉饵蒸。祭得灶神同踏月，爆花正接竹枝红。”据说今天浦东还有一些地方保存着这样的食俗——当然现在的汤圆多以煮食更为常见。此外，清代初年的大戏曲家孔尚任也给汤圆做了个广告。他在《桃花扇》里写道：“紫云茶社斟甘露，八宝元宵效内做。”“八宝元宵”就是当时清宫御制的一种汤圆，早在康熙年间即为朝野所传闻了。

随着汤圆风行四海，其做法也逐渐有了微妙区别。北方多用箩滚手摇的方法，先将糯米浸泡晒干磨细，再将核桃、芝麻、桂花、糖等制成骰子形状的馅心，放入盛米粉或面粉的大笸箩中，前后反复摇晃笸箩，颗颗馅团滚来滚去，上面便粘满厚厚一层粉；然后再将粉团蘸水或往上面喷水，再在笸箩里摇滚，上面的粉团就越来越厚，成为一个圆球。而南方仍多用手心揉团，手工包馅，类似制作有馅馒头（包子）。清代大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就记载了“萝卜汤团”。其做法是“萝卜刨丝滚熟，去臭气，微干，加葱、酱拌之，放粉团中作馅”。最后这一句（“放粉团中作馅”）似乎就说明属于南方的汤圆制法。简而言之，其南北之别，就是南方是包出来的，北方是滚出来的——也就是《酌中志》里所说的“洒水滚成”。

此外，南方的汤圆还有无馅的。譬如浙江杭州一带以正月十三日为“上灯节”，家家户户以糯米粉搓成小团，煮熟后供祖先，杭州话称之为“上灯圆儿”。元宵节当天则以糯米粉搓成大团，其中的馅有切细的核桃、花生、芝麻、枣子、鸡油、豆沙之类，称为“灯圆”。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前者无馅，后者有馅。

另一方面，不光是汤圆的做法有地方差异，连名称也逐渐变得多样化了。大略而言，北方称为“元宵”，南方则有“汤圆”“汤团”等叫法。之所以如此，坊间传言与窃国大盗袁世凯有关。有一首打油诗写道：“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夜难眠。全国‘元宵’改‘汤圆’，‘汤圆’改了改‘汤团’？”按此说法，袁世凯当政时，先是忌讳“元宵”谐音“袁消”，下令改叫“汤圆”，随即又觉得“汤圆”会“烫袁”，再下令改作“汤团”，才算跟“袁”字撇清关系。可是，“明年‘袁消’后，谁还叫‘汤团’”？

这个说法自然是对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的一大讽刺，但用来解释汤圆名称的来历却相当可疑。这是因为，从语言学上看，新词彻底取代旧词是个缓慢的过程。譬如清末就有了“钞票”这个词，可是直到20世纪末，上海的老年人还保有“铜钿”的用法——虽然铜钱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从同在江南的上海、苏州、宁波的情况看，当地清一色只有“汤团”而无“汤圆”的用法（更不要说“元宵”了）。以笔者的记忆所及，“汤圆”的称谓似乎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速食品“龙凤汤圆”一起“登陆”上海的。袁世凯当政通算不过四五年，以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如何能够令出必行，在远离北洋统治中心的江南以“汤团”彻底取代“汤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从文献记载看，无论是汤圆抑或汤团、元宵都早有其名。譬如前面提到的明代《酌中志》（《明宫史》）已提到，北京的“元宵”就是江南的“汤团”或“汤圆”。民初的《清稗类钞》中也说：“汤圆，一曰汤团……有甜咸各馅。”这些不同名称，其实有着类似寓意。譬如清代同治年间的湖南《巴陵县志》云：“‘元夜’作汤圆，即呼食元宵，圆元语同，又有完了义。”而江西《乐平县志》则记载：“十四日，夜以秫粉作团……谓之‘灯圆’，享祖先毕，少长食之，取团圆意。”无论是“元”宵，还是汤“圆”、汤“团”，其实都是为了讨一个“团圆（元）”的好口彩。

四方汤圆

如今，无论汤圆被称作什么名字，它已经成为元宵节这一传统节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食品，而且其种类也日益丰富，呈现出各地不同的特色。例如，在四川，便有一种名为“心肺汤圆”的独特做法。它是用糯米粉制作外皮，内馅则由切碎的豆腐干、冬菜与猪油炒制而成。然后，将这道馅料与卤煮过的猪心、猪肺混合，再加入多种调味料一同煮熟。食用时，通常会根据个人口味调入葱花、蒜末、花椒粉、辣椒等调味料，汤圆呈现出一种鲜香扑鼻、回味无穷的口感。而在广东，还有一种被称作“四色汤圆”的传统美食。制作时，首先将绿豆、红豆、糖冬瓜和芋头分别煮熟或蒸熟，去皮后，分别加入白糖、芝麻和熟猪油等调味料，制作成四种风味各异的甜馅。接着，将这些馅料包入汤圆皮中，并为每颗汤圆标上记号。最后，将这些不同馅料的汤圆放入加了糖的水中煮熟，每一碗汤圆中会有不同的馅料，形成独特的搭配。其特点是口感软滑细腻，四种不同的味道各具风味，令人回味无穷。

