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死人般作战:日军防御比进攻还疯狂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 白孟宸 | 发布时间: 2015-12-21 | 6383 次浏览 | 分享到:
野兽也好,死人也罢,在二战中,日军在防御中似乎比在进攻时更让人头疼,他们就像一群不要命的疯子,或者在自己的散兵坑里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或者是抱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号叫着冲向比自己兵力和火力强百倍的进攻者。

如果要评选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最臭名昭著的防御作战,那么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战役一定会榜上有名。这场历时两日,残酷艰苦到令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将帅们在多年后仍刻骨铭心的战役,在如今的年轻人中同样算得上家喻户晓,这要感谢一部电视连续剧——《亮剑》。

在《亮剑》中,李幼斌主演的八路军团长李云龙,曾在一场被称为李家坡的战斗最后,通过土工作业的方式,令我军接近到距日军几十米的位置上,一举投掷三千枚手榴弹,重创在八路军重围中顽抗多日的日军山崎大队。据说,李家坡战斗和山崎大队的原型,就是在关家垴战斗中被歼灭的冈崎支队。几乎所有观众,在看完《亮剑》后都会对李家坡上日军在困兽犹斗中表现出的顽固和疯狂印象深刻。但是,在现实中,被中国军民包围后日军的防御是否真如金城汤池一般?

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笔者曾听一位参加过百团大战的决死队第一纵队老兵讲,日本鬼子被围之后,就像野兽一样,完全是一副同归于尽的打法,比他们进攻时危险很多倍。而1939年在诺门罕战役中,苏军在对被围日军发动最后攻势时,伤亡人数竟然比战役前期日军进攻期间承受的更高。速来以风格凶悍著称的苏军,面对顽抗的日军,也不得不发出了“我们简直是在同死人作战”的叹息。在松山战场上,中国军队多次在夜间遭遇被围日军发动的夜袭,甚至为此丢失白天拼尽全力夺取的阵地。实际上,日军此时发动夜袭集中的兵力仅为几十人甚至十几人而已。

野兽也好,死人也罢,在二战中,日军在防御中似乎比在进攻时更让人头疼,他们就像一群不要命的疯子,或者在自己的散兵坑里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或者是抱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号叫着冲向比自己兵力和火力强百倍的进攻者。似乎日军在被围后,脑子中仅有的念头就是在被击毙前多拉上一些盟军士兵垫背。

当然,日军并不是由疯子组成的。或者说,日军在防御中表现出的疯狂并不单纯是没脑子的表现,相反,这是日军在冷酷的军事教育中对各级官兵反复灌输的结果。日本国内的学者曾试图通过研究旧日本陆军大学的战术教案,来总结二战中日军的战术教育成败。在大正和昭和年代,旧日本陆军大学针对尉官的战术科目开篇,就是通过“启发教育”的方式来向学员们阐明攻击和防御的关系。有趣的是,大正和昭和年代的日军,似乎特别害怕落入防御的状态。

日军通过研究一战后期的战场经验,判断从南北战争开始直到一战堑壕战初期为止,都是防御方占优的时代。但随着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的进步,进攻方终于有能力打破防御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认为有必要在官兵中破除对堑壕战的迷信。更重要的是,日军从建军之初开始,就极少通过防御取得战果,而考虑到欧美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日军相信,如果不能通过速胜打败中国和欧美列强,那么日本必然会陷入被总体战拖垮的困境。

因此,日军高层开始有意识地在军队中培养对进攻的狂热,强调“在一切必要情况下发动进攻”,要求将领和基层官兵在作战中,必须做到“攻击精神充盈”。并且搬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反复强调“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考虑到防御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必然的选择,日军在军事教育中反复强调防御分为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只有积极地进行防守反击,才能够打乱攻击方的进攻节奏,进而夺回战场主动权。

但是,单单是强调,似乎很难说服所有人。为此,日军一方面规定,除了边境守备队以外的任何部队,在处于劣势时都必须通过不断的反击,进行积极防御。另一方面,日军在军事教育有意识地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鼓吹防御会使“精神力萎缩”,会导致过分夸大进攻方优势。笔者在旧日本陆大的教案中,曾看到这样一段师生的对话:学生引用《孙子兵法》中“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来论证防御的优势。老师则针锋相对地引用中国《吴子兵法》中“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当然,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求生的欲望是极度强烈的。如何让士兵们抱着“必死之心”上战场,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抗日战场上,中国军民时常是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进行防御作战的,但日军作为侵略者,无法像中国军民那样用国仇家恨甚至是共产主义信仰来说服自己。日军选择的方式,就是把战败渲染成比死亡更可怕的状态。

