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陆军第15团:“中国通”培训班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阎滨 | 发布时间: 2016-01-28 | 12504 次浏览 | 分享到:
史迪威将军作为“中国通”,洞悉国民政府的腐败,并真诚帮助了中国抗战。也许史迪威就是颇有争议的驻华“中国通”现象的一个缩影。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二战后,美国曾有几十万海外驻军长年驻扎于全球数十国的上百个军事基地。时至今日,在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美国仍留有相当数量的驻军。遍布全球的海外驻军和基地网,成为美国超级大国的象征之一。但在二战前,美国还羽翼未丰,除了“后院”拉美外,美军只有在美西战争后沦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和中国长年驻军。在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中,列强驻军中国并不罕见,当时的美国还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驻华美军也没有像战后的同伴那样在中国为非作歹,惹出像“沈崇事件”那样尽人皆知的丑事,这段历史就成了常被人忽视的尘封往事。

5000美军加入八国联军

美国在中国取得驻军权始自1901年的《辛丑条约》。在此之前,美军已经有一连串和中国打交道的记录。美军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典型的“炮舰外交”,1844年6月,美国公使顾盛带着海军炮舰“圣路易号”和陆战队员来到广州,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军虽没有常驻中国,但在中国近海活动的美国海军曾频繁在华采取军事行动。1854年4月,美国海军单桅纵帆船“密西西比号”的海军陆战队和水手在上海登陆,和英军一起保卫遭到太平军威胁的西方侨民。当1959年7月忠王李秀成的兵锋再次指向上海时,“密西西比号”的陆战队再次登陆上海。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看出了清政府的衰弱无能,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疯狂时代,掀起一波波瓜分中国的浪潮。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侵略行径也激起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激烈反弹。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仇外情绪,1898年11月4日,来自3艘军舰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天津城外的大沽登陆,去北京保护美国公使馆。11月12日,另一批陆战队去天津保卫当地的领事馆。直到次年3月15日,局势缓和后,美军才撤离。这是美国第一次派兵武装保卫在华外交机构。
同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希望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前提下,西方各国与日本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确保这个古老帝国在最衰弱的时期能够免遭列强瓜分的命运。但美国的呼吁未能缓和列强侵略的步伐和中国人越来越炽烈的仇外情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并快速席卷华北地区。
在义和团运动的风暴中心——北京,当局势日趋紧张时,各国普遍担心北京的义和团会进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而清政府保卫使馆区外交机构的意愿和能力都让列强怀疑。当慈禧太后的态度日益转向赞助义和团“扶清灭洋”后,列强决定派兵进京自保。1900年5月29日,从美国海军“俄勒冈号”和“纽瓦克号”两艘战舰上临时凑了50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大沽,乘火车去北京保卫美国公使馆。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成为义和团武力围攻东交民巷的导火索,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列强出兵2000余人组成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从天津出发赶往北京营救使馆区。美国也正式决定出兵参战,从本土和菲律宾陆续抽调了包括陆军第9、14、15步兵团、第6骑兵团、第5炮兵团的一个连以及海军陆战队陆战1团一个营共5000多人马,组成一个旅,来到中国参加八国联军。
美军在7月份陆续下船后与其他国家军队会合,经廊坊向北京开进,沿途不断与阻击的义和团发生战斗。8月6日美军打到杨村,14日,联军攻进北京,义和团对使馆区长达55日的围攻被打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为逼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在勒索大笔赔款的同时,还勒令中国拆除大沽炮台,不许在此驻军,列强却可以在北京到山海关的京沈铁路沿线要地驻军,以确保北京通往天津港口交通的安全。
美军在义和团运动平息后撤离中国,虽然根据《辛丑条约》,美国也取得了在京津地区的驻军权,但直到1911年之前,除了守卫使馆区的100余名海军陆战队外,美国没有派兵常驻中国。只有在长江和渤海湾等地,美国海军亚洲分舰队有几艘巡洋舰和浅水炮舰会来定期巡逻航行。