上海的宁波汤团店前排起长队。新中国成立前，自宁波、绍兴迁居上海的移民占到当地人口的三成， 故而带动了宁波风格饮食的流行

在江南一带，则以宁波汤团最为出名。比方说，上海老城区的城隍庙有家始于1945年的老字号点心店，就径直以“宁波汤团店”为名。每年元宵节前，这里都会人头攒动，据说其招牌产品，正宗的宁波汤团一天就能卖出几千乃至数万碗。

上海和宁波号称地缘相近，实际两地之间隔着一个杭州湾，缘何宁波汤团会在异乡受到如此追捧？当然，上海市区人口里宁波裔占比颇高是一个原因。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汉龙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来自宁波、绍兴一带的移民竟占到上海（市区）人口的3 /10，其数不可谓寡。不过，沪上宁波人虽众，也不见得宁波菜就能通行无阻。宁波人嗜食腌制、腊制、风干、霉制食品，与沪上口味有异。甬地名菜“宁波三臭”（臭冬瓜、臭苋菜管、臭菜心）虽有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说法，实际生活中却不时遭受冷遇，甚至上海不少宁波裔家庭也不再有此口味偏好，敬而远之了。从这个角度而论，同样作为宁波人带到上海的乡土食物，宁波汤团能够脱颖而出，赢得超出宁波人群体的声誉与认同而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必定有其独到之处。

宁波小吃鲜肉汤圆。宁波的汤圆以浓郁的油 香闻名四海，古代百姓也只有在元宵这等大节庆 才能有一些享受荤食的机会

追根溯源，早在汤圆这种食品刚刚见诸历史文献的宋代，宁波就有汤团的记载。南宋权臣史浩是明州鄞县（今宁波）人，他就写过两首关于汤团的词。其一为《人月圆·咏圆子》：“六街灯市，争圆斗小，玉碗频供。香浮兰麝，寒消齿颊，粉脸生红。”是写街上趁热而吃圆子的情景。其二是《粉蝶儿·咏圆子》里面的“看仙娥，骋些神变。咄嗟间，如撒下真珠一串。火方然，汤初滚，尽浮锅面”，是写美女以娴熟的手艺煮圆子。元代和尚释觉恩也是宁波人，亦写过一首《水团》：“香粉搓成颗颗柔，镬汤里面试沉浮。有时撩向金盘内，一似银河烂斗牛。”比较一下数百年后民国时期镇海人（今分为宁波市镇海、北仑两区）倪承灿在《蛟川新正竹枝词·汤团》里所写的“猪油粉屑两调匀，圆样搓成沸水撩。寄语饿伧休浪嚼，飞酥烫嘴不相饶”就不难看出，宁波汤团的制法应当早已成型了。

地道的宁波汤团其实应该叫“宁波猪油汤团”。其主要原料包括糯米、黑芝麻、猪油、白糖和桂花等。古时，宁波百姓以吃素为主，荤食不多。比如明代嘉靖时期，外埠兵五百人调防宁波，上面传下话来，要地方犒师，每人一个猪头。地方官为此大发感叹：全城每天所宰猪才几头，现在一下子需要猪头五百，怎么可能？于是不予理睬。民间生活艰难，以此也可见一斑。不过，对辛苦终年的古代农民而言，节日算是“奢侈”消费的日子。在节庆时，还是有机会吃一些平日难得吃到的荤食，作为元宵时令食品的汤团必须加上猪油，就是这个缘故。

宁波汤团通常采用吊浆技法制作，首先要把糯米研磨成不干不黏、细腻的水磨粉，然后将黑芝麻炒熟并研碎，猪板油去膜后绞碎并加入适量的糖，制成馅料。接下来，以水磨粉作为外皮，将馅料包入其中，搓成圆形汤团。再放入锅中，加入水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煮熟。如果煮的时间过长，汤团皮薄，就有“撑船”的危险。“撑船”是汤团裂缝的通俗说法，馅子流出，就好像大海中船破遇险一样。煮熟的汤团会浮在水面上，此时捞出汤团，撒上一些白糖、桂花和红绿丝，香气四溢，一碗正宗的宁波汤团便完成了。吃起来，皮薄而光滑，洁白如羊脂，表面泛着油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口感香、甜、鲜、滑、糯，尤其是咬开汤团时，浓郁的油香扑鼻而来，既糯又不黏，滑润且味美。撒在汤团表面的桂花，清香扑鼻，和糯米的香气交织在一起，令人垂涎欲滴。宁波过去有首歌谣唱道：“猪油汤团烫下巴，吃得嘴巴油糯糯”，生动写出了品尝宁波汤团的景象。

