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之间，崇山峻岭环绕，秦岭与大巴山以天堑之势，阻断了关中与四川盆地的南北交通。大自然似乎并不偏爱这片土地，给了它一个注定闭塞与被动的棋局。在这个棋局中，下棋的是人。绝壁、峡谷、老树……先民愣是在石头和枯藤的交错中，开出了一条乃至数条绝路中的通路。而这些通路，塑造了一个天府之国，一群坚韧洒脱的川人。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绵延数千年，究竟何为蜀道？

四川盆地周围地理形势示意图。来源/巴中市委宣传部

何为蜀道

“蜀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蜀道包括由全国各地入川的道路、四川境内的道路；狭义的蜀道指“秦蜀古道”，也是我们提及蜀道时脑海里出现的地理范畴。这里要讲的，便是狭义的蜀道。蜀道以汉中盆地为中转，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主要位于今陕西境内，共4段，自西向东分别为：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蜀道示意图（2024 年12月绘制）来源/熊梅等：“蜀道线路复原与示意图绘制”《蜀道研究》第1卷2025年第1期

南段由汉中盆地向南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盆地，共3段，自西向东分别为：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地图中的东驿道是金牛道网络中的一条重要支线，而阴平道作为陇蜀路线，三国时期邓艾伐蜀即由此经过，具有军事战略价值，遂一并显示于地图中。

在南段的三条主要路线中，金牛道在唐宋时期成为最重要的官道之一，起于汉中，经宁强翻越大巴山，过广元、绵阳等地，对四川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耳熟能详的剑门关、翠云廊等景点，就位于金牛道广元段。自秦军由金牛道入蜀，蜀地便被纳入秦的势力范围，最终在大一统时代成为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诸葛亮北伐期间运送粮草的重要路线之一，是唐玄宗避乱的幸蜀之路，也是唐宋茶马贸易和明清物资流通的大动脉。

剑门关关楼，摄/左长周，来源/剑阁县委宣传部

米仓道自汉中翻越米仓山至巴中及渝北等地，地势极为险峻，路线呈网状分布（分西、中、东三道），多以栈道和崎岖山径为主，虽未做官道，却常被视为兵家奇袭的通道。“湖广填四川”时，自北向南进入川东地区的移民也多走米仓道。

而荔枝道作为蜀道网络中唯一一条以水果命名的路，“道如其名”，它确实和荔枝有关。该道南起重庆涪陵，经达州、万源翻越大巴山，北至陕西西乡接子午道直抵长安。当时，为确保荔枝“七日七夜”色味不变，唐代在此设立了高密度的驿站系统，实行接力快传。

不难看出，如果没有蜀道，四川盆地的故事便不会与几千年的华夏历史发生交集，可以说蜀道深刻塑造了四川的发展轨迹，深刻影响了巴蜀文明进程。

那么，蜀道究竟如何从方方面面，塑造了四川呢？我们不妨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说起。

秦人与铁犁：大一统的新风

其实，蜀道出现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得更早。古蜀与仰韶文化存在间接文化交流，彼时或已存在零散山间小径。

三星堆博物馆中陈列的古蜀国三星堆青铜头像。 摄/刘瀛璐

商周交替之际，周人从关中盆地西部崛起；此后，古蜀国发生了由杜宇取代鱼凫为蜀王的王朝兴替，古蜀文化达到巅峰。据《尚书·牧誓》记载，周人伐纣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与。由此，南北两方对周边关系的发展为“刚需”，蜀道进一步被开发成形。

蜀地往后数千年的历史转折点，则发生在蜀道被正式开辟之时。

战国时期，日渐强盛的秦国放眼巴蜀，已有筹谋，遂着力开辟入蜀道路，将此前的若干小路整合开拓为大道。但南边的路怎么开呢？传说秦王命人将五头石牛凿刻于秦蜀边境，并骗蜀王说这些牛能排泄金子。蜀王知晓后，当即派五名壮士带队开山劈路，一心要将石牛运回。

明月峡古栈道景区内有关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塑像。摄/解国斌，供图/明月峡风景区

功夫不负有心人，山势再险，路也终于修通了。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挥师南下，沿着蜀王费心修好的蜀道，一举拿下蜀国。

金牛道成了，蜀国亡了，但大一统的时代快来了。秦并蜀两年后，置蜀郡，同时以蜀为侯国。公元前285年，秦以郡县制将蜀郡正式纳入政权体系中，此后便持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治蜀。

首先，人才不能缺。《华阳国志·蜀志》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浩浩荡荡的人才队伍中，便有后来的蜀郡太守李冰。李冰赴任后，针对成都平原“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及水患频发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核心目标是防洪、灌溉与通航。

