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数载 收效甚微:民国时期的遗产税征收为何几度搁浅?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黄金生 | 发布时间: 2018-02-07 | 79456 次浏览 | 分享到:
中国古代受子承父业与父债子还等观念的影响,并没有出现遗产税这个概念。今天,我国虽然不时会有将要征收遗产税的传闻,不过最终都未得到证实。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时期,我国还有过一段短暂的征收遗产税的经历。
2017年年底,备受世人关注的特朗普减税方案中,提到大规模削减遗产税。在得到一些人支持的同时,一些不满税改的人认为,这项减税计划过于偏向富人。美国自由派政治杂志《沙龙》估算,按照特朗普顾问们此前拟定的减税方案,如果未来6年完全取消遗产税的话,仅此一项就可以帮助特朗普的继承人省下6亿美元。

中国古代受子承父业与父债子还等观念的影响,并没有出现遗产税这个概念。今天,我国虽然不时会有将要征收遗产税的传闻,不过最终都未得到证实。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时期,我国还有过一段短暂的征收遗产税的经历。


首次推进


民国征收遗产税在理论上并不存在障碍,孙中山就提出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认为:“行这种税法,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由资本家而来”,可以达到“多取之而不虐”的效果,实行遗产税不仅是在增加政府收入,更是在践行民生主义。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将遗产税列为国家税的一种而明确提出,其推进速度也很快。1914年,北洋政府的法籍财政顾问铎尔孟提出“拟办遗产税说帖及略例”。1915年,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章宗元提出《遗产税条例草案》12条,同年夏,“总统府财政讨论会”以该草案为蓝本制定了《遗产税条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机关发布的遗产税具体条例。

这个条例相当于西方遗产税的简化版,其后北洋政府参议院在讨论时又作了修正。但具体到征收却没了下文,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时局动荡,但更重要的是,与遗产税相关的一些近代法律制度(如继承、登记和户籍等方面的法律)尚未完善,遗产税不具备实施的条件。比如经济学家侯厚培就认为,中国的遗产继承不是依据法律,而是沿袭习惯。中国的遗产继承习惯将在遗产税的征收程序上造成两大困难:其一是中国家族制度下盛行“堂名制”,遗产继承不必更改户名,这种习惯使得遗产的继承人难以确定;其二是国人的遗产继承只需凭乡族证认,不必经过官厅的手续。不经过官厅,死亡调查就难以进行,遗产税也就无从征起。所以,要征收遗产税,侯厚培等人认为,政府应该运用政治力量来改革中国传统的遗产继承制度,废除“堂名制”。凡人死亡后,无论其亲子还是嗣子,均须将分得的财产,去官厅更改户名,相关的继承文书,须官厅盖印;违者其继承不具法律效力。


当头棒喝


之后,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都不时提到遗产税。而该税的再次实质性重启,则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执政之初,国民党力图在财政金融方面进行一系列变革,以增进经济实力,巩固统治,因此整理财政被视为急务。这样,遗产税从提出到立法、制定条例草案和实施细则都加快了步伐。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遗产税暂行条例意见书》,认为,遗产税“各国多施行之,乃理财家所公认之一种良税,遗产非由一己之劳力而来,富家子弟承袭财产,丰衣足食,依赖成性,国家征收遗产税可革除恶习,养成国民独立自尊之意志。”1928年7月,该文件提交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讨论通过。但此时,身为国民政府经济顾问的甘末尔却给遗产税的征收泼了一盆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