宁波汤团店的招牌品种——蟹粉鲜肉汤圆。江南的大闸蟹十分著名，用鲜美蟹肉包好的汤圆，咬开 之后，真可谓口齿留香

甬城名吃

与其他地方一样，宁波的元宵节也是一个热闹的节日。清代文人范濂在《山北乡风》中便生动描述了宁波元宵节的热闹场景：“龙马花灯趁夜调，画船锣鼓闹元宵。”整个宁波市井、茶酒之间、寺庙和私宅都装饰着彩灯，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正月十五吃汤团”自然是宁波人过元宵节的重要内容。清代姚燮在《西沪棹歌》诗中记述过咸丰、同治年间象山（属宁波府）妇女元宵吃汤圆的习俗。诗歌里就说：“女郎吃罢上灯圆，踏月张田到李田。”作者并注说：“元宵夜，俗以粉作圆子曰上灯圆。”而另一个宁波府属县慈溪的清代县志里也说：“享祖先毕，少长咸食之（指汤圆），取团圆意。”这与《宁波府志》里的记载大同小异。

在宁波，“缸鸭狗汤团”曾经是个家喻户晓的老字号。这家店制作的猪油汤团，以民间传统工艺为基础，在选料、配方和工艺制作上做了不少改良，形成自己的风格。其汤团风味与众不同，食之馅烫皮滑，香甜可口，糯而不黏，油而不腻，满口余香。

宁波“缸鸭狗”汤圆。“缸鸭狗”可以说是宁波汤圆中名气最大的品牌，据说这个名字来自创始人江定发的宁波话谐音

说起“缸鸭狗”这个看似奇怪的品牌的来历，还有一段轶事。这家店的创始人名叫江定发，是地道的宁波海曙区人。此人家境贫寒，曾经在国外货轮跑船，后来厌倦了常年外出漂泊的生活，1926年，他把积攒的钱拿出来在宁波城隍庙内摆摊贩卖酒酿圆子和红枣汤。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全面抗战初期，他已在开明街开设了专业甜食点心店，宁波猪油汤团也成为该店招牌品种。随着生意的壮大，点心店需要一个叫得响的招牌。由于江定发自己没读过书，想到当时社会上普通百姓不识字的人很多，为行名声，招徕顾客，便别出心裁地利用自己的小名“江阿狗”在宁波话里的谐音，请人在店招牌上画了一只水缸、一只麻鸭、一只黄狗，连在一起读出来就是店名“缸鸭狗”（接近普通话里“缸阿狗”的读音）。这个新颖的招牌，立刻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并被四处传播，加之江定发售卖的汤团制作精细，价廉物美，人们都喜欢吃。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一时间远近闻名。1993年，缸鸭狗汤团总店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1997年，缸鸭狗汤团获评“中华名小吃”。除受当地人欢迎外，缸鸭狗汤团也是外地人来宁波必尝的小吃。

宁波当地甚至流传过一首名为《要吃汤团缸鸭狗》的顺口溜，其词有云：“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缸鸭狗，两碗三碗发瘾头，三碗吃落勿肯走，一摸铜钿还勿够，脱落布衫当押头。”另一个文字稍有差异的版本则唱道，“浆板园子缸鸭狗，吃了一碗还不够，再吃一碗钱欠够，脱下衣衫当押头。”能够吃到“三碗吃落勿肯走” “脱下衣衫当押头”的地步，“缸鸭狗”汤团的美味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俗话说“过犹不及”，其实吃汤团也是一样。从今天的营养学上看，汤团内所含的糯米皮加上豆沙、芝麻、枣泥、花生等甜馅或鲜肉、菜肉等咸馅，均属高糖分、高热量，故而不宜多吃。而且，在正月十五享用元宵美食时，或许也应该提到一句宁波俗谚，“汤团好吃磨难挨”。对于打工人来说，过完元宵佳节，就意味着“过年”告一段落，新一年的忙碌工作又要开始了。

（参考文献：邱庞同《中国面点史》；陈可伟《甬上乡味》；张雪敏《中华传统节日·元宵节》；胡杭芳《江南地区元宵节考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