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的病根究竟在哪儿?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许华 | 发布时间: 2019-01-03 | 242123 次浏览 | 分享到:
为什么在19世纪末的这场海战中,看似更为庞大的北洋海军会遭遇如此惨败呢?

隔海相望的海军发展竞赛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之后,两国都面临被西方列强侵略和吞并的民族危机。以30余艘舰船和万余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闯入中国的宁静海湾,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兵员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清廷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部队和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同样,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一支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浦贺港时,不过是4艘军舰,却使日本德川幕府政权十分惊恐,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对外开放门户。


鸦片战争使清廷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促成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睁开双眼去观察世界,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魏源、林则徐等人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们建议并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战略格局。


日本明治政府从建立之初,就对海军建设给予极大关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战略意义,发布谕令称:“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明治政府还以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定以武力征服亚洲的“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大举扩充以海军为核心的综合军备。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海军在装备实力上较日本海军占据明显优势,这对遏止日本扩张野心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中国虽以日本为假想敌,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目的却仅在于防御。清政府从未制定过征服日本的战略方案;日本则完全不同,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到1893年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提出的《军备意见书》,都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侵略目标来做考虑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海军军备竞赛,到19世纪90年代发生转折。由于北洋水师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海上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由于为慈禧太后归政而兴修颐和园和三海园囿、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变得极为拮据。1891年户部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所省银两解部充饷。这一决策使得中国海军的发展停下脚步。


正是在此期间,日本却在加紧完成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而购造的“严岛”“松岛”“桥立”三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中日海军的差距日渐缩小,此前在发展道路上“领跑”的中国海军被落后的日本海军迅速追赶上来,渐渐丧失了此前拥有的优势。


高下分明的战略筹谋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战争。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的地理态势,决定了两国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价值。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计划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


但日军大本营认为中国海军“占明显的优势”,“日本海军不仅没有战胜清国舰队的把握,而且还对它怀有一丝恐惧的心理”。他们因此认为中日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歼灭中国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掌握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在渤海湾内登陆,实现作战的最终目标。


出于上述的考虑和预断,日军大本营在其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侵入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找战机歼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根据海上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设计出三种具体方案:


(1)若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进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陆军实施决战;


(2)若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达成对朝鲜半岛的占领;


(3)若日本海军在海上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本军队则全部收缩回本土设置防线,准备全力抵抗中国海陆军大兵团对日本本土的进攻。


日军大本营的上述筹谋与预案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它对中国海陆军没有做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制定的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鲜明近代军事特点的海军制胜战略,因为这场由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其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头等重要战略意义。日军大本营紧紧抓住了这场战争的“命门”;因此战火尚未点燃之时,日方已居于一种主动而有利的战略态势,这是日方精心谋划的结果。


反观中国的情形则令人遗憾。清廷在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诏书”中说,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一语道出其仓促之间匆忙应战的窘态。在战略上,中国最高当局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筹划与部署,对于战争的各种可能情况也从未做过系统的分析和判断,更未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战争初起,主战者以为日本不过是海中小国,可以一战而胜之;主和者则强调中国海军装备不如日本,认为若不依赖国际力量居间调停,难以取胜。双方所作的都是政治判断,考虑的是天朝大国的虚荣和派系集团的私利,对于海上战场和陆地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均属心中无数。决策者们根本没有将制海权的争夺和得失置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动员和使用其他地区的海军兵力与北洋水师配合作战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根本未作认真考虑;更没有专门组建统一的战争指挥与协调机构。


甲午战争打响之前,中日双方在战略筹谋上的高下之别,就已经使战局发展的天平开始明显倾向于日方了。


消极防御战略的终极恶果


1894年7月25日,中日两国海军初次交锋的丰岛海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此战为日本蓄意挑起,对中方而言,属于遭遇战。但战端既起,中国方面仍未积极周密应对,则为大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出海寻找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李鸿章给北洋海军的训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主张北洋海军实行“保船制敌”的战略方针。以后,在朝廷的压力下,北洋海军虽多次出海,都只是敷衍了事。表面上奔波于威海卫、旅顺口、大同江一线,实际上不敢越出北纬37度线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义上是搜索日本舰队,实际上却是回避主力决战。黄海大海战后,北洋海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部队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先后完成对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海陆合围,使战争的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和中国的战败。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战略层面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近代海军是应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之需求而生长的,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战略历来都是以进攻为主。而中国建设和发展近代海军的初衷则是对海上入侵的被动防御,这与近代海军自身的历史使命相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是为了海外贸易和向海外扩张而积极建设和发展海军的,他们需要与进行全球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相适应的海军舰队,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所有资本主义海上强国对海权的运用都集中在海军战略上,这是以世界海洋为舞台,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清政府在起步建设近代海军时,只欲用海军于守疆土保和局,而不去积极谋求海权,不建立远洋进攻的能力和信心,更谈不到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