天津——驻华美军大本营

美国最早在天津曾有过租界。1860年中法签署《北京条约》后,天津开埠,美英法三国最早在天津设立租界。此后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相继在天津获得租界,天津形成了九国租界的局面。但1896年美国正式关闭了租界并归还中国。义和团运动后,美国曾想恢复租界但是未成。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担心中国在中央政权倾覆后,再次发生大规模排外骚乱,纷纷向中国增兵。1911年10月13日,武昌首义后仅3天,美国海军的“海伦娜号”炮舰和一批陆战队员即沿长江而上,抵达汉口保护美国侨民。同时,陆军第15步兵团的两个营从本土赶赴菲律宾补齐缺员后,于1912年1月由菲律宾开赴中国。这是美军正式常驻中国的开端,15团作为驻华美军的主力,开始了在天津长达27年的驻军历史。
15团在天津最初的使命是保卫京津之间铁路交通的畅通,他们受美国国务院的控制,听命于驻北京的公使。在军事上,还同时归美国陆军部直接指挥。列强认为,只有当中国出现稳定的政府、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能够承担起由外国驻军所担负的维持稳定和秩序的责任时,外国驻军才能撤军。
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美国将北京使馆卫队的规模扩充到500人,并在天津成立了驻华美军司令部,由一名准将统一指挥。在此期间,15团曾多次卷入“非战争军事行动”,第一次、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的部队在平津地区多次大打出手。为保护天津和京津沿线地区民众免遭乱兵劫掠,美军曾与其他国家驻军一起,武装封锁天津市区并警戒、疏导过境的军阀部队,客观上保护了当地民众的安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天津民众为感谢15团“保境安民”之举,特地给美军赠送了一座汉白玉制成的中国式牌坊以表谢意。
到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局势大体稳定下来,驻华美军司令部也在1929年撤销。但随后国民政府在华北和侵略势力一家独大的日本关系日渐紧张,美军继续留驻中国,部分原因出于对抗日本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蚕食,尽力维护一战后《九国公约》所确定的在华“门户开放”政策。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华北全部沦陷,“门户开放”彻底破产,1938年3月,华盛顿不得不将15团撤离了中国。那座镌刻有中国民众感谢辞的汉白玉牌坊,也被15团的官兵带回了美国,今天还安放在佐治亚州本宁堡步兵学校里,成为中美关系的一段特殊见证。

