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是回望过去，“流”是面向未来。我们想解决古和今的问题，也就是古代是怎么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这是文化遗产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

2023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的议案引起热议，他建议加强我国的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和学生培养机制，必要时可成立国家遗产学院。那么，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提出了这份议案？云冈研究院作为一个保护和研究性机构，又肩负着怎样的职能？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就此向杭侃代表进行了专访。

古代“国家工程”打造出的“云冈模式”

云冈石窟建于北魏时期，其屹立的山西土地与中华文明有着深厚渊源。

当我们探源中华文明时，山西是无法绕开的地带。杭侃代表讲述，远古时期，今天的河北平原还是一片沼泽，人们受困于此无路可去。而黄河北边的太行山脚的沿途有一连串小平原，人们沿着太行山脚下的陆地行至山西南部，直抵黄河。这是远古时代联结内蒙古、河北、山西的一条通路。在这样一个地理优势的基础上，山西的资源优势也被强化，如古代十分珍贵的盐，有研究认为上古的炎黄大战就是在争夺盐业资源，而在刚刚公布的2022年度山西六大考古项目之一的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的大量盐池则佐证了山西盐业资源的丰富。可以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山西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

山西大同，古称平城，是西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于白登山的所在地。此后数百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交流的交通要道，在《读史方舆纪要》的《山西·大同府》一卷中，更将这里评价为战略要地和中原地区的北大门。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将都城迁至于此。也正是在北魏时期，规模罕见的石窟群——云冈石窟即将诞生。

由于北魏统治者一度十分崇信佛教，他们在平城一带雕刻了大量石窟佛像，直到北魏迁都洛阳前，云冈石窟的石窟群已基本完成，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家工程”深刻影响了今后古代中国北方的石窟工程。时光穿梭千年，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2021年2月19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保护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一体推进云冈石窟保护和云冈学研究，云冈研究院正式成立。

杭侃强调，云冈研究院是一个保护和研究机构，云冈研究院的职责就是做好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和高等院校、其它科研院所一起建立云冈学的学科体系。提起对云冈石窟的重视，杭侃表示，国务院很少会针对某一类文物专门发指导意见，却专门为石窟寺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一段话就讲了石窟寺的重要性，简单来说，石窟寺是集建筑、绘画、壁画、书法（比如龙门石窟）等等于一体的存在。

杭侃告诉记者，目前，在全国五六千处的石窟里，有几处石窟特别重要，它们的侧重点不一样。杭侃将大家熟知的敦煌莫高窟与云冈石窟进行对比：“敦煌的洞窟是以小窟为主，因为这里的赞助人或施主主要是议案的人，比如外交使节、像玄奘那样的僧侣或者地方官员，而云冈石窟是北魏政权出资建造，属于一种国家工程。第二，它们表现的内容有很大不同。敦煌很生动，我们会看到壁画上有人早上起来刷牙、老人去世以后如何入墓，有很多生动丰富的细节，但这些细节不会出现在云冈，云冈的重点是要通过其形象来表达一种国家意志。第三，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敦煌是塑像加壁画，而云冈是雕，塑是加法，而雕是在石头上减法。”

杭侃这样评价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它是古代北中国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大型石窟群，它们不仅表达一种信仰，也借岩石艺术（如埃及神庙等），传达了一种特别强大的国家意志并传之不朽。杭侃回忆起自己的导师宿白先生曾讲过，云冈石窟是集古代北中国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凿的工程，并形成了“云冈模式”，由此辐射到北中国地区的很多地方，比如另一座出名的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杭侃为记者讲述了一段关于龙门石窟的开凿故事。最初龙门石窟也是准备仿照云冈石窟开凿的，结果开工后才发现，两地的石质不一样：云冈是以沙岩为主，容易雕刻，雕出来的形象也比较柔和，而龙门是石灰岩，非常坚硬，所以后来龙门在开凿宾阳洞的过程中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方案。这算是龙门石窟工程上的大失误，好在古人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形成了另一种硬朗风格的石窟群。