众所周知,日本陆军的军纪和训练都是毫无人性,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惨无人道的。日军中对于曾经被俘官兵的虐待,远不是简单的死刑,而是在彻底凌辱后予以痛苦的处决。同时,日军军官也不断向普通士兵灌输中国军队会凌辱被俘日本兵的错误印象。再加上日本武士道中本来就有以死承担战败责任的传统,不少日本官兵认为在被围后,除非支撑到解围,否则唯有一死,丝毫不考虑被俘的结局。而且,日军在群体状态下,即便仅是三两成群,仍会互相用几乎催眠的方式来强调不胜即死的疯狂理论,这导致大批日本青年在同伴和上司的逼迫下无奈地选择战斗到死。
修筑工事,释放毒气

当然,光有一群抱定必死决心进行防御作战的基层官兵,还不算可怕。抗战中日军在防御作战中表现出惊人的强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色的战术布置以及中国军队自身的问题。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军的基层军官大多经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普通士兵也基本接受过两年的训练,技战术素养很高。具体到布置防御上,日军在确定防御任务后,会迅速开始修筑工事,同时派出人员对周边地形地物进行测绘和了解。虽然日军的野战工事主要通过土工作业完成,很多部队缺乏专用材料和装备,但是日军官兵大多来自于农村,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对工事进行伪装。中日老兵都曾回忆,日军在防御中很喜欢挑选坟地作为主阵地,甚至掏出已经腐朽的棺材装土用来加固工事。

虽然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并没有像在1942年以后的太平洋战场上那样,发展出一套系统地利用珊瑚礁岛屿和岩洞构筑工事体系的规范,但已经懂得利用山洞等天然工事,作为负隅顽抗的屏障。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公布的战报显示,在关家垴战役最后阶段,三十多名日军残兵败将,就躲入山洞之中,凭借五挺机枪,坚守待援,竟然侥幸被从左会出发的2000多日军救走。

由于抗战前中国军事工业极度落后,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虽然装备有部分火炮,但作战尤其是攻坚意志较为薄弱,而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极度缺乏炮械,大部分根据地到1943年仍未获得火炸药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日军在防御中除了依靠天然地形地物外,更多依靠人工修筑的城垣和碉堡等筑城工事。

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日军凭借结构精巧的土木工事抵挡住了中国军队的美械山野炮轰击和空军轰炸,中国军队只能在美军提供的火焰喷射器的有限支援下,对日军占领的每一个工事进行逐点清除。对日军工事束手无策的中国军队,干脆通过土工作业,将五六吨炸药埋在日军主峰阵地下,通过爆破将顽抗的日军全部震死。

而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面对日军修筑的碉堡,则更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当时日军修筑的碉堡一般高度在5米以上,外墙为砖石结构,能够抵御重机枪的射击,内部一般分为两层,地板为三合土和木板复合而成,可以承受迫击炮弹直射。日军在防御中,经常试图依靠碉堡中的几十名日伪军士兵和多挺机枪压制包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通过电话和信鸽等方式,向附近各据点的日军求救。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基本没有平射炮,想要打下日军的碉堡,只能通过土工作业爆破的方式,既费时又费力。

本文开头提到《亮剑》中出现的所谓“土工作业”,但在现实中,日本陆军基层部队大多装备有日军制式的97式或缴获自中国军队的步兵迫击炮,而且普遍装备了掷弹筒。如果日军的曲射火力不被压制,则发动土工作业的中国军队会被阻止在200米以外,根本不可能进入30米以内的手榴弹投掷距离。在抗战中,中国军队的土工作业几乎全部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正因为土工作业费时费力,而且几乎不可能在白天进行,因此与碉堡相比,日军控制的城垣对中国军队而言,更难攻破。实际上,不光是中国军队缺乏攻城手段,日军自己在30年代初也对中国各地的城墙敬而远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十九路军利用上海周边的宝山、太仓等古城作为环形防御支撑点,而此时日军的工兵发展相当滞后,甚至连野战重炮兵也没有考虑过如何击毁高耸的城墙。结果日军从1932年之后,疯狂地增强工兵和炮兵实力,在国内多次进行150毫米重炮破坏城墙的试验,才最终摸索出破坏城墙的窍门。