最令人羡慕的服役地点

15团的绰号是“Can Do”,来自一句中国化的英语“胜任”。这代表着该团在天津渡过的那段非常特殊的岁月。革命后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长期局势动荡,中国是当时美军在世界上难得的可能随时卷入冲突的地方。对职业军人来说,在天津服役,有机会磨炼自己的职业技能,得到建功立业和提拔的机会。
天津的生活条件对美国军人和家属也很有吸引力。当时天津是中国仅次于上海,最国际化的城市,东方的“购物天堂”。在20年代美国实行禁酒令的年代,中国是可以开怀畅饮的地方。后来大萧条来临时,中国又是理想的避难所。在美元金本位时代,官兵们的薪饷发的是金币美元,美元汇率兑换中国银圆时对美国人特别有利。
在当年的美军海外服役地点中,去中国任职远比去其他国家受欢迎。1929年,一份权威杂志对349名有意去海外服役的军官进行了问卷调查,有163人首选中国,129人选菲律宾,19人选巴拿马,只有14人选夏威夷。
15团军官们的服役条件很优厚,一座有多达10个房间并包含有佣人住所的大宅邸当时每月只要15美元租金,雇佣四五名仆人以及保姆和勤杂工,每月只需支付35-50美元的工资。一位军官的妻子以前住在墨西哥边境的军营时,经常得在沙漠中擦洗煎锅,到中国后却有大量的佣人包办家务。那个时代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一些在本国属无名之辈的外国人,在中国也会被看作重要人物。当年的著名大学教授辜鸿铭在报纸上写文章挖苦道,中国是个奇妙的国家,如果想在火车旅行中享受头等车厢待遇,会讲几句英语就行了。
美军的军内杂志警告那些即将去中国服役的军官们:“你的中国之行,如果有太太的话,那她一定会收集一大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毯、银器、亚麻布服装、绣花衣服、上等丝绸衣料和其他商品,如果按照纽约第五大道的价格购买的话,肯定超出你们腰包的承受能力。”
对普通士兵来说,天津的日子也很美妙。15团在天津拥有美国海外驻军中条件最好的营房设施、以伙食精美、军营内杂役众多、讲究衣着穿戴而出名。起初因为没有租界,美军只能租赁土地驻扎并支付租金。直到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并接管了德国留下的租界。同年,一家房产公司在租界内建了以三排楼房为主构成的系列建筑群并租给美军,中国人称之为“美国营盘”。
这些楼房有三层或四层,每个房间都装有供热、供水和供电系统,每栋楼设有淋浴设施,同时有宿舍、医院、食堂、厨房和仓库,还有大礼堂、阅兵场。礼堂内可以搞室内田径比赛、演舞台剧、放电影。营房外还有马厩、牲口棚、面包房、兽医院、军人商店和铁匠铺。15团在秦皇岛还设有海滨夏季营地,堪称避暑度假胜地,每年夏天全团官兵和军属都会去秦皇岛野营,躲开天津市内的暑热。
从菲律宾来访的美军看了天津的营房后颇为眼红,描述道:“食堂的装修、服务和伙食就像饭店,每个班10人一室住在宽敞的宿舍内,每间宿舍都配有专门的仆人,负责铺床、擦鞋、擦武器、保持室内清洁卫生”。当时中国物价便宜,15团不但供应的食物精美,而且士兵的军饷也足以在中国过上舒服的生活,小兵每个月花一美元就能享受每天刮脸、两周理发一次的服务,每天上午、下午操练一会后还能坐上黄包车去逛街。
当时天津的租界商业区有宽阔的柏油马路和两侧鳞次栉比的商店,长满绿草的街边公园点缀其间,商店橱窗里商品很丰富,和繁华的西方大都市一模一样,紧邻维多利亚公园的维多利亚路号称天津的百老汇大街。一名美国兵回忆道:“这条街的魅力让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天津是最具国际化的城市,在同一条街上,你就能看到一个英国兵,一个法国兵,一个意大利兵,一群日本兵,一个犹太鼓手,一个美国侨民,一个俄国侨民,一个修道士。”
马歇尔在1924—1927年以中校副团长的身份来天津服役,他到任后不久就发现,15团吸引了一大批素质很高的军人,团里很多士兵曾是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军士长,很多士官战时曾是上尉甚至少校,这些老兵为了能在部队继续干,自愿降低军衔留队服役,在其他美军部队中,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在天津与其他国家军队一起驻扎的过程中,军容是一个国家脸面的象征,15团以军容仪表特别出色而闻名美军,甚至超过了自视甚高的海军陆战队,马歇尔刚到天津时,15团官兵穿着战时剩余咔叽布做的夏季军服,颜色不一,从深褐色到浅棕色都有,与同驻在天津衣着美观的英军比,美国兵显得大为逊色。作为一名优秀的军官,马歇尔有办法激发出士兵的集体荣誉观念和自豪感。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到后不久,我团士气大振,每个士兵自掏腰包买来香港咔叽布,定做了一套专在阅兵和节假日穿的时髦夏季军服。” 当1925年底,华北因第二次直奉战争而局势动荡时,北京使馆区的海军陆战队一支分队曾被编入15团,带队的陆战队上尉说,他以前经常和陆军一起执行任务,但15团无疑是他见过的陆军中最优秀的部队。该团仪表整洁,服饰和军人气度一流,把自高自大惯了的海军陆战队的风头也盖了过去。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12月12日发生了“帕奈号”事件。美国海军“帕奈号”炮舰在南京附近的长江停泊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沉,虽然日本向时为中立国的美国道歉并赔偿,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在对华政策辩论中占上风,他们主张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的政策被通过。次年15团正式撤离天津,营房移交给了从北京使馆区赶来的陆战队两个连200 名官兵。
陆战队继续留守天津租界的目的,是显示即便在已经沦陷的华北,美国仍不会认同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和征服。1941年底,这支小部队原本计划撤往菲律宾,但还未及上船,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他们在动身前夕全部成了日军的俘虏。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主持发掘“北京人”化石的裴文中教授为了保护珍贵的头骨化石,通过友人托付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化石带走。但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对美开战,在一片混乱中,化石从此消失。

毁誉参半的“中国通”

美军在天津优越的驻防条件吸引了大批杰出的军官来第15步兵团服役,他们中有几十人后来干到将军,在二战和战后担任要职,其中有后来二战中美军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中国战区美军两任指挥官史迪威和魏德迈,朝鲜战争中先后指挥过美军第8集团军的沃克和李奇微、越战期间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陆军是一支非常小的军队。1923年,美国陆军只有1.2万名军官和12.5万名士兵,该兵力规模一直维持到1936年,在全世界排第17位。在这支小军队里,军官的圈子并不大,因此,曾在15团服役过的军官就成了美军中引人瞩目的一个群体,誉之者恭维他们是熟悉亚洲和中国事务的“中国通”(China Hand,这也是15团的绰号),不屑者则称他们该死的中国帮(D.C.C)。
对当年的中国人来说,“中国通”外国佬却未必是好事。二战中,中美是共同抗日的盟国,但一个“中国通”美国军人如果太熟悉军阀时代的中国军队的话,可能会把40年代的中国军队与20年代的旧军阀军队混为一谈,这是两个盟友之间摩擦不断的原因之一。
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获得国民政府高度钦佩的德国和苏联军事顾问,没有一位到任前熟悉中国,他们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贡献,主要是具备被中国政府看重的职业判断力、人品和热诚。同时代的很多中国人甚至所谓亲美人士,内心其实是极度厌恶所谓“中国通”的,这些中国通对中国人的态度,是租界内的中国人长期打躬作揖和阿谀奉承所培养出来的。他们住在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内,被一群专门侍候洋大人的仆人、保姆、车夫、跑腿、买办们簇拥,不自觉地养成了种族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和习惯。某些中国人急于讨好外国人,往往轻易恭维外国人是“中国通”,吹捧这类外国人聪明绝顶,对中国事务无所不知。这类外国人通常心安理得的接受逢迎之词。一些外国军人行为更粗暴,素养更低劣,气焰更嚣张,被中国人背地里称为“洋兵油子”、“洋营混子”。非常不幸的是,在国民政府中很多人看来,和他们的关系剑拔弩张的史迪威将军,就是这么一个人。
不过很多中国人还认为,史迪威将军作为“中国通”,洞悉国民政府的腐败,并真诚帮助了中国抗战。也许史迪威就是颇有争议的驻华“中国通”现象的一个缩影。

