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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开中国地图，横看东西、纵览南北。从丝绸之路的戈壁绿洲到京畿老城的街巷深处，从东北的林海雪原到彩云之南的滇池湖畔，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将它们联系起来——源于蒙语并传承使用至今的地名，如清晰的符号印记，默默记录下千年时光里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流转与绵长。

地名的本质，是为了方便人们指位、交流，以及记忆。蒙语地名的形成，大致涉及以部落名称、图腾崇拜命名，反映自然地理风貌，记录历史事件、人物传说等几类。在不同语言体系中，这些地名主要通过全音译、半音译半意译、全意译等方式转写，是历史上多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

北方草原——蒙语地名大本营

首先，内蒙古自治区本身及其下辖的行政区划，自然是蒙语地名的大本营。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来源/天地图

「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一词，原是古老氏族部落的名称。在汉语文献典籍中，最早见于《旧唐书》——“蒙兀室韦”，指生活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位于呼伦贝尔市境内）河畔的一个部落。室韦是东胡族系的后裔；蒙兀即蒙古的古称，是室韦部落联盟的分支之一。

随着部民的繁衍生息，与其他地区族群的互动，蒙古部落逐渐兴盛，逐步扩大了自己名称的内涵和范围。到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大会诸部，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这一名称也就从部落之名正式升格为族群共同体的名称。

清松年山水花鸟册，为清代蒙古族画家松年所作。来源/内蒙古博物院

至于“蒙古”的词源和词义，学界观点不一。其中，较有参考价值的是综合性史书《史集》（作者拉施特，13—14世纪，伊利汗国丞相、史学家）中的记载：

蒙古，意即质朴的。辽宋金时期，汉语文献典籍中“蒙古”的音译写法也作蒙骨、萌古、朦古、蒙古里等，体现了不同时代和语境下不同语言对同一名称的翻译差异。    

1368年，明军大将徐达攻取元大都即今北京，元惠宗妥欢贴睦尔率众重返北方草原生活。明末至清初，广阔草原上的蒙古诸部陆续臣属女真、清朝。康熙三年（1664），依据归附顺序和地理方位，清政府以数千里大漠为界，划分了“内札萨克蒙古”与“外札萨克蒙古”，演变成后来的内蒙古和外蒙古。至此，内蒙古这个区域称谓正式形成，沿用至今。从部落之名到族群之谓，再到区域之名，演变之路历经千年。

「呼和浩特市」

明万历三年（1575），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阿勒坦汗在大青山脚下修建了一座城池，因背靠属于阴山山脉的大青山而取名为“库库和屯”。库库即呼和，为蒙语青色之意；和屯即浩特，意为城市、城镇；合意为“青城”。这年十月，明廷又为此城赐名“归化”。于是它在历史上，同时拥有了蒙汉两种名称。汉语的声调为蒙语所无，同音字又频出，所以音译时往往出现差异，蒙语名称在汉语文献典籍中的写法相当五花八门，例如库库河屯、胡呼和屯、库克河通，等等。清代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还特意降旨想要统一下写法，但变体仍存。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将原归绥市更名为“呼和浩特市”，恢复了蒙语名称的现代音译，同时扩大了其内涵。

「包头市」

包头地名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来源于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因为，无论是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动物化石，还是先民刻在阴山深处的岩画，以及游牧民族雕琢在器物上的图案，鹿的形象在这里频频出现。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其下辖青山区（背靠临近大青山）的沼泽湿地里，因草木茂盛还一直有鹿在这儿生活。当然，也有种说法认为，包头是个纯粹的汉语词汇，来源于“泊头”，因为19世纪初期，包头临靠黄河水运码头。

梅花鹿岩画，战国。来源/包头博物馆

截至目前，第一种说法的影响最为深远。一是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认可，二是得到了官方的盖章认证。包头市政府在市长常务会议上曾正式认定：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包头地名源于“包克图”的谐音。此后，“鹿城”便成了包头的优雅代称，包头市徽也以昂首嘶鸣的鹿为主体造型。

「赤峰市」

赤峰市曾用名“昭乌达盟”，来源于蒙语。具体语义有不同解释，其中接受度较广的是：昭意为百，表示数量众多，乌达意为柳树；合意为“百柳”，形容多柳之地、草木丰美茂盛的地方。

