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军医的烽火养成路:从游方郎中到专业医生,民族抗战促其发展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周渝 | 发布时间: 2017-11-22 | 86047 次浏览 | 分享到:
从《兄弟连》到《血战钢锯岭》,二战美军医护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巴斯托尼的严冬,还是冲绳岛的酷夏,一旦有人在战斗中负伤,战友呼喊的必是“医官!”“医护兵!”而后医护兵会第一时间赶到。
从《兄弟连》到《血战钢锯岭》,二战美军医护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巴斯托尼的严冬,还是冲绳岛的酷夏,一旦有人在战斗中负伤,战友呼喊的必是“医官!”“医护兵!”而后医护兵会第一时间赶到。欧洲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看见医护兵钢盔上的红色十字架,就像看见了上帝与希望。但同时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光景,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们流行一句话——“不怕死,只怕伤”。战死,痛苦也会随着生命终结而消失。战伤,却很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最后还是走向死亡。士兵们“不怕死,只怕伤”,只因见过太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战争频发的民国年间是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战地疗救与军医制服的发展行过的却是一条崎岖难行之路。

李鸿章、袁世凯开先河

广泛意义上的军医可以说自古有之,早在公元前25世纪,苏美人的军队中就出现了关于军医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军医也经历了从巫医一体的时代逐步发展为军医、巫师分离独立,到了宋代时,军医已是一种职业从医者,且有固定编制比例。这种传统延续到清末,中国引进西方军队制度才发生根本性变革。古代军医与现代军医有很大区别,冷兵器时代,军医的任务是创伤救治与疾病救治,但在机械化战争中,军医的任务则是要对大量被火器造成的伤员进行救治,疾病救治,同时如何通过预防方式来保护军队战斗力。传统军医主要是中医,而现代军医则是西方医学中强调临床外科等治疗方式,更符合战争中负伤者的需求。

现代化意义上的军医制度在中国始于清末。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成为最早引进西方军事医学方式、制度及教育的军队。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了“北洋医学馆”,袁世凯于1902年11月24日在天津训练新军时创办“北洋军医学堂”。李鸿章的医学馆创办后,凡毕业学生,一律分发至北洋海军舰队中服役,后来袁世凯的医学堂也沿用了这一模式,毕业人员分配到新建陆军中服役,形成陆军系统的军医人员。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28日,袁世凯又上奏朝廷《筹设北洋陆军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各学堂折》,获批准后于保定又创办了一所军医学堂。这几所教育机构可以说开创了近代中国史上军医教育系统之先河。尤其是袁氏所建之北洋军医学堂,从晚清一直延续至民国,客观上为后来中国军医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基本延续了清末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军医司同样是作为常设的军医行政单位,由方擎任司长。可惜已身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这时却鬼迷心窍做起皇帝梦,最后弄得身死国灭。袁氏之死使北洋系失去了主心骨,开启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大总统如走马灯般轮换,地方失控,军阀专横,这也造成了军医教育及军医制度停滞不前。就以陆军部军医司(后改为军事部陆军署军医司)为例,从1917年10月起,姜文熙就成为该机构负责人,结果此公在任上一直做到1928年,也就是北洋政权覆灭之时,其间几乎谈不上发展,处于得过且过状态。直到国民政府建立全国政权后,军医制度才进一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