“中国陆战队”

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国民政府提出收回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列强反应强烈,纷纷向中国增兵显示“姿态”。当时英国向上海派出了整师的部队,美国也决定派遣援军赶赴上海。1927年2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陆战4团从加州圣迭戈赶往上海公共租界,与陆战6团、12团,以及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一个坦克排、两个飞行中队一起,组成第3陆战旅。
当北伐军从上海一路向北进军后,除陆战4团留驻上海外,陆战旅的主力被调往天津,以保证一旦局势混乱,能将北京使馆区的美国人紧急撤到天津登船。1928年夏,随着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逐渐缓和,陆战队开始撤离,到1929年1月底,除了驻上海的陆战4团外,其余的海军陆战队全部撤离中国。陆战4团从此常驻上海,被称为“中国陆战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公共租界的防区大致在北起苏州河,南至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法租界止,东至西藏路与英军为邻。与天津第15步兵团相比,上海陆战队的驻地就显得寒酸不少。因为公共租界已经没有现成的军营,美军只能分散租用民房权充军营,全团官兵分驻在西康路相隔不远的一些分散建筑内。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增兵加强对上海租界的防御。1932年2月5日,第31步兵团从菲律宾启程赶赴上海。并与陆战4团会合,成为美国陆军历史上在上海驻扎过的唯一部队,直到当年6月事态平息后才撤回菲律宾。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淞沪抗战打响。在公共租界外,中日两军爆发激烈战斗,当年9月,美军派遣陆战6团赶往上海和陆战4团一起成立第2陆战旅,加强公共租界防务,直到1938年2月才撤离。
随着上海地区的沦陷,公共租界成了沦陷区的“孤岛”。欧洲战争爆发后,1940年8月,英军撤离上海和天津,留在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成为当时中国仅存的非轴心国外国驻军。随着美日关系日益恶化,“中国陆战队”留在“孤岛”内形同人质,一旦爆发战争势必全军覆没,美国政府决定逐步减少兵力。到1941年11月正式撤离前夕,兵力已由正常时的1200人下降到820人。11月28日,陆战4团正式撤离上海,开赴菲律宾。在那里补足缺额后,该团参加了保卫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战役,1942年5月6日,菲律宾的美军投降,陆战4团全军覆没,1500名官兵大部分被俘。到1945年美军解放菲律宾时,只剩下1000名幸存者。
“中国陆战队”在中国驻军十余年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其成员中不乏著名的海军陆战队员,二战中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的英雄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刘易斯•普勒将军都曾在此服役过。不过陆战4团在上海期间最有名的成员也许是该团吉祥物,一条名叫“苏州”的混血小狗。
淞沪抗战期间,驻守苏州河边的美军捡到了这条刚出生的小狗,并就地命名为“苏州”。起先,“苏州”陪着孤独的哨兵一起站哨,后来,全团人都逐渐喜爱上了日渐长大的“苏州”,将它正式接纳为团吉祥物,并授予荣誉军衔,还给它定做了海军陆战队的蓝色制服。当1941年美军撤离上海时,尽管有防疫禁令不允许随船携带宠物,但士兵们还是将“苏州”偷偷带到了菲律宾。在那里,“苏州”和战友们一起参加了战斗,听觉灵敏的小狗经常在日本飞机来临前就向天狂吠提醒战友。后来,“苏州”和战友们一起进了日本战俘营,依靠战友们从很有限的口粮中挤出的食物顽强活了下来,小狗成为支撑难友们熬过日本战俘营地狱般岁月的精神慰藉,与大家一起熬到了解放的那天。
战后,“苏州”和战俘营归来的英雄战友们一起回到美国本土并受到热烈欢迎。它被编入了加州圣迭戈的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成为那里的“正式一员”继续服役,直到1948年去世。今天,圣迭戈的宠物纪念碑上,还有“苏州”的名字。
在二战前几十年的岁月中,美军在中国这段特殊的历史,构成了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史上独特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