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养敦煌|人生如逆旅 此处是吾乡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history | 发布时间: 2018-10-09 | 118246 次浏览 | 分享到:
岁月悠长,世事变迁,敦煌莫高窟最初如何出现几乎成谜。传说是乐尊和尚在此“看见”千佛闪耀,受到感召凿下第一窟。北魏时期,当地和中原信奉佛教的权贵纷纷在敦煌开凿佛窟,渐成风气,百姓上行下效,开凿洞窟的行为成社会风尚,短短三十多年间,仅莫高窟一处就被开凿出近八十个洞窟,隐约可预见今日壮观的石窟盛景。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少名门望族为避战乱移居河西,来到敦煌。他们不仅带来了财富和先进的文化知识,也把对佛陀的信仰带入敦煌。政治动荡最易使人安全感匮乏,人们在现实中求告无望,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宗教。


在佛教中,佛祖涅槃之后,信徒会虔诚造像膜拜,以表达心中敬畏,为佛祖造像是极大的功德,佛教对造佛供养论述繁多,不胜枚举。佛经中宣说了造佛像的种种福祉:“若有净信之心造佛形象,一切业障莫不除灭,所获功德无量无限……”《大乘佛教造像功德经》中说,官绅富豪刻写佛经,塑造佛像,既可保现世富贵,死后亦可进入西方极乐,平民百姓则有脱离贫困苦海,过上富足生活的善果。

岁月悠长,世事变迁,敦煌莫高窟最初如何出现几乎成谜。传说是乐尊和尚在此“看见”千佛闪耀,受到感召凿下第一窟。北魏时期,当地和中原信奉佛教的权贵纷纷在敦煌开凿佛窟,渐成风气,百姓上行下效,开凿洞窟的行为成社会风尚,短短三十多年间,仅莫高窟一处就被开凿出近八十个洞窟,隐约可预见今日壮观的石窟盛景。


敦煌地区的造像活动从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延续了一千多年,每一个洞窟从构思选址,到开凿甬道、运出石沙、铸造窟顶、艰难挖掘,无不在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类体能的极限。无数工匠一铲一铲挖掘,一笔一笔勾勒,用双手铸就了今日的辉煌。


支撑它形成今日之规模的,除了对信仰的虔诚,更重要是经久不衰的供养人传统。供养人,是那些出资发愿开凿洞窟的功德主、窟主、施主及与其有关的家族,他们不是亲手凿琢佛像的工匠,而是资助工程建造的背后赞助人。古代敦煌供养人在造像时,一般都要画上自己的供养像,写上题名,并撰写愿文,表达供养的动机和愿望。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大都有供养人像,现存人像总数有万余身,题记万余条。


经年累月,正是由于历史上无数供养人的虔诚膜拜奉献,敦煌历经千年的汇聚积累,造就了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敦煌莫高窟,逐渐幻化为一座浩瀚的文明宝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其庞大规模被断代的历史掩盖,得以完好保存,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


元朝之后,丝绸之路衰落沉寂,嘉峪关封闭,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石窟开凿也趋于停止。无人再继续出资凿窟塑佛,善男信女对敦煌的供养几近中断。清末以来,社会动荡,执政者无暇顾及敦煌,更是导致大量珍贵文献和国宝文物流失海外。


直到近代,随着敦煌被重新发现,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奔走疾呼,甚至不惜为敦煌倾其一生,耗尽生命。在他们的努力下,敦煌文化得以重见天日,保存传承。他们对于敦煌文化的供养已经突破了宗教的概念,成为守护和传播敦煌文化的代名词。


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常书鸿,偶然接触到法国人伯希和编著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从此和敦煌结缘,回国后,他下定决心赴敦煌研究。守护敦煌的艰难,世人皆知,临行前徐悲鸿为他的画展作序写道: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


1944年,在常书鸿的促成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常书鸿一行在兰州集结,动身奔赴敦煌,他们身披老羊皮袄,头戴农民毡帽,雇了10头骆驼,沿着河西走廊穿越荒漠,翻越祁连山,每天只能前行30公里,出发时尚属严冬,到达千佛洞时已有春的气息。


常书鸿没有想到,自己来到敦煌首先要做的,是植树治沙,带领大家种菜养鸡,自给自足,与工人一起花费10个月清理窟前甬道的流沙。由于经费短缺,他变卖油画,游说当地官员捐赠做功德,周旋于各级官僚部门,所做之事与他最初所望的文化艺术相距千里。在巴黎时,常书鸿和很多朋友组成过艺术学会,周末要么与同好聚会畅聊,要么徜徉于缤纷的艺术展览,但在敦煌,只有满目黄沙。


当时的宿舍都是小庙和马棚改造的,千佛洞周围40公里之内荒无人烟,更无道路可言,往来运送只靠一辆老牛车,行至敦煌要走6个小时,如遇急病只能等死,常书鸿的二女儿就是因无处投医而夭折。妻子过不惯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辞而别,这件事对常书鸿打击很大,自己仿佛被置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彷徨,经历一番痛苦挣扎,他在大风沙中回到千佛洞,画了一幅《舍身饲虎图》。这幅画取材自莫高窟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常书鸿自比主人公,决心抛弃自身一切,毕生侍奉敦煌这座艺术宝库。


抗战时期,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人相继辞职,常书鸿也接到徐悲鸿寄来的一份来自北平艺专的教授聘书。面对动荡局势下,敦煌人才凋零、岌岌可危的现实,他还是拒绝了离开的机会。1948年12月的上海《大公报》上,刊载了常书鸿的一篇名为《从敦煌近事说道千佛洞危机》的长文,文中写道: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石窟艺术终生相伴。如一份誓言,更是一声敲响世人灵魂的警钟。在此篇长文的感召下,几十名年轻的美术从业者来到敦煌,为守护和供养这片圣地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


历经光阴与风沙侵蚀,洞窟里的绚烂已日渐暗淡。1962年,国家批复一笔巨额经费抢救日益被黄沙吞没的敦煌石窟,洞窟按上门窗以阻挡流沙,电灯取代了油灯,画壁被修复和清理,汽车取代了牛车,研究人员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敦煌石窟迎来新的时代,敦煌学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