他率众开凿宝瓶口，劈离堆山；筑鱼嘴分水堤，四六分洪；设飞沙堰溢洪排沙，三者协同，实现“深淘滩、低作堰”的科学调度。同时，他疏通郫江、检江等支流，立石人测水位，凿平溷崖险滩，用“火烧水浇法”破岩开路，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民生之利。都江堰工程自建成以来，历经各代维护修缮，持续发挥灌溉、防洪作用，成为成都平原农业发展的基础保障。

秦并六国后，移民仍在继续，来源以关中秦陇、中原中州、关东六国故地民众为主。来自六国的工匠、工商富豪穿越蜀道，为蜀地注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牛耕、铁器、冶金、加工技术、手工业生产......成都平原这盘棋，被走活了。

其次，基建不能差。秦对成都、阆中、乐山等城市的营建，直接形塑了后世这些城市演进的基础雏形。

公元前311年，秦大夫张仪主持修建成都城，仿咸阳形制，在古蜀王城南、西分筑“大城”与“少城”，形成“双城倚江、主轴偏心”的独特格局。大城为政治军事中心，驻军设仓；少城为经济商贸区，容纳移民商贾，设有盐铁市官及专门市场。两城临郫江、检江（今府南河），借水为壕，兼具防御与航运之利。城市街道纵横、池塘星布，既排洪蓄水，又通舟楫，繁华如锦，蔚为“香国”。

秦成都大城少城示意图。来源/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由ai清晰化处理）

约60年后，李冰进一步疏浚二江穿城，并在西、南加筑郫邑（今成都郫都区）、临邛（今成都邛崃市），三城成“品”字形掎角之势，互为守望，强化区域联防。

除成都外，阆中、乐山也已具城市建制。阆中作为故巴子国都，地处金牛道与米仓道交汇要冲，是汉中入蜀咽喉。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后重点修筑此城，虽规模尚无确考，但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控扼川北的军事重镇。乐山秦时称“南安”，原为开明国都。秦移民入蜀，相当一部分人迁入了今乐山、夹江一带。

阆中古城内的中天楼。摄/屈旷

至汉代，蜀道再次被大力修缮与扩建。汉武帝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东汉国力虽远不如西汉，但仍不断修缮蜀道，一时间大规模治路并以石碑记事蔚然成风，仅褒斜道就被修缮5次之多。

汉末，蜿蜒于绝壁峡谷中的米仓道贯通，当年曹操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时，太守张鲁就是走的米仓道进入巴中。

蜀道兴，则蜀兴。以成都为例，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成都城重建，开城门十八道，并且在“大城”外于锦江南岸分设了不同功能的小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元始二年（2），成都城区人口户数为76256户，仅次于国都长安（80800户），已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其中蜀锦产业兴盛，朝廷为严格管理，遂在南笮桥东的南流江（今南河）沿岸，丝织作坊集中的地方筑起城垣，并设置管理机构“锦官”，此城便名为“锦官城”。而织锦工匠们居住的地方，便是“锦里”，沿途的江得名“锦江”。这些名称，至今仍是能唤起成都人乡愁的符号。

汉成都城池示意图 来源/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

两汉四百余年，蜀郡已有多个城市以盐、冶铁、冶铜、砂金、雄黄、漆器、金银器等著称；制茶业和酒业发达，酒肆、茶市星罗棋布；蜀布（即麻布）、蜀锦更是“覆衣天下”。

而文化方面，庐江郡舒县人文翁经蜀道赴任蜀郡守。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便选派才俊赴京求学，又在成都创办石室官学，招收平民子弟、免除徭役，以教化移风易俗，开创全国地方官学之始，使蜀地文风大盛。今天的成都四中，便建于石室原址，故称“石室中学”。

不久后，华夏多地再次陷入纷争，战事四起，群雄割据，但蜀地却反而因地形与地理位置相对安稳。诸葛亮治蜀期间，重视川西南的经营，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广汉郡、犍为郡、汶山郡、梓潼郡等）稳步发展。同时，北方难民经蜀道入蜀避难，带来了又一次民族融合。

从远离中原的西南一隅到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腹地，四川盆地的故事由此开始向经济巅峰迈进。

茶马与交子：险路造就天府

常年战乱后，“恃险而富”的蜀地得到了中央政权的进一步开发，蜀道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隋唐时期，唐廷在原有古道的基础上加以整修和强化，荔枝道遂在这一时期声名远播。北段的四条干道先后被辟为驿路，南段的三条干道也设有驿站。刘禹锡概述了唐代金牛道沿线驿站之多：“自褒而南，逾利州至剑门，次舍十有七。”此时，蜀道已十分发达，是车马往来繁忙的重要驿道。

