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官网 | 作者:王海晨 | 发布时间: 2016-01-29 | 3045 次浏览 | 分享到:
误读,白天难懂夜的黑

我这人自己现在九十多岁了,我常常想我自己,我是很奇怪的人。……我的性情举动、我的作为、我一切的经历,假如真是谁要写我一个传记,可以说是多彩多姿。假如我自己写自己,我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我客观研究我自己,我是非常怪的一个人,很奇怪的一个脾气,人家想不到的事情,绝对想不到事情是我干的。那就是我,我做的,很奇怪。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跟直军在山海关打仗,秦皇岛在山海关后头,我就说我多少日子没洗澡了。英国兵舰上的人,他说好吧,到秦皇岛,你敢去吗?我说那我怎么不敢去?到秦皇岛去洗洗澡,完了在那儿还打网球,就是跟他们在打。他们回来,送我回来,坐小船回来,他们说,得把你眼睛给你蒙上,你不能看人家战场,我从人家战场后边来的嘛。也是开玩笑。我就说我这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跑到敌人的后头去打网球了。
我自个儿年轻的时候,我这人思想特别,假如说我思想,我不愿意说我自个儿,我这人思想跟旁人不同,我是个特别怪的人啊,我自己承认我自己是个怪人,我有好多的事情非常怪。

什么是“怪人”?一般将言行非同寻常的人称之为“怪人”。北宋有位翰林学士,曾做过户部尚书,名叫叶梦得,他在《避暑录话》中说范仲淹是个“怪人”,怪在何处呢?因为“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更是个怪人。范文正公只是“以言事动朝廷”,张学良身为下属,不仅“数以言事动朝廷”,还动用军队把南京“朝廷”的“皇帝”抓了起来,扣在了西安,扣就扣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又不顾下属和同僚的反对,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亲自将“皇帝”送回到南京。对此,不仅当时的“当权者不喜”,直到今天仍有人“不喜”,而且不解,“每目为怪人”。
1936年,鲁迅在致唐弢的书信中说: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
无疑,鲁迅说的是对的,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另外,正因为任何人都在社会给予的条件下生活着,如果谁能突破社会给予的条件,说话、做事“不属于任何一面”,他不是怪人,就是滑人。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地点是在台湾,窗外是国民党的特务,大门外是国民党的宪兵,但他在屋内对着录音机,大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之所以国民党跑到台湾来,是因为老百姓被逼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大陆老百姓不要国民党了;在谈到“九一八”事变时,他说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大陆人说蒋介石给他下了不抵抗命令,这是共产党为他解过。很显然,按照鲁迅的标准,张学良“不属于任何一面”,当属“怪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