除了利用地形地物和筑城工事外,日军在防御中还有一大法宝,那就是毒气。日军当时装备的毒气主要有三种,分别被称为绿剂(催泪剂)、红剂(催吐剂)和黄剂(糜烂性毒剂,如芥子气、路易氏气)。这三种毒剂的威力由低到高,黄色剂伤害最大。1937年7月28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方面提出允许使用绿色剂;1938年4月,日本陆军确认中国军队不存在使用毒气进行反击的风险后,因此允许使用红色剂;1939年5月,日本陆军批准在中国战场使用黄色剂。在抗战期间,日军在每一次防御作战,尤其是遭到中国军队猛攻的情况下,几乎都会频繁地使用毒气。包括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都曾被日军的毒气所伤。在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在东团堡、榆社城等地困兽犹斗时,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毒气罐,甚至依靠空军空投毒气弹。

主动出击,援兵在望

工事也好,毒气也罢,至多是延缓中国军民的进攻,并不能够让日军逃出生天。日军在防御作战中,特别强调部队要主动,一方面处于防御状态的部队,必须要主动地发动反击和突袭,另一方面,要求周边其他各股日军必须要迅速而主动地发起救援行动。在抗战中,日军很善于派出小股部队迂回渗透到中国防线侧后,突然占领关键节点,然后就地坚守,等待后续日军到达。而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日军在遭遇优势中国军队围困时,仍然会不断发起反冲击,李宗仁将军曾将日军这种习惯称为“毒蛇的天性”。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在被中国军队重创后,撤往泽县。但到达之后,日军却没有消极固守,而是围绕泽县四处出击,先在双山潭山以南发起反攻,然后又在税廓方向出击,中国方面在日后的战术总结中也不得不称赞日军是以“战术之攻势,达到战略守势之目的”。

除了日军战略战术要求的防守反击外,在防御中,日军基层部队时常会自行决定发起反击。自西南战争开始,日军的小股部队在防御战中就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或叫“独走性”,讲究在精确射击与白刃突击配合中,连续发动自发的反冲击,大部分这类行动都不受上级指挥官的控制。实际上由之前的军事传统和基层日军指挥官天生的侵略性和兽性,无论是中国战场还是日后的太平洋岛屿防御作战,日军防御作战的底层形态几乎都体现为班排级别日军各自为战的主动防御。

我们都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是什么支撑了日军在防御中不断进行反冲击?答案就是援兵。在抗战中,日军对中国军队形成了绝对的机动性优势,一面是日军可以凭借骑兵、装甲兵和摩托化部队进行快速行军,另一方面是日军掌握制空权,可以对中国军队的行军序列和后勤补给线进行不断的袭击,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军队的机动能力。而在机动性优势背后,其实还有日军的通讯优势。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凭借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辅以信鸽、航空投信等手段,建立了一张庞大而高效的通讯网。当某一地的日军突然与周边失去联络时,周边日军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判断失联的原因,进而派出庞大的援军迅速接近作战区域。在正面战场上,除第三次长沙会战等少有的几次战役,日军部队因为孤军深入而遭到中国军队围歼外,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军队既抓不住机动性占优的日军,又担心在包围日军后被云集而来的日本援军反包围。这种情况在敌后战场上同样存在。前面我们曾提到关家垴战斗我军没能全歼日军的主要原因,就是2000多日本援军不计损失拼命冲向关家垴。

但是,随着中国战场相持阶段走向尾声,日军损兵折将后,逐渐丧失了互相援助的能力。在松山战役中,日军除了成功以空军向松山提供聊胜于无的支援外,地面部队根本没能接近松山。而在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认识到破坏日军机动力和通讯能力的重要性,并且通过独特的人民战争手段,发动群众破路拆桥,将日军布设的电话线剪断,将电线杆放倒,同时利用围点打援等方式,逐渐将日军压缩到有限的据点中,最终彻底剥夺日军的机动力。到1945年,随着大反攻的开始,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逐渐建立起炮兵,同时建立了稳定的火炸药供应,日军赖以苟延残喘的防御手段最终全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