从“考古围城”到多学科携手

谈到今年提交的“两会”议案时，杭侃表示，如果自己一直在纯粹的考古领域，可能不会考虑这些问题。这份议案不仅引起了圈内的强烈反响，被人民日报选入“优秀议案”，更蕴含着新中国以来的考古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与当今文化遗产事业的迫切需求。

杭侃说，他之所以提出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正是基于当下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杭侃是考古学专业出身，回顾考古学科成立时，他讲道：“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能称之为真正懂田野考古的可能也就十个人左右，由于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人才十分稀缺。在这样的情况下，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了考古专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之后，这里举办了一些为期数月的短训班培养了一批人。这批人原本从事各行各业，都不是科班出身，但他们很敬业，这批并非考古科班出身的人构成了50年代初培养的第一批考古人才。考古学再次迎来一波建设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轮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期。这几十年，田野考古的工作量非常大，山西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的考古学专业应运而生。可以说，延续至今的考古学专业都出自这两个大规模建设时期，也因此，以田野考古为主的考古学一直占据着文物事业的主要部分。”

与田野考古相应的，文博事业的起步是相对稍晚的。杭侃向记者介绍，国家博物馆是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开放。那时，博物馆的数量不多，参观博物馆的人也不多。直到改革开放后，博物馆开始增多。1988年，陕西博物馆建立并开放，中国开始进入新的博物馆建设高潮，到现在差不多1-2天会建成一座博物馆。

那么田野考古学与文博又有什么区别？杭侃提到，《读书》杂志曾办过两期“考古围城”的系列文章。这是因为，考古学为了学科发展的需要，产生一套专业术语，而这一套符号术语别说对一般观众，即使是历史专业的人都未必看得懂。类似于我们看病时只能听医生说自己得了什么病，但对化验单上的指标是不清楚的。田野考古的学科门槛已经形成，但文博专业是不可以这样的，因为博物馆本身面向公众，必须要让大家看懂，是有传播、教育的内容在内。

在杭侃看来，问题也随之出现了。由于考古学专业起步早，学科发展已经成熟，但面向更多公共事务的博物馆的人才建设却并没有及时跟上，比如建设一座遗址公园，会牵扯出很多现实问题，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但并不是传统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杭侃向记者展示了一系列数据。2021年，国家文物局公布博物馆办的展览有3.6万个，30多万场教育活动。而另外一组数据却是，2016年到2020年这五年的全国社科基金有2. 9万项，而博物馆只有10项，这里有7项是偏重考古学的。

所以，杭侃表示，这组数据反映出的正是文化遗产领域的实践活动已经跑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之前。大量的展览教育活动是否起到了有效传播，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比如“博物馆疲劳”，当人们对展览的亢奋期过去之后，我们如何去缓解这种疲劳，是需要考虑的。近年来，文化遗产与公众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人们对其关注度也在提高，如何应对这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那就是加强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和转化，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在文化遗产事业中探寻“古和今”的联系 

杭侃曾回忆自己1998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一次，上海博物馆要办一个卡地亚的珠宝展览，他当时有些费解，一个时尚品牌为什么会进博物馆，直到展品来了，他发现卡地亚实际上吸收了很多经典艺术，包括埃及、中国的艺术元素，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考虑古和今的问题。曾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探讨了古和今的问题，解放了人的思想。杭侃也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在北京大学期间参与的“源流运动”，“源”是回望过去，“流”是面向未来，想解决的仍是古和今的问题，古代怎么和当今社会发生关联，这也是文化遗产需要讨论的问题。

最后，杭侃表示，两会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交流的机会，深知团结协作所带来的无限潜能。从保护好云冈石窟，到发展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当古与今的智慧能够擦出时代的火花，我们的文化遗产事业也将实现更好的代际传承。

（国家人文历史记者 詹茜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