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反蒋派大佬们的动向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周渝 | 发布时间: 2016-12-15 | 9026 次浏览 | 分享到:
西安事变发生后,那些老牌反蒋派头目们的动向成为国内势力观察风向的焦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那些老牌反蒋派头目们的动向成为国内势力观察风向的焦点。12月15日,冀东伪政权管辖区内的媒体就拟了“冯玉祥李宗仁等企图夺取南京政权”这么一个耸动的标题来对西安事变进行报道。报道中说国民政府内部的“冯玉祥等亲苏容共派,及西南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分子,早已开始图取之南京政策”,并认为“其结果,于中日关系前途,必大有影响”,弄得华北一时人心惶惶。
其实事态没有冀东方面宣传的那么严重,此时的冯玉祥居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职,按理说委员长被扣押,副委员长应出面负责统领全局,但从事变发生到事变和平解决,冯玉祥都未发挥统领者的职权,副委员长不过有职无权。那么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此时又有何动态呢?李宗仁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及西安事变,而白崇禧到台湾后虽对西安事变有评述,但无非是说张学良、杨虎城受“共党之煽动,劫持蒋委员长”后又“经蒋委员长之人格感召,全国舆论之压迫,向国民政府请罪”之类陈词滥调,没什么价值。倒是担任过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后来撰文称,事变发生后,李、白皆主张政治解决。
事发后,李宗仁即接到了刘仲容从西安发来的密电,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张、杨二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亟盼副座(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策进行”。 刘仲容是李宗仁于11月派往西安的,他在电文中的意思也很明确,即希望李宗仁能够派白崇禧到西安,旗帜鲜明地站在张、杨这边。程思远说李、白在接到电文后并未立即行动,而是认为应暂取静观其变的态度。13日,孔祥熙也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致电试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李、白以“寒”电复孔祥熙:“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对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李宗仁也持反对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时,程思远并不在国内,他的回忆内容应也是事后听闻,但从事实上看,李宗仁、白崇禧也的确没有如传言中那样,要乘乱夺取南京政权。从历史上看,李、白是老牌反蒋派,6个月前还与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差点酿成一场内战,所以他们主观上对张学良报有同情是正常的。但同情不代表支持,6个月前两广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很大的因素也是桂系与中央军实力悬殊,真打起来胜算不大。此时李宗仁若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学良一边,等于孤注一掷的豪赌,他断不至于冒如此大险。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唱和平论调,静观其变都是桂系的最佳选择。
地方军阀中反蒋最激烈者恐怕要属新疆的盛世才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持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完全脱离了国民政府的控制,态度也一贯是反蒋的。到1935年,新疆学校中关于国民党党义的课程一律被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中收藏的相关书籍被销毁或封存。盛世才还拒绝悬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悬挂象征盛家政权的“六星旗”,行政也自行其是地发展所谓的“苏新关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新疆,“一股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大家都认为盛世才必定会通电响应张、杨。
盛世才的确很兴奋,他一方面命令迪化以及其他各地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外,还要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支持,并准备发排。另一方面,他为了检测部署,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讨论对策。据说盛世才当场出试卷要部下答题,内容核心即是张、杨的做法是否属于以下犯上。收卷后,盛世才发现不赞同张、杨的大都是军人,于是当场说:“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言下之意,即指蒋介石是“反革命”,他支持张、杨的做法。
然而令盛世才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后台老板苏联这次与他唱了反调。当他得知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并指斥张、杨行为不当时,立即让《新疆日报》社的社长万献廷把排字房已经排好的支持张、杨的社论全部撤掉,对西安事变也不再作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