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源自地位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作者:魏定熙 | 发布时间: 2016-01-05 | 1136 次浏览 | 分享到:
文 | 魏定熙  译 | 张蒙
摘自《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已获出版社授权

 生活在首都:民国知识分子的优渥生活

随着大众对学术及文学写作兴趣的激增,教授们从印刷媒介和出版商身上赚的钱远比他们的学生多。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上海的大型出版商纷纷向他们求赐书稿,并许以重金。确实,到这个时候,稿费支出已经成了大多数出版商开支的大头。例如刘复将他的《中国文法通论》的版权以两百元的价格卖给了商务印书馆,仅这一次的收入便约等于他在北大一月的薪水。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考虑到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可以享受到每月两百到三百元不等的高新待遇,我们完全能够肯定他们此时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他们并不属于北京最有钱的阶级——根据史谦德援引警察局192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显示,由“富商、银行家和高级官员”构成了北京最富有的5%的人口——但是他们属于占北京总人口的22%的中产阶级。因此,教授们享受着远高于大众的生活水平。其中47%属于“社会下层”,9%属于“非常贫穷”,17%属于“极度贫穷”。

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北京的贫困率与其总人口数一样在疯狂地上涨,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内战迫使中国北方的失地农民大量涌入京城,而北京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又非常有限。1910年代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的西德尼·甘博注意到尽管政府禁止乞丐沿街乞讨,但是“人们在北京的胡同里,仍然能听到乞丐……的行乞声。即使是在大街上,乞丐们也敢追着人力车讨要施舍”。北京妓院的兴盛已非一日,这都归因于大量出入此地的富人们。1911年娼妓合法化之后,政府开始对此行业征税,这导致了妓院数量的稳定增长。根据甘博的调查,北京在1912年有353家妓院,到了1917年夏便升至了406家。

尽管有上述这些统计趋向(可能知识分子还受益于此),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生活得很好。北京低迷的经济保证了物价的低廉,所以即使是不那么富裕的学生也能过得不错。他们可以通过为报刊投稿和做小学老师或家教养活自己。不少公寓其实是失意京官出租的。内城中,尤其是北大沙滩一带这样的公寓特别多。它们大多很便宜,而当时又盛行与同乡合租,这样每人分摊的租金就更加低廉了。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沙滩众多的便宜饭店也是各种风味俱全。许钦文回忆说:“沙滩有着许多小饭店,十几个铜子——半角来钱可以叫一个菜吃,好点的也不过一角钱左右。人家吃回锅肉,摊黄菜,我照例挑最便宜的老豆腐,炒白菜,伙计也同样好看好待招呼我。”据陶钝讲,如果学生愿意预付一个月的饭费,很多小饭馆还给打折。他在北大一年的花销只要250元,其中山东省教育厅津贴80元,县教育局津贴40元,剩下的钱则由家里提供。不那么富裕的学生也经常去附近的京师图书馆,那里很暖和,还有免费的茶水喝。