唐代蜀地主要道路示意图，选自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

蜀道盛，则蜀盛。大唐盛世的蜀郡，“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纵观蜀中各城，成都有“扬一益二”之称，佳郡（嘉州）、彭州、汉州、蜀州人口均在3万之上；商贸繁荣，农村已有定期交易的集市——“草市”，包括成都东门外草市、灌县青城山草市、雅州蒙顶山麓草市、遂州斯安草市等。今成都青羊区的草市街，便是千年烟火气的注脚。

然而，百姓的太平日子再次在“天下合久必分”中分崩离析。藩镇割据的五代十国，前后蜀以川北古道为屏障，依托蜀道维系区域统治，金牛道、米仓道等为屏障，阻挡了外部战火大规模蔓延，又以驿路保障粮草转运、军情传递，维系区域商贸与民生。其治所均设于交通要冲，朝廷慎选重臣镇守，借蜀道将三川联为稳固整体，成为唐末藩镇割据时的战略后方，让蜀地在乱世中得以偏安。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太平年终于有了盼头。乾德三年（965），北宋平定后蜀，巴蜀纳入一统。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将巴蜀分为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此为“川陕四路”，也作“四川”。这便是四川名称的由来。

相较于汉唐，虽然因两宋国都东移南迁，蜀道的政治地位下降，但是蜀地富庶，仍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所以蜀道的经济地位大幅提升。熙宁十年（1077），成都府的商税收入高达899300贯，位居全国第一。这背后，是蜀道茶马、茶盐贸易形成的大规模商品流通。

三彩骆驼，唐（618-907），现藏四川博物院。摄/权嘉欣

太平兴国八年（983），“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逐步限制铜钱入陕，以茶、帛替代钱币开展边境马市。后因“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以茶赏之”，所以当时商人们贩茶到西北，可以获得丰厚利润。由于买马的市集主要在陕西，交易又不能用钱，所以用茶买马的茶便自然而然就近取于四川。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川茶正式成为交易陕西马匹的“货币”，带着南方山水气息的茶叶也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心头好”。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蜀商们做川茶生意时，通常千里迢迢将茶叶经蜀道运送至西北，供朝廷买马，又从官府手中换取盐、白银等物资，一举两得。“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茆居最”，而“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所以茶、马、盐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在蜀道经济带形成了宏大的商品流通潮。

红地八答晕锦（左）和红地灯笼锦（右），现藏成都蜀锦织造博物馆

走一趟蜀道实在不容易，只卖茶有点“划不来”。所以，蜀商们在贩茶的同时，还会将四川盆地盛产的绸缎、布匹、瓷器、药材、井盐等一并纳入贸易系统。于是，蜀道沿途的驿站每天像大型综合超市一样，流通着各类商品，甚至因为物资过于丰富而出现了库存积压。

如此大规模、高频率的商贸，催生了最早的纸币——交子。

北宋交子旧版拓存，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在秦州等地的边境贸易中，商人们需将四川的丝织品运往西北换取粮草或盐钞，再回川兑换，巨额的资金流动使得现钱结算极为低效。为解决这一难题，四川率先使用“交子”作为信用凭证，并迅速在蜀道全线推广。

政府随后在益州设立官方“交子务”，允许商人在秦州（今天水）等地入纳粮草后，直接在四川领取交子，还特许陕西部分地区流通四川交子。这种跨区域通用的纸币体系，不仅解决了长途贩运中的货币携带难题，更加速了蜀道统一市场的形成，成都、兴元府（今汉中）、秦州等城市商税激增，成为宋代西部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力。

纵观唐宋，总体稳定的政治格局让蜀道为四川带来了深刻而繁荣的产业变革。以茶叶为例，北宋“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间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茶叶的产销便成为川蜀重要的经济活动和财税来源。

此外，桑蚕、药材也形成了大规模经济作物带。在手工业端，蜀道物流催生了以蜀锦、井盐为双核心的产业集群，成都与梓州（今绵阳三台）跃升为全国顶级丝织中心，造纸、印刷等产业也沿道集聚并进行技术革新。

盛世之下，蜀道促成了四川“农工贸金”深度融合的先进产业形态，奠定了其“天府之国”的经济基石。

残垣与新生：文明不断，脊梁不屈

南宋末期，蜀道成为宋金、宋蒙对峙的边防前沿，漫长的战争和沉重的军需征敛开始了，蜀道经济带与整个四川，也走向了低迷。蜀道蒙难，则蜀衰。“北人饲我边陲，突我堂奥，兴、沔、利、阆、绵、剑、潼、遂、彭、汉、成都、嘉、眉莽为盗区”，金、蒙势力突破川陕防线后，整个四川“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

不过，动荡并没有毁灭蜀道，更没有消解生长于四川盆地千万年的文化。元代，朝廷将原唐宋时期多元并存的褒斜、故道、子午、傥骆等驿路简化为“北栈”（连云栈/秦栈）与“南栈”（金牛道/蜀栈）两条主干道，分别对应关中至汉中、汉中至成都段，取代旧称并确立唯一官方驿路。此举终结了前代路线繁杂、交替使用的局面，构建起高效稳定的南北交通动脉。明、清乃至民国历代均沿用此制，持续七八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西南地区连接中原的核心通道。

明廷也很重视蜀道的修建，李璧整修南段并植树数十万株，“翠云廊”诞生；将栈道改为“碥路”（扁路）——铲石削坡、砌石为基，路基更高更稳，抗洪水、承重大，实为近现代公路前身。

翠云长廊图，摄/苟永雄，来源/剑阁县委宣传部

面对战火，川人不会轻易认输。南宋百年抗金期间，军民利用蜀道险关要塞，严防死守，将敌军阻击于秦岭以北，阻止了金人入川。至元兵到来，川人抗争五十余载，期间在合州钓鱼城重创蒙哥汗，直接改变了战争走势。

明清时期，两次大规模移民中，陕甘等北方移民约占总数的10%，他们经连云栈、金牛道等蜀道干线南下入川，与湖广移民、本土先民共同垦荒种地。蜀道沿线的驿站、古镇成为移民互通有无的核心场所，如留坝厅作为蜀道枢纽，乾隆年间设抚民通判，专门管理驿务与移民安置，其城垣修建后，“行栈道者心胆为之一壮”，成为移民定居、物资转运的重要节点。

蜀道不仅是移民迁徙的通道，更是蜀地文化绵延不息的“生命线”。驿路、古桥、摩崖石刻依然留存，承载着蜀地先民的智慧与气节，成为移民了解蜀地文化的第一窗口。移民们在蜀道沿线定居、繁衍，既吸纳了蜀地坚韧不屈、乐观豁达的精神内核，也以自身的文化元素丰富了蜀地文明的内涵。

比如，陕甘移民在金牛道沿线修建陕西会馆，将关中建筑风格与蜀地吊脚楼元素结合，既留存了家乡记忆，也融入了蜀地特色；而蜀道上的佛教石窟文化，在移民迁徙中也得以延续，中晚唐后中原石窟文化衰落，巴蜀地区却持续发展，广元千佛崖、皇泽寺留存的北朝佛窟，与移民带来的佛教信仰相互融合，续写了中国佛教石窟文化的辉煌。

蜀道上的千佛崖。摄/詹茜卉

蜀道以其坚韧的姿态，连接着中原与西南，见证着移民带来的文化融合，也守护着蜀地文化的薪火相传。儒学经蜀道南传，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蜀地的主流文化地位，各地移民带来的儒家伦理观念，与蜀地本土文化结合，完善了蜀地的家庭文化与社会秩序；道教经蜀道北传，自巴蜀发祥地逐步传播至中原，成为全国性本土宗教，而蜀道沿线的道观、碑刻，正是这一传播过程的实物见证。

同时，蜀道沿线的文人行旅留下了大量诗文、游记，形成了独特的“蜀道文学”，如王士性《入蜀记》详细记载了连云栈道的路况与沿线风物，王士祯《蜀道驿程记》描绘了鸡头关、柴关岭等险关的险峻，这些文献既记录了蜀道的风貌，也传承了蜀地的文化精神。

这种生生不息的文明底色深深烙印在川人的骨子里，塑造出独属于川人的鲜明性格——一种融合了本土坚韧与移民豁达的特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蜀道雕刻了山水、孵化了城市，在匆匆而逝却又始终深刻的时光中，塑造了川人。开放包容、崇德尚实、吃苦耐劳、敢为人先、达观友善、巴适安逸，这24个字，点出了川人的独特性格。

蜀道的故事，仍在继续。

沿着这条前人一刀一斧开出来的路，千千万万的百姓往返于南北。他们唱着秦腔，对西南之地充满遐想；他们背着茶叶，看着眼前匆匆而过驮着荔枝的快马；他们走过岁月的春夏秋冬，在高铁的站台上满怀期待地向未来奔跑。

蜀道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当天堑变成通路，历史的长卷便已然为四川书写出无限熠熠生辉的篇章。

云端下的剑门关。摄/赵辉，来源/剑阁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