红山湖。来源/赤峰文旅

赤峰一名则始于清代，是蒙语“乌兰哈达”的全意译词，意为“红色山峰”，由来是城区东北方向的赭红色山峰。例如清代乾隆年间的《赤峰兴教寺碑》直接记载：

“乌兰哈达山水环绕，南有宝山之巍峨，北有河水之润泽，其东北诸峰赤色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真乃名区胜景也，遂赐嘉名为赤峰云。”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伊克昭，源于蒙语；伊克意为大，昭意为召、寺庙。因清初，蒙古鄂尔多斯部落的六个旗会盟于“王爱召”这座大庙而得名。王爱召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明廷赐名“广慧寺”，规模宏大。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立了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鄂尔多意为宫殿，斯为复数形式；总体意为“众多宫帐、诸多宫殿”，是由成吉思汗陵寝派生出来的历史词语。现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的巴音昌呼格草原上就有一个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占地面积10平方公里，是集中展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草原游牧文化、鄂尔多斯民俗文化、蒙古族宫廷文化的草原帝王陵旅游景区。

成吉思汗陵。来源/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官网

除了上述典型代表外，耳熟能详的市盟级蒙语地名还有——巴彦淖尔，富饶的湖泊；乌兰察布，红色的山口；锡林郭勒，丘陵地带的河流……皆生动描绘了当地的自然与人文图景。

除了专属名称之外，来源于清代会盟制度的行政区称谓也很有特色，盟、旗、苏木、嘎查，分别相当于地级市、县、乡镇、村，是蒙古族社会组织形态和清代区域治理逻辑在地名上的直接投射。

东北西北——广泛活动的辽阔印记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内蒙古周边地区，会发现带有蒙语味道的地名像蒲公英的种子，通过历史上的大迁徙，早已跨越地理和行政区的界限，散播到各地。

「吉林省」

吉林省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久负盛名，湖名源于蒙语“查干淖尔”，意为“白色湖泊”；因蒙古族崇尚白色，因此也有“圣洁湖泊”之意。查干湖自然资源丰厚，特别是渔业资源，是辽金元几代帝王喜爱的渔猎胜地。

在长春市农安县，有一个村屯名叫“架格苏台”。架格苏意为鱼，台意为地方，合起来即为“有鱼的地方”。随着清代东北放垦的推进，当时生活在此处的蒙古族人因为这里盛产鱼类资源，而为居所起了一个朴素的、充满吉祥寓意的地名。屡见不鲜，农安县还有一个名叫“哈拉海”的镇，指荨麻类多年生草本植物，体现了以自然特征命名的传统思路。

「甘肃省」

甘肃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酒泉市瓜州县的布隆吉城，原名布隆吉尔，《明史》写作“卜隆吉儿川”，意为河道转弯处，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其位于疏勒河（甘肃省河西走廊内流水系第二大河）南岸的地理位置。

河西走廊。来源纪录片《河西走廊》

「青海省」

13世纪时，成吉思汗率部众灭西夏，经略河湟地区，蒙古势力初入青海。这种趋势在明代持续，并在清代蒙古分支卫拉特部的固始汗时期，达到新高。虽然后期因历史变迁，蒙古人数量减少，但鼎盛时期的地名遗产却留存下来。  

青海湖。来源/青海文旅

美丽的青海湖，蒙语为“库库诺尔”，即青色的海，不仅直观地体现了湖水的颜色与浪漫，还成了极具代表性的省名。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州府德令哈市，地处柴达木盆地内，市名是蒙语“阿力腾德令哈”的音译，意为“金色世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开启西征。蒙古诸部随西征部队进入天山地区。天山以南的蒙古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当地，成为一份子；在天山以北的辽阔草原地带，自然也有融合，但也传承延续了其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部落系统。明清时期，蒙古高原西部的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等部族在新疆地区发展起来。基于此，新疆留存下来的蒙语地名也相当丰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巴音郭楞为蒙语音译，意为“富饶的流域”，其名字本身就是一把理解其自身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的关键钥匙。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楼兰古城遗址。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

全州面积47万多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自治州。大自然的馈赠和深厚的历史，让这里形成了博大、多元的景观。境内有大小河流50余条、大小湖泊90余个；高山、盆地、戈壁、沙漠、草原、平原绿洲，应有尽有。以野骆驼、雪豹、藏羚羊、金雕、罗布麻、香蒲等为代表的生物资源；以钾盐、铁、镍等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以楼兰古国、小河墓地、米兰遗址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无一不在彰显着它从古至今是“富饶的流域”的鲜明特征。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尔塔拉为蒙语音译，流传较广的一种释义为“银灰色的草原”。关于草原为何是银灰色的，源于春夏之际，草原上一种低矮的花草的背面呈现银灰色，风一吹过，草原如壮美的银色世界。《元史》中，汉语写法为“博落脱儿”，被认为是博尔塔拉地名的始源。域内精河县的巴音阿门，位于天山腹地，意为“富裕的山坳”，是一片蓝天白云、高山绿林草原、碧水交融的胜地。
阿勒泰地区近几年因自然景色美丽、文艺治愈气息而人气飙升。阿勒泰是阿尔泰的谐音，得名于阿尔泰山；阿尔泰源于蒙语，意为“金山”，因为这里曾经盛产黄金，具有丰厚的矿藏资源。地区下辖的布尔津县，县名源于依傍的布尔津河，意为“放牧骆驼的地方”，充分体现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游牧文化传统。

阿勒泰。来源/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通过上述具体实例，能大概了解到一些蒙语地名译为汉语时的惯用写法和释义。常见的如：浩特意为城邑，淖尔意为湖泊，郭勒意为河流、河谷，塔拉意为草原、旷野；呼和意为青色，乌兰意为红色，查干意为白色、圣洁。

京畿与南地深处的草原遗韵

如果临近内蒙古地区的北方省份保留有蒙语地名，尚在意料之中。那么蒙语地名在京畿的留存和彩云之南的发现，更让后人震撼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深远与奇妙。

「北京市」

盛行的说法认为：北京最具代表性、最深入城市肌理的街巷称谓—— “胡同” ，词源蒙语，原意是“水井”的借词。因为人居住的地方必须有水，所以水井逐渐成了人们居住地方的代称。无独有偶，北京城内有不少带“海”字的地名，名气颇大，例如什刹海、西海、南海子。乍看以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其实是因为“海子”在蒙语中意为“湖泊”，与常规意义上的海洋并不相关。

北京胡同。来源/纪录片《胡同》

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将时人的生活概念深植于这颗国家心脏的肌理之中，至今仍为千万人向往着迷。

「云南省」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远征大理国，开启了蒙古族入滇的进程。蒙古族人通过分封镇守、屯垦、疏浚河道等多种事务落籍云南，并留下了独特印记。

在昆明市官渡区，有一个社区名叫 “五里多” 。这个看似来自汉语、用来描述里程的地名，实际源自蒙语 “斡耳朵” ，意为宫帐、行营。《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斡耳朵，元梁王离宫。”也就是说，这里曾是元代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城外的临时宫室的所在地。这位梁王是分封在滇的最高统治者忽哥赤的后裔，元朝灭亡后，梁王仍据守于此。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大举攻入云南，梁王逃离昆明后自杀。大概他自己也很难想到，自己宫帐的名字，竟在后世化入了市井街坊生活的日常。

昆明市晋宁区的一个村庄，名叫“朵家营” ，因村民多姓“朵”。这源于明初一位名叫朵里麻的蒙古族首领率部投诚，后续在此屯垦生活，后裔采用“朵”字作为汉姓。这一具体而微的例证，充分体现了蒙古人因通婚、宗教信仰、改土归流等多种因素，逐渐进入云南地区，并和其他民族一点一滴融合发展的历程。

云南哈尼梯田。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从丝绸之路到燕京胡同，这些嵌在广阔疆域上的蒙语地名，像一条条隐秘的历史脉络，将空间和时间串联。它们反映了不同族群对彼此的包容和融入，有力地证明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不断迁徙、互动、融合的历史，层层积淀、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俊义：《内蒙古盟旗名称小考》，《西部资源》2010年第5期

扬清：《蒙古语地名汉译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前沿》2003年第3期

苏晴雨：《谈滇池地区蒙古族的融入》，《云南日报》2011年11月

牛汝辰：